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8月2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没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
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待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
到处都有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毛泽东承认，他把这次运动看得“特别重要”。
延安党的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活动，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情绪。只要他觉得累了，任何工作—会议，甚至重要的报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国内是一片欢乐景象—礼炮齐鸣，祝贺我们红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在昨天庆祝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的解放。
———-
刘少奇正在对中共各领导机构的人事进行调整，这个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入夜，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延安及其近郊。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灯火。
方才我走出窑洞，俯视山谷，只见漆黑一片。没有听到太平沟卫兵的脚步声和口令，但每条道路都有卫兵巡逻。
1943年8月7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开开着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我说，从1928-1938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我想我是惟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得一个人来。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我表示感到惊奇。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毛几乎喊叫着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我临时走，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份子”辱骂了一番。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份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