【新唐人2011年10月1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监狱归宿
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
囚车在颠簸的街道上，足足开了一个小时，绕过了好几条小街后，驰到了一道巨大的铁门前，那铁门旁边没有悬挂任何的标记，他的右侧，一座大约十米高的岗楼上面，隐约可见架着的机关枪和荷枪实弹的哨兵，守门的是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从押车人员的手里接过一张纸，验过以后，便打开铁门栅，囚车便缓缓的驰了进去。
（一）入监
一进大门，左侧是一个很宽的大坝子，大门左侧靠马路的围墙内，是一个高出大坝一米多高好几百平米的看台，若遇到开大会时，这儿便是临时的主席台。
大坝子周围是用木柱和竹子捆绑起来的临时工棚，里面放着许多长条的钳台桌和钻床，马达之类的设备。大门右侧是两排很长的厂房，那里面机器在轰鸣。
这孙家花园原是一个从毛铁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齐的机械加工工厂。许多穿着蓝色背心、背上隐约有劳字标记的犯人，就是这儿的工人。
囚车一进监门，在左侧的空地上停下，车间前方的一排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纪四十岁上下，身着白汗衫的中年人。在双方交接之际，我下了囚车，虽然天气很热，但心却很冷，一阵莫名的颤抖控制了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几分钟后，我从车上拎下了那又破又脏的“行李”。
偌大的中国国土上，被这些小监狱密密麻麻的控制着，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这儿被称为“下水道”。那监狱的墙壁和车间的墙上全是与大街上相类似的标语，仗着警察和刺刀，监狱对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牢牢控制，令人沉默。
十分钟以后，白汗衫领我走进黄色办公楼。我拎着那两捆破烂跟着他，到了办公室门口，叫我站在门外，等他和押送我的人进去办了交接手续，大约一刻钟才走出来，白汗衫在腋下夹了一个档案袋，领着我向那一直通向里面的水泥路上走去。
这时已近正午，车间里的蓝背心们陆续从车间里向外涌，他们看见了我，向我投来了一束询问的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在说：“又来了一个不识时务的。”
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挤在车间外一长条洗手水池边，用木屑和沙子搓着满手的油污。然后，陆陆续续的又走回车间，拿着自己的“碗”，这些硕大而奇怪的“碗”，是用破洗脸盆和铁皮制作的餐具。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有没有有心人，在当时就留下这些难得的历史文物，以作为后辈人对这个时期监狱生活的活证物，就像当年在大邑县地主庄院收租院的展室里，四处搜寻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们的破衣服和破碗一样。
一个臂上套红袖章的人，站在旗杆下面使劲吹着口哨，从车间出来的蓝背心们，在饭桶面前按车间排成了十几个队列。红袖章挨着队列从左到右队清点人数，清点完毕，便小跑到站在队列左侧的，也是穿着白汗衫的人面前报告了人数，只见那人挥了挥手，队列分成两排便开始蠕动起来，鱼贯的走到两个大饭桶边，由站在那儿的炊事员依次发给一盅“罐罐饭”。
接过饭罐的人，将手中硕大的碗迅速伸向菜盆，跟着舀菜的那勺子舞动起来，生怕炊事员打起来的那一勺菜，因碗没有及时凑上去而洒到菜盆里去了。接过菜的蓝背心们便一手端盅、一手端碗，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头向菜盆望，好像要看那舀菜的人今天对自己是否公平。
如此一连串的动作完成后，兰背心们便端着自己的“饭”、“菜”，回到自己那个组已围成的圈子里，席地而坐，并把盅子里的蚕豆倒进硕大的碗里去，一边数着那豆的粒数，几乎无一例外。
我至今还记得，领到手的如果是蚕豆，每一两大约五十粒左右，如果是豌豆，每一两大约是八十粒左右，如果是黄豆，大约每两也是八十余粒。
中午的定量依工种不同有三两、四两和五两三种份额。翻砂和运输工种最高，电工最低，按两数数豆粒可算一种求放心的游戏，倘若吃到的粒数与额定粒数多了出来，便津津乐道向同伴们夸耀称自已运气好。倘若，颗粒数不足，便嘟哝着说自己运气不好，这一顿“输”了。
我跟着白汗衫走过了那足有百米长的水泥过道，再缓缓的顺着石阶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带上的小山头。这儿是一幢很宽的两层楼房，四周围着整齐的花圃，花圃与楼房之间环绕着一条一米多宽的三合土通道，周围打扫得倒也干净。
石梯坎正中是一扇可以滑移的收折铁门。从铁门进入黄楼是一条宽约两米的木地板铺成的通道，通道两边便是一些很大的监房。我们进去时巷道里正在开饭，一些头剃得精光，面容苍白，穿着清一色蓝色囚服的犯人正排着队，在一个饭桶边领取饭菜，与下面坝子里所不同的，只是那盅子比那些参加劳动的人小很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并没有用铁皮敲成的大碗盛菜。
白汗衫将一名正在发饭大约五十多岁的老犯人叫到门口，高声向他吩咐道：“方伯非，这是刚来的新犯，你看现在哪一个组还有空位，安排一下。”说着便独自离去。
那姓方的一只左眼是斜的，大家都管他叫偏花，头发已经花白，他向发饭的炊事员交待了一声，便领着我顺着巷道往里走。
在巷道尽头，他打开了一个小屋的锁，一股霉气向我袭来，我把我的破烂写上我的名字，放在货架上。他又打开了隔壁的房间，从那里取出了一套同其它人一样的被盖和蓝色的衣裤，交给我。
接着又领着我返回巷道，把我带到了门上写着4的房间。那房间足有六十平米宽，地上是木板的，四面是二十多个地铺，每一个铺上放着蓝色的棉垫、蓝色的被子和枕头。那铺位上已坐着十几个人，此时他们都在津津有味的数着自己罐里的胡豆。监舍组长的铺位是靠门右侧的第一个位置，我便由他安置在左边第六个铺位上。
我将所领的衣被放在我铺位上以后，第一个动作便是去领我的中饭。自入狱八个月来我还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早上起得太早，此时感到十分的困乏。当我领过那最小一号的饭盅，顾不上去细看饭面浮渣，也没有去数那盅子里的豆颗数，狼吞虎咽吃下入监的第一餐饭，吃完便倒头睡在刚指定的铺位上。
整个黄楼分为两层，过道尽头便是到二层楼的楼梯，楼上八间监舍中住的全是在车间里从事机械加工的犯人们。住在底楼的六个监房中是等待转到其它地方的新犯人，靠里还有两间特别小的单人禁闭室，底楼六个监舍中一共有一百多名新犯人，包括正在上诉、“案情待定”的上诉者，和从车间因“抗拒”改造，交到这里来进行批判斗争的“反改造分子”。
新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监规，静坐反省和交待“余罪”，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思想，这些年攻击三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或因无法忍耐饥寒交迫而奋起反抗的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凡是不认罪守法，打上诉喊冤枉的，一律都是“反改造言行”。那政策是中共规定的，具有最高权威性，反对党的政策便是反党已是无疑，因反对错误政策而划为反革命的，也一律只好自认倒霉，于是“申诉”不断。申诉再次触及中共的逆行倒施。
申冤越多，当局施加的压力也越大。
解决这个无法调解的矛盾，便是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这楼下的“新犯组”，经常开斗争会，吊水桶、捆苏秦背剑、以“端正态度”为名的拳打脚踢，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那时间常因公开喊吃不饱，或因饥饿逼迫“企图越狱”而送来批斗的人特别多。
以“吃不饱”为内容的斗争会，往往开起来变成了对现实的控诉会，红毛犯人常借人之口，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成了对当局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儿的白天十分热闹，骂架声、打人声、充斥着这里。
清晨五点钟，东方还没有显出鱼肚的白光，监舍外花圃里欢叫的蟋蟀还没有停息它们的鸣叫，整个监狱还浸沉在黑夜的迷濛中，那令人心惊的高音喇叭，便用它的尖叫声刺破了监狱上空的宁静。
“东方红”开始曲后，便是那单音调的呐喊：“社会主义好。”这调门没有改变，歌辞却作了修改，然而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咒骂，还是对右派分子的咒骂，一清早刚睁眼，就被它弄得神经兮兮的。
大监各监舍的组长立即从铺位上跳起来，用脚踢醒那些入睡还不到两小时，此时还沉睡在梦乡里，困乏不堪的“劳动力”们！他们中大部分人大约在凌晨三点钟，连脚都没洗，和衣而眠躺下的。
一分钟以后，那杂沓沉重的脚步，逐渐向楼梯口移去，一阵下楼的咚咚响声以后，脚步又经过我们舍房门外的过道。
木地板上的敲击声和四壁的回响，使我们睡在楼下的的人再也无法安睡。刚刚熄去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灯和岗楼上的强光探照灯都一齐打开，在强光的护送之下，一群蓝灰色的影子忽长忽短的由广播乐曲伴送着进了车间。
接着便是隆隆的机器声，把整个的工厂淹没在“跃进”之中，大跃进的又一天就这么开始，隆隆的轰响一直在监狱上空盘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新犯组规定住在这里的犯人，早上六点钟起床，按照监规的规定，起床的哨声一响，全体人员都必须爬起来背靠着墙静坐反省。等到七点钟，值班的管理人员打开监舍的门锁，大家才走出铁门，在大楼右侧的洗脸池中取水洗脸漱口。
七点半钟，炊事员送早饭上来，八点以后，吃饭完毕便开始监规学习，或继续前一天晚上没有开完的斗争会。斗争会是新犯组的主要内容，晚上依然是这种堂会式斗争会，有时一直开到十点钟还没有结束。
与看守所完全一样，这儿被押者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及时发现，斗争会是不断发生的，只是平时生活比起看守所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饭后的休息时间被允许在黄楼周围散步，可以围坐在花圃周围捉虱子。
我们监舍三十多名新“犯人”，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水肿病，即使很年轻的人行动也很吃力。平时无论是开斗争会或在花圃边纳凉，谈论的主体必是“吃”。
晚上开饭，全监人员不分工种一律二两，开饭中，端着硕大的洗脸盆改制的碗，再次重演“大碗”跟着炊事员手中的勺子上下飞舞的戏，当所有的人按次序打完两瓢以后，桶中的饭一般都有剩余，于是便挨着次序每人再添一瓢直到分完为止，如此的分配叫“分尾子”。
大监不同于小监，那装着稀饭的大黄木桶虽然已被刮尽舀完，但那附在桶壁上所剩余的残羹，是无法用瓢清理干净的，所以每次分尾子到最后一人，炊事员便会将桶交给那个人，任他用手指细细地在桶边抹净，有时遇到稀饭较稠的时候，那从桶上抹下的足足有两瓢。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大坝子里抹桶的事，让新犯的一个名叫王三的小伙子盯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趁炊事员在坝子里分稀饭，没空光顾小监送饭的机会，混在上班人的队伍中到了大坝子里。等到尾子添完了，他便马上端着预先准备好的“洗脸盆”，接过那最后一名犯人用瓢已刮净的饭桶，正用手细细的抹刮那大木桶里的残羹时，新犯组正四处寻找他，方伯非气急败坏的报告值班干事。
当两个套红袖套把王三在坝子里捉到，像拎小鸡一样送到方伯非面前时，仔细看王三，那光头上还沾着在刮桶时糊满的稀饭浆，一面还喃喃的叨念那脸盆里已经收集了足有一瓢的“稀饭”。
王三成了我们监舍当晚斗争的“对象”，这王三说来聪明，他发现了任何人都没有发现的意外食物，为了王三这种“浪漫”，黄楼小监里的一百多号人被管紧了几天，不准我们走下那石梯阶。
虽然大家同是被中共残害，但人心不蛊，想从这地狱里象狗一样爬出去的人到处都是。祸从口出的意外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告密，更无所谓可耻。为了给自己已经很苦的日子，少添烦恼，所以我对紧邻的前后铺，有一种特别的谨慎，前面铺位上那位，因扶乩而入监的一贯道首，从不与他交谈。
（二）张腊元和王大炳
我宁可同不善言谈、口钝舌讷的张腊元、王大炳交朋友，他俩都是长寿地区的农民，凭我的直觉，感到他们质地纯朴，虽文化层次极底，但与他们相交起码少了提防之苦。
黄楼右侧，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坡道下面，是铸工车间倾倒化铁炉排出的炉渣和废铁芯的地方，每天从监房清扫出来的垃圾也倒在那里，所以有些破布、用废的围腰、手套等物。我很快注意到，他们俩人常来这里捡些破布，洗净后用来修补自己的旧棉衣。日长之后，我也跟着他们在这里捡破烂。
有一天，我见张腊元独自坐在这里发呆，从他那瘦削的肩头侧面望去，只见那清瘦的脸上厚厚的嘴唇微微擅抖，好像哭泣过，可是眼里并不见泪水。王大炳说他这样对着臭气，可以蹬上一个上午，发呆以后，长叹一声慢慢离去。
从他记事时就没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时相继亡故已说不清楚。十几岁开始，跟着哥哥嫂嫂生活。农村中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就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开始了缺吃少穿过日子，从十二岁开始，他跟着哥嫂每天在生产队的土地里挣工分粮。
后来小侄子出生以后，晚上带孩子的事就交给了他，白天干活已很劳累，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保姆那样对孩子按时施尿，尿床是经常发生的，而他哥哥便经常迁怒弟弟身上。老实巴交的张腊元，身上到处是他哥嫂用柴块给他留下的伤痕。
一九五八年，只有十七岁的张腊元，由于天生的呆笨，哥嫂不仅克扣他的口粮，把分到的很少的谷米，留给自己的孩子。并把剩下的杂粮糠菜分成二盆，一盆主要是糠拌红苕滕是专给张腊元准备的，另一盆加上包谷面是留给自己的，吃饭时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了再端出他们自己的。
被打傻了的他，明知这是哥嫂对他的虐待，但却不敢说。饥饿的张腊元很快得了水肿，他只有拚命在山上寻找野果野菜充饥。日子久了弟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时，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饭盆里去抢饭，嫂嫂被他突然的反常惊呆了，拿起饭瓢往弟弟头上猛砸，哥哥闻声从里屋走出，两个人给张腊元一顿好打。满头血迹的张腊元看到了灶旁砍柴的斧头，猛然轮起了斧头……
血案酿成，张腊元投案，本来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脱下衣服，显示哥嫂给他留下的无数伤痕，然而，善良而可怜的张腊元，口口声声说他杀人该抵命。
法院根据邻居的介绍和他的年龄免去他的一死，判决了他的无期徒刑，在孙家花园关押了几个月，便转到了南充监狱去了。
我们短短相处两个月，他那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睛，却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无期徒刑对于张腊元公平吗？他的罪孽又是谁造成的？每每我在回忆到他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张腊元被押送南充后，新犯组的室友中，我唯一能诉衷肠的人便是王大炳。
根据大炳的自述，他早年丧父，母亲在艰难的岁月里为了抚养他和弟弟两人成人，按当地农村中的普遍情况，找一个能维持生计的劳动力嫁人，于是在生活逼迫下嫁给了当地一个李姓的小光棍。后来，年仅十六岁的王大炳，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重庆一家工厂当临时工。没有多久，合作社成立联社时，姓李的抛弃了人老珠黄的王母。
家庭的不幸和变迁，重创了他的母亲，母亲吵不过那个姓李的，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他们的房子晚上失火，蛮不讲理的继父，一口咬定是王母故意想烧死他，理由是火灾的现场发现了一双烧成半截的女人花鞋，而有人看到失火的当天晚上，母亲曾提着那双刚洗过的鞋进了厨房，母亲被领着民兵的李姓队长痛打一顿，抢去住房。
闻听自己的家被姓李的强占，母亲受伤，露宿街头，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长寿，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更低估了农村里中共党员的横霸，母子三人抱头痛哭以后，王大炳和几个同伴将这个事写成控诉材料在工厂散发，并被工厂保卫科以煽动反革命传单立案起诉。
苦难使我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劳改工厂
我在新犯组只呆了三个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钳工组，正式成为这支监狱创造财富的无偿劳动力，并在大跃进的尾声中度过了最后两个月的通宵夜战。
最开始，我被分配到制作电机转子用硅钢片的冲模钳工一组。里面放着十来张宽大的钳桌。每张钳台上安装着六至八台数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钳，可以容纳八个人在上面同时干活。
我刚到车间，钳桌上钳工工具和马达的另件混堆着。从马达机壳，转子绕组、硅钢片和螺丝螺帽锉刀宰子等等无序的堆放状况便知道，这是一个管理极差，章法极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类似中世纪的工奴，没有习惯，也没有时间来清理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铁货架上杂乱的堆放着零件，弄不清正在组装的，还是报废的。
把我引来的“红袖套”向我介绍，其中一位大约五十来岁，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孙经海，是整个钳工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后来听大家说它是一位八级钳工，当时，整个重庆市像他这种级别的钳工屈指可数，能凭手工制作零级块规。是这模具组的掌火人。
先于孙经海以前的钳工组技术负责人，因制作模具冲出的硅钢片用来装机后，发生温度超过技术标准而报废了一大批马达，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并流放外地。
那百吨冲床还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汉阳造，属前清张之洞时代的遗产，早已报废，加上测量手段几乎只有一个百分表，在配制时没有磨床。孙经海口中不说，心中却犯着愁。以为这简陋的设备和加工条件搭上一只手不说，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辙就是喊冤也没用！
从此以后，直到从孙家花园调出，我便与铣刨组编在一起学习。
划线平台的后面并列着两台冲床，靠广场的一台便是夺去了孙师傅右手的100吨冲床，是一台大约服役了几十年的老掉牙的设备，稍不留意便会造成硅钢片批量报废，或打烂冲模。横过车间中过道的左边安放着四台铣床和三台立式钻床，四台铣床中最大的一台旧式铣床，是当年中共新华社印刷传单的大型印刷机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铣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开外，但精神挺好，穿着的那件补丁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显出它与常人不同的身份。经过介绍，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内战时期任过浙江金华县的“县太爷”，在国民党部队中供职汤恩伯部下，任少将军衔。那段日子他终日沉默寡言，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
与他同机床共事的是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年青人，名字叫陈旦，外表看去很老实，甚至有点招人怜悯。
这台卧式铣床的后面摆着两台立式铣床。一台较新铣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苍白而浮肿。另一台铣床上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平时阴阳怪气的，永远是打不湿扭不干的那种。
我刚调进车间时，陈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来我的划浅平台找我聊天，说他从前是××中学的学生，因家贫，读不成书流浪街头，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图。后来每次吃饭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来。
有一天晚上陈旦从沈师傅的工具柜里偷了一块肥皂。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便为难别人，颇有些为陈旦不平，便注意地听起来。只听见那姓潘的愤愤地喊到：“你真没出息，年纪青青就知道偷，进到这儿来还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里厌恶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脚下踩的作风。虽然我知道，那时间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凭票供应，每人每季仅1/4联，车间里发给大家用来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碱和锯木面。
只见那年青人好像很可怜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下班晚了一点，碱盆不知放那儿去了，我看沈师傅的工具柜开着，顺手拿来用一下，就忘了还回去。”他不停地眨着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吼道：“不，你这娃儿不老实，上个月还偷了我一块毛巾，国庆大检查才查出来，你是惯偷。”“真不要脸。”潘老汉继续在升温。我感到过分，他还不是因为太穷才偷，在今天这种物质条件下，谁也犯不着为这么一小点肥皂而遭人辱骂。我一边听着铣床组传过来的七言八语，心里很为陈旦不平，也对那潘老头产生了反感。
没想到过了才一个星期，负责洗刨组的张管教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大大地训斥了我一顿，他把我向陈旦讲的很一般的话，例如说：“形势大好什么都买不到”、“大跃进吃不饱”、“活有你干，饭不让你吃饱”全都抖了出来。
他严厉地警告我说：“政府看见你年轻，又是机械制造专业的，才相信你，允许你单独行动，你还反动本性不改，在监狱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后，要我立即写出反省，否则就要召开车间批斗会。
我着实地小看了这可怜巴巴的陈旦，没料到，与我做出伪善友谊的他，竟会用我的话来表现自己。
从此以后，我对刑事犯罪的人特别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体会到，为什么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劳累的监狱中，人们缄口不言的原因。
外也开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对待他的学徒，平时又为什么冷冰冰的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开始接近和交谈。不过，看得出他在告诉我有关他的身世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并不作评论，也不讲他的感情，在那种环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点到为止。
从他的介绍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战场上与中共打过很惨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准备潜入香港被中共发觉抓获。当时没弄清他的身份，在广州复了两年刑，刑满后回到重庆，正逢大镇反，他便在枣子岚垭被捕，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来的伤悲告诉我，他内心一直牵挂着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爱人。也许就因为这种身份，把我们俩联系起来了。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监狱中的挚友和老师，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含着未能伸张的怨恨离开人间。
（四）邂逅蒲世光
由于我的特殊工种，我被允许在所有车间单独的走动，被允许单独上厕所。当时的厕所在翻砂车间旁也只有一个。有一天，我正解完大便，忽然看见邻位置上冒出了一个很熟悉的面孔。“蒲世光”，我几乎惊叫了起来，这位当年青年团治金系团委书记，曾以人很难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的大字报，并因此而定罪为组织反革命集团。
我在学校并不认识他，后来，他被捕时，我也只在治金系大门口见过，他被捕后，我们七十六个同学被押往南桐，从此与他断了音信。当时，只觉他怎么会为家庭有问题的“阶级异已”者鸣不平，并因此而蒙冤，所以，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印象却很深。
两年后，经过南桐的煅练，对他深刻的印象中渗入了一种敬佩。在这里，他突然的出现并被我认出，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了。然而，他却并不认识我，他见我招呼他，反而非常诧异，转过头去看了看与他一同上厕所的另一个人。我只问了一句：“你在哪个车间？”他用手指了指外面，回答我：“翻砂车间”，便带着一种疑惑匆匆离去。
由于连续的日夜鏖战，几乎没有时间洗衣服。冬天到来的时候，有时连续一个月没换过内衣，也从没洗过澡，加上转运站来往人员复杂，衣服和被盖上染上虱子习以为常了。坐在过道里，脱光衣服，用指甲掐虱子是空余时间的一种消磨法。人在那种环境下，同乞丐已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虱子令人烦恼，所以每当化铁炉开炉化铁的时候，便会有人通知各车间去那里烫虱子。那方法极为简单，只消拎着铁桶装半桶水，将化铁炉内排出来大块的带着火花的炉渣，用铁钳夹进盛水的桶里，在一阵爆炸声中，水桶中的水立即就会沸腾，然后再将长了虱子的衣物按进沸水中……换下来又臭又汗内衣，没有肥皂去污，就只有用这种方法兼去油汗。
借烫虱子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彼此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询问了我们去南桐的同学情况。我告诉他。去年杨治邦，李天德他们被抓进监狱了。问他碰见过没有？他摇摇头说：他不认识杨治邦们，也不曾听过此事。
接着便介绍了他自己的经历，自从五八年夏天，他从学校被捕后就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重庆检察院以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对他起诉，这使他愤怒不已，在预审中，他要提审他的人，拿出“集团”纲领和组织成员的证据来。法院明知给他定的罪是强加的，于是回答他，非团员呼声编辑部，既是一个编辑部，那一定是一批人，还要他交待其它成员，只经过一次预审，便一锤定音了。
蒲世光就这样在石板坡看守所泡了两年，“最后以趁中共整风之际，书写反革命标语，大字报、策划反革命组织，猖狂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大罪极恶，处以廿年徒刑。这可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当时，真要处以极刑，那又怎样呢？当法庭向他宣判时，蒲世光毫不犹疑地向法庭申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判处后，蒲世光便被送到这里，殊途同归，我们终于从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遭遇走到一起来了。相同的归宿告诉我们，我们是同一个政治目的牺牲品。
他告诉我这里共三个车间：铸造车间、金工车间和电工车间，并说出它们的负责人，看来他对这儿的情况很了解。
刚来的第一天，新犯组的李队长问他，判了多久的刑？“他爽快地回答说”：“一天！”“什么？”“一天。”他重复地回答着。李队长被这种明显的轻蔑和作弄惹恼了，立即厉声训斥道：“你给我放规矩点，这不像你在重大可以胡说乱言，老子对你的狂妄可以铐你，斗争你。”
然而蒲世光却笑了笑不紧不慢的回答道：“这刑期可是你们给我定的，这话也是你们讲的，怎么就不认？”“你敢顶嘴：你敢嚣张，你以为打不掉你的气焰是不是？”那姓李的毛小子狂怒了，当下安排了晚上开斗争会。
晚上斗争会开始了，姓李的问道：“你说，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向政府说话？”他对着到场的陌生面孔，不紧不慢答道：“一天等于二十年，可是你们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判的就是二十年这也是你们法庭判的。我用你们自己说的话回答你，你怎么就听不懂？向我一个小犯人发火？”斗争者哄堂大笑，连那李姓的干事也忍不住把脸扭了过去。
用轻蔑的态度，讥讽鞭打横蛮的人实在是一种上智，何必为自己的不幸而伤心？笑对着暴政，笑对着今天，这种高尚的德行，可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修成的，“推古验今，所以不惑”。看来这位同学入门了。
我们本约定，下次开炉时，再在这里约见。可没有料到，五天以后他便被调走了，后来他到那里，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平反后，同患难生还的同学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在人间？他的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笑谈，却至今还流传在我们之间，与他的音容笑貌一起！
与蒲世光相见前后的日子里，我又在金工车间，邂逅南桐看守所认识的“319”。那是为解决一个车头箱的主轴孔加工余量不足该如何捕救时，我到了车工组那架老八尺车床上，当时他是这台设备的主机手。我最先认出了他，自从南桐看守所斗争以后，他被很快调走，就没听说过他的下落。至于当时在看守所，他如何会严重到像死囚犯那样截着全刑具入狱，我就不得而知了。
冬天渐渐来临，1961年最后的岁月充满了寒气。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在黄色的灯下触摸这些冰凉的铁块，全身都会发抖，人们说肚子里没有货，身上当然是冷的。但除此之外，我常常被一种内心寒冷所控制，废品一天天的增多，那位主管金工车间的分队长，成天红眉毛绿眼睛的盯着致废的工件咆哮，虽然有时参加斗争会的人，听着听着竟闭上了眼睛打起瞌睡来，他们显然是太疲劳了。疲劳得连这位分队长操起铁棍向他们刺来，他们只是白白眼。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