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2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三章：监狱归宿
第三节：回到南桐看守所
第二次回到南桐看守所，与初来这里时的“学生心态”已不同，短短八个月的监禁，使我再次亲眼目睹了“三面红旗”的成果：人民公社荒芜的土地；至今还隐没在荒草丛中的小高炉残垣断壁；老百姓长期忍受着缺吃少穿而不敢言说。
这年夏天，我在这里看到了赵凡，我俩在放风时相对凝视良久，那晚又勾起了我对赵家弯的回忆，很想找机会问他，怎么也落到我这个地步。但没找到这机会。
看来他与南桐看守所的303，石板坡的08当属同一类型，这是些人类社会的渣滓，曾是“革命”的柱石，当过中共的枪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后来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变成了另一批枪手的牺牲品。毛用权和利作绳子，牵着他们的鼻子围着权势团团转，可悲的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可耻。
而我正好充当了毛皇上登基过程的牺牲品。
监狱反省，使我弄明白划我右派的原因：那用“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层层包装的，已被民国废弃的，一人死罪，满门抄斩的连坐法，进一步为毛泽东恢复，并创意为“烙印”罪。
“成分论”乃是无穷冤狱的源头，在历次运动中被中共击倒的父辈们，被重重地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踩在最底层后，无辜儿女们，便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奴隶，成为中国最大的冤海！这些受害者，越用低沉的哀告以求躲避，越被整得惨！
有一位昆虫学家在他临终前说：昆虫的四肢是那么长，而我的生命是那么短！那是对生物生存长河中，不留下痕迹可怜苍生的惋惜。时间对于人的价值，就在他短短一生中留下些不被人遗忘的东西。
可惜，我竟落到了一个不把人的生命当生命的可悲年代，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真觉得活得太累，那时间太长太难过去，可我观察周围浑浑噩噩的人时，我真奇怪，生命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为了几片肉和几俩粮食，可以费尽心机，这同成天觅食的昆虫有何两样？尤其是那些暂时操纵权柄，肆意浪费别人生命的人，生命对他们实在太溅了！
1960年9月，我带着略呈水肿的身体，背着破被裹就的行囊，提着那口从家里带出来的破皮箱，在警察押解下离开了南桐看守所，到了重庆弹子石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犯人转运站”，开始了我长达十九年的劳改生涯。记得那一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被叫醒，从保管室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便被押上了一辆警车。车出南桐时，最多是早上六点钟。
第四节：大跃进后……
此刻，1960年10月份，我结束了两年多的“右派改造”生活和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仿佛一直在一场漫长恶梦中跋涉。我的练狱还刚刚开始，我将去的地方，是一所更残酷的人间地狱。
我从囚车的窗缝中向外窥望，三个月前当我从南桐到石板坡看守所时，由于双手伤势严重，几乎没有留意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
后来，我从石板坡看守所重返南桐时，囚车的窗门又是紧闭的，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次，到弹子石监狱的途中，承蒙开车人照应，一路上窗门大打开，手上又不戴手铐，我可以附在车窗边上较为自由的，对重庆市的街道容貌好好认识一下。
我想：阔别整整三年，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指引”，经过持续三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再怎么说也应当有一点新的气派。虽然，我在狱中，从新进来犯人的口中知道，市民每月只有十八斤粮食的供应，每年只有五尺布票，街上买肥皂，火柴都要票；买不到副食品，连盐巴也是每月二两的供应。国营食店里经常出现抢饭和面条的故事。
但百闻不如一见，真想看看这城市被三面红旗搞成了什么样子了。
当囚车开进南坪以后，街道便渐渐进入了我的视野：同两年前一样，街道依然是那么窄，汽车行驶在开裂的路面上，因坑凹太多，颠簸不已，所以行驶速度很慢。街道两旁依然是十年前泥墙、夹砖柱结构的老房。这种黄色和灰色的建筑，高矮不一，使街道变得“衰老不堪”。
临街的房子几乎都是平民住房，商店就夹在矮小的平房中，偶尔一幢三层楼略加粉饰后，鹤立鸡群的引人注目。配以横置木匾上写着“××路国营商场”的招牌，几乎成为这条街最豪气的代表。不过，这一天大概不是星期天，出入商店的人并不多。
囚车经过两扇朱红的大门，我看清楚那门边的两排货架上摆着稀稀拉拉的布匹。想来这年头，成衣太贵，贫贱的市民们都是手持布票去商店买布，再到缝纫铺中去打或拿到家中自己裁缝。
往里看去，便是热水瓶、面盆、瓷盅之类的搪瓷用品，从那里面走出来的人手里拿着毛巾、肥皂、火柴可判断，里面是些消耗性日用品，那年代买这些消耗品多半是要凭票供应的。
说到这票，1960年市民每人的布票仅仅三尺，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当时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指的就是三个人一年的布票加起来才够买一条裤子的意思。
这话当是市场的供应实况，没有任何的贬义和夸张，可是后来竟变成赫光头猖狂攻击中国三面红旗，引发“中苏关系破裂”的罪证。
囚车再往前走，街的右侧夹在矮小的平民居舍中，在一个平房结构，铺面很宽的商店面前排成一个长长的队列。那队列是由老太婆和中年人组成，手里各拎着一个竹篮。门上立着的招牌上书：“××街蔬菜公司”，那里面可是人声喧哗，人墙严严实实挡住了里面的货柜，看不清店里的陈设。
我从那拥挤人群的篮子里，看到了牛皮菜和萝卜。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在那里抢着一个篮子，我听见那柜台里传出来争“两”论钱的吵声。
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粗野的骂声，给死气沉沉的街道增加了一点闹意。
囚车继续向前开出大约五十米，又见一个门口挂着：“××街二段缝纫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本店服务项目，其中竟有一项是“补缝归衣”！
看那很狭窄的店面里，悬挂的竟是一些洗净了的补巴衣服！这使我注意到了街上行人们的衣着，与三年前的解放服和中山装为主体的衣着没什么区别，色彩依然的蓝、灰、白，三种流行色。
只是所有行人身上穿的全是补了巴的。区别仅在于补巴的整齐不整齐。那巴很有规律，按上衣四点式：两肩，两肘；裤子三点式：两膝、一垫，几乎是统一的。
还有的几乎连巴都没有，巾巾挂挂的一身，那似乎不像乞丐。不过在那个年月里，老百姓的日子恐怕连乞丐都不如。在这稀稀拉拉的店铺中，这种补巴为业的缝纫铺，生意顶火红。
那个年代老棉布是我国唯一的纺织品，老棉布不经磨，一件新衣服，如果小心保护，最多也只能穿一年就破了。布票那么缺，怎不是“遍地补巴衣，不见新衣人”。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在报上注销，叫“节约是美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毛泽东鼓吹节约仍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
不过在这里，实在同他自吹自擂的“市场繁荣”形成反衬。我不禁惊叹，中华民族子民们忍受饥寒的耐力，堪称世界诸民族之最！需知同一时期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拿出来救援受灾国家灾民的，都难找一件像中国百姓身上穿的千巴万补的破衣服。
已接近十二点钟了，街的左侧，一个很狭门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列。那店的门口挂的木板黑字，写着：“××街二段国营食店”。门口几个戴着红袖笼的中年人正在游弋，突然从店里窜出两个扭成一团的人，并没注意正在缓缓向他们驶近的囚车，囚车紧按喇叭，喇叭的尖叫声并没提醒那两人，囚车被迫停了下来。两个戴红袖笼的人按了过去，一面怒吼着：“把他们两个人带到看守所去，真他妈不要命了。”
旁边站在队列中的人叹息说：“凭什么为二两粮票打得头破血流？”我再去看方才厮打的两个人果然脸上都挂了彩。在红袖章的干涉下，两个打架的年轻人才分开，在司机一再鸣笛声中，围观的人让开了道。
我回过头去再望了望那渐渐离远的街道，就没有看到一处糖果铺和水果铺。它们在长长的街道上消失了。至于肉店，禽蛋商店现在也所剩无几，肉和蛋统统留给蔬菜公司凭票出售了。
整个城市像死一般的沉寂。马路上看不到几辆破汽车，也看不到忙碌的行人，九月炎热的余威还控制着城市，随着疾驰的风带进囚车，带进我耳朵里的是一些隐隐约约念经的声音——听得出那是街段的居民，按上级安排组织朗读报纸和文件，传达党中央的大跃进“捷报”。
我感到了疲倦，开始打起盹来，耳朵里隆隆的发动机响声带我进入了梦乡。离家似乎正在靠近。我现在明白，我已经不能回去了。说不定是永远不能回去了，还好，就让我默默无声的离去吧，悄悄的走开，会避免一场临别的大悲恸……
我又仿佛看到了外婆那花白的头。我不敢想，否则我的心会立即出血，二十年后，九死一生的我从新踏上回归的路，他老人家已与世长逝了整整十五年了。我连她的骨灰盒都没有找到，当我将她的遗像放置在我卧室的衣柜之上，我才号啕大哭了一场，天哪！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呀！
弟弟在哪儿呢？可知今天哥就要离去，赴那地狱的煎熬么？想到今后，家的重担将会落在你骨瘦如柴的双肩时，泪就会充满我的眼眶，我哪能回答你稚气的发问：“哥，你怎么会犯错？”今天当改口问：“哥，你怎么会犯罪？”
妈妈，我去了，我知道这些天您比我更沉重，如果说我还有一层孩子的稚气和健忘，保护我幼嫩的神经免受过分悲伤而失常。而您一直在用母爱承受我们四人的所有不幸，现在担忧这一老一少的脆弱生命受到威胁和折磨。
此刻，我只有深深的祈祷苍天，不要再将新的灾难降给无辜的孩子和老人，让我们母子俩在天涯两处，共同面对着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鞭打，十年、二十年！
我知道我将去的地方是我的父亲先我十年去的地方，如果苍天命定了我们父子俩将归宿于此，那么父亲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命运之神会不会安排我们在这里相聚？。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