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7日訊】從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槍聲到1912年元月1日孫中山宣布中華民國成立，亞洲誕生了第一個共和國。很可悲的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只是被劃上了逗號。中共徹底顛覆了這個引以自豪的民主革命成果，用沒有皇帝，但遠比皇帝嚴酷的共產專制奴役著中國人。共產邪靈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浩劫與袁世凱83天和張勛11天的複闢鬧劇不可同日而語。中共統治下8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記錄令所有古今中外的獨裁者瞠乎其後。
更可悲的還有兩點。其一，中共剷除了辛亥革命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要惡搞孫中山，假惺惺地把孫中山像豎在天安門廣場，冒充是孫中山的繼承者，說要紀念辛亥革命。如果只是迴避不了辛亥革命，與其被動挨罵，走走形式倒也罷了。如果只是把孫中山像當作旅遊景觀，那權當是中共的一個陰暗霉變心理。但中共的真正目的是藉孫中山為其竊國和非法執政打掩護，對這一點許多人卻熟視無睹。其二，中共並不滿足於惡搞孫中山，現在進而要把共產專制通過經濟和政治統戰延伸到已經實現民主化和憲政的台灣，不戰而下，而台灣許多人還不知是計，或詳作不知。
歷史像是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皇權帝制經過民國的這一輪迴，被中共這個外來馬列邪靈用共產專制形式複闢了。中國雖然沒有面臨當初那種遭受外強凌辱和瓜分的危險，但中共對民眾的一次次嚴重迫害，中共官員從上到下愈反愈烈的腐敗，中共統治下暴力拆遷、毒食品、訪民等種種社會問題，民眾風起雲湧的群體和個體抗爭等，已使中共統治陷於晚清頻臨崩潰的危局。辛亥革命百年後中國何去何從？人民是選擇辛亥革命的形式還是政治改革的形式改變中國？現實能行的選擇是在辛亥革命和政治改革之間，還是之外？
首先，政治改革不是人民的選項，而是中共的選項，或者說是中共迷惑民眾的手段。也就是說，政改說法會幫助形成“中共仍有希望，仍可領導中國”的假象。即使如此，迄今為止，中共沒有意願真正實行政治改革；當然即使實行了，也不可能解決中共的危機，因此只是癡人說夢或逢場做戲而已。
自趙紫陽之後，政改早已消聲匿跡。因此每當溫家寶一次次喊出政改，總會引起一陣騷動。有人總是一廂情願地把它理解為中共緩解黨民衝突的一種誠意，說要給機會。其實，中共如果真有誠意，它不需要主動去搞什麼政改，只消停止迫害，清算和懲治迫害元兇即可。
從組織上看，中共政改並沒有形成一種氣候。目前的中共高層和知識界並不存在一個類似晚清的改良派（維新派/立憲派），如體制內的光緒皇帝、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又如體制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溫只是個人空喊，實際上在高層孤立無援，孤掌難鳴，無人接應。中共高層都知道這是做不得的事，誰也不願跟著趟混水。
但目前溫也沒遭到打壓。這說明，溫與中共高層有某種默契。溫這種體制內的“異見”應該是經過中央高層同意的政治動作，有意讓溫去放，但又不以正式的名義。作為個人，溫有可能是良心發現或在表白和澄清自己。作為中共的總理，不管溫是真情流露，還是假戲真做，他的淚水漣漣、語出驚人，吟詩作文，都起到了漂白中共的作用。進而，當危機嚴重中共想做一些修修補補的改革時，改革姿態可幫助中共搶奪解決危機的話語權和主持權，屆時又可以把溫過去的喊話納為中共整體的功勞。
從目的上看，中共政改只是為了進一步鞏固現存的中共一黨專制領導，“改善黨的執政能力”，而不是削弱或改掉這個領導或能力，因而其最大容量只是在確立黨的領導下的自我微調，其底線是“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即不會實行多黨民主選舉、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等，其實際內容是“黨內民主”、“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黨管幹部科學化”、“黨對人大的領導方式”、 “行政機構改革”等。排斥什麼，鞏固什麼，涇渭分明。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微調，中共也只騙不做，無恥之極。
從這點上看，中共政改從跨度上和實施上都遠遠不及晚清改良。晚清“新政”的廢科舉、建新軍、派留學生、開闢內閣和諮議局等，雖然均出自鞏固滿清統治目的，但都在努力“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都是有板有眼的具體改革，與兩千年的帝制有劃時代的根本區別，而且項項改革成功。正是晚清改良的實現在某種程度上幫助和孕育出以後的辛亥革命條件。
因為中國問題的總根源是中共，所以就算全部按中共的意思或部署最大限度地進行政改，即把推至極端，中共政改改來改去出了一個獨裁能力更強的中共，腐敗墮落更甚，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反而更難解決了。因此，中共主導的政改絕對不是中國的出路。
其次，辛亥革命的形式是中國的出路嗎？在中共仍在用暴力手段殘酷鎮壓和迫害民眾時，人民用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是一種天然權利，這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精神之一，這是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和王朝更替的必然性所在，這也是楊佳殺警、鄧玉嬌殺淫官得到廣大民眾支持和喝彩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的起義形式是人民迫不得已對付暴政的眾多選項之一。
但這對民眾的代價非常大，理由不言而喻。辛亥革命經過了10多次武裝起義才成功，每次起義失敗都伴隨著砍頭或坐牢，辛亥革命過程也經歷了諸多流血犧牲。目前中共擁有中國歷無前例的強大暴力機器，對社會包括軍隊的控制異常嚴密，無所不入，因此史上革命黨武裝起義以及文學社和共進會滲入軍隊的方式可能性較低。而且，辛亥革命倚重軍隊力量成功不能說跟與其後北洋軍閥11年統治中軍人勢力參政和軍閥征戰內亂沒有關係。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權摧毀了傳統文化和道德價值體系，其邪惡程度完全沒有底線，和孫中山面對的滿清政權無法相比。因此，和平轉型是對民眾代價更小，更有利的出路。
最後，通過深刻揭露中共邪惡的思想啟蒙和人民覺醒，中國已形成大規模“三退”（退黨退團退隊）解體中共的浪潮，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它提供了現實和可行的和平轉型道路，同時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
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前曾有一個思想政治啟蒙運動，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礎。美國革命前有一本叫“常識”的書催醒了美國人獨立的意識，對美國革命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04年11月在《大紀元時報》上發表的《九評共產黨》經過大量在中國傳播，使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中共的邪惡本質，達成脫離中共的共識，觸發了“三退”大潮。
“三退”大潮是在中共鐵幕下實實在在發生著的和滲入各個階層的全民救國與自救行為。近年來，民眾抗暴的群體事件已從06年的9萬起上升到目前的25萬多起，互聯網上一呼萬應的抗共輿論力量，以及中共“維穩”費用超過軍費等，這些已表明中共政權已失去民眾信任，處在總體失控和崩潰邊緣。 “三退”折射出民眾覺醒後把對中共的抗爭轉化為和平、理性而有效的解體中共的過程。經過嚴格和龐大的母本數據分析（不是抽樣調查），從2004年11月到2011年8月為止，“三退”人數已經達到1億人。1億人中退出共產黨的比例是36.6%（3千6百萬餘），共青團的比例是22.9%（近2千3 百萬），退出少先隊是25.7%（近2千7百萬）。其中有14.8%是電腦難以辨認的，列為“不明/不清”這一類。所以這個“三退”比例數據是相對保守的驗證。
依據這個保守和低限的估算，中國已處於即將發生劇變的前夜。目前中共黨員是7千多萬。中共官方刊物透露，若除去長期脫黨的、長期不繳黨費的、長期不過組織生活的，其正常黨員在2000萬左右。另外，城鄉基層黨組織有85-95%處於癱瘓狀態，而黨員信教的就有2千萬。如果綜合中共自己承認的現狀，按保守的估計，3千6百萬餘的退黨人數已超過黨員人數一半。在東歐各國共產黨解體時，蘇聯的退黨比例是22%，東德是8.3%，匈牙利居中是15%。今天中共36.6%的退黨比例已大大超過蘇共的22%。這個龐大人群決裂中共，說明中共的統治基礎已被掏空。也就是說，以史為鑑，中共的突然垮台已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
雖然中國不存在辛亥革命中文學社和共進會打入軍隊的情況，但大量“三退”人群中包含軍隊、武警、公安等，而退了黨團的中國軍人和警察已經投向人民，會更具正義感，更具抗命精神，關鍵時刻槍口自然不會對著民眾，反而成了人民的力量。這一點已經在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中得到了證明。對已經在精神和組織上與其決裂的軍警，中共已從根本上失去了收買和調動他們的能力。這就是“蘇東波”轉型能成功的原因，也是退黨消彌中共於無形之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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