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7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陷入阳谋的初生牛犊
第四节：被揪斗的日子——扭曲人性
在井口参加劳动锻炼的大军，一直到年底前最后几天才回到学校。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同班的同学，相别了两个多月，竟没有一个人问起我的病情。他们见了我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再没有以往的玩笑和亲切的交谈。尤其是没有见到马开先，我更感到疑惑。
我偷偷向刘玉华询问，她很神秘地反问：“你还不知道？你慢慢就知道了。”同寝室同学的冷漠态度，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
1958年元旦后五天，陈思和郭英华把我叫到一间教室里，拿出我年前交给他们的那份“检讨书”。陈思十分严厉地训斥我：“你这叫什么坦白交待？给你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你白白放过了给你的机会，你那个材料除了替自已辩解就是隐瞒，照你所写的，还有什么右派言行？”郭英华也一脸怒气地说：“既然你的态度如此顽固，那么从明天开始就向全班同学交待吧。”
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从中学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怎么突然变了脸？变得狰狞可怕，想到前年清理胡风集团的漏网反革命份子时，一位高年级同学，被隔离反省，没几天便被公安抓入监狱。想到这里我十分害怕。
第一天的批判会叫我坐着辩论，全班同学显然背着我开过“准备会”。我注意到马开先没有到场。青年团组织委员刘大奎是这次批判会揭发我的主要发言人，他是我中学六年的同班同学。
我们曾在一起偷过学校香蕉林种植的西红柿，曾经趁黑夜把学校过河的小船偷走，划到对岸去“夜游”，寒假时在一起打过野狗，在寝室里偷偷煮了“改善伙食”，我们还捉弄过班上一位年龄比我们大五岁的女同学，捕风捉影硬说她与班主任老师“偷情”，弄得来全校当成威廉希尔体育官网传播。
总之，一切孩子干的调皮事我们都一起干过。后来由于我父亲被捕，我变得老成起来，这种调皮事才收了手。中学毕业，我们同时考进了重庆大学同一个班，而且同住在一间寝室，颇有“手足之情”。所不同的是他积极靠拢组织，当了团干部，而我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长期关在青年团的门外。
鉴于这种关系，批斗会开始时我并没有产生恐惧感。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手足之情”也要翻脸不认人，硬说我父亲被捕时，我曾哭过，还说过：“共产党乱抓人”。另外，他还揭发说我背地里经常赞扬大右派董世光。
我试图否认这些揭发，当场争论起来。陈思说，我的检查是在事实面前抵赖，并且暗示说我更为严重、更为关键的问题已经被组织掌握。他再次警告我必须端正态度，休想蒙混过关。
批判会，特别好朋友刘大奎的冷酷，让我心中寒透。这是我第一次偿到斗争会的滋味。难怪我看到斗争自己父亲时，有儿子登台揭发，当场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的。
怎么在政治压力下，人性被扭曲得这样快，这样可怕？
第二天的批判会责令我站在会场的中间，气氛比前一天严肃多了。但我察觉到有一半同学眼里流露出对我的同情，他们并不发言，只是在喊口号时为虚张声势举举手。
上纲上线本是共产党一贯的党风，这一点我已在历次运动中初步领教过了。平时一贯小心翼翼回避政治的我，从来没有去想共产党的好坏，也从来不发表意见，真没想到因为几封同母亲的家信，就被搅进了这次政治运动中。
这么一想，我马上产生了抗拒心理。开始我还承认这些信属于认识问题，但是刚刚说了几句，就遭到了刘大奎和陈思的驳斥，他们硬要把我们母子通信往替反革命份子翻案上套，说我的言行是公然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我横下心，绝不向批斗会屈服。我一口咬定我在大鸣大放中没有说过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话，并且说刘大奎的检举纯属无中生有。
我的拒不认错态度激怒了包围我的同学们，会场气氛开始敌对。陈思说在全校的斗争会上，还没有看到一个被批判斗争的人有我这么蛮横。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
三天的批斗会下来，我被机械系反右领导小组认定是全系右派分子中态度最恶劣的一亇，于是决定对我采用特殊的斗争方法。
（一）曹英主持反右“批臭”会
从第四天开始，年级的反右领导小组长曹英亲自指挥了对我的批斗会。反右以来，他的反右领导小组，在全系组织了几十场斗争会，这人有一种使被斗争的人在他的面前垂头丧气而获得快感的心理癖。
为了满足这种快感，他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全年级二十几名同学都败在他手中，一个个低头认罪，乖乖地戴上右派帽子。
四班的一位女生被他斗得几乎跳嘉陵江自杀，事隔二十五年以后才知道那位女生因拒绝过他的求爱才遭此下场。他得意洋洋夸下海口说，没有在他面前不低头的右派分子，所以他深得校党委的青睐。
那天，曹英将批斗会场专门进行了布置。会场上贴着标语，所有的课桌集中到教室的最后面，反右领导小组的三人成员坐在教室的讲台上，曹英坐在中间。会场笼罩着一种紧张空气。曹英的“三角眼”里，射出凶光。
斗争会开始，他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孔令平抓出来！”
我的心一震，被推到会场中间。会场上响起了口号声，我头脑里空荡荡的，耳朵里分辨不出谁究竟在说什么。斗争会开了一整天，我也整整站了一天，两腿发硬，两眼发黑，心里难受极了。
散会后曹英宣布，晚上不准我回寝室，要在他们指定的房间里继续反省，并写出检查交待。这天晚上，三名党员轮流值班，守着我写了一个通宵检查。
天快亮时，我实在支持不下去，想打个盹。头刚刚伏在桌边，就被值班人在我背上打了一拳。
第二天，我又被带回批斗会现场听大家的辱骂和口号。因为一夜未眠和精神上的压力，我的身体已经渐渐不能支持，耳朵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曹英拿出我早晨交给他的检查材料，当着我的面撕成碎片，一边吼道：“这叫什么检查，重写！”他还骂道：“你这反革命家庭出身的黑崽子，生下来就反动，不过你放明白一点，你在鸣放中写给你母亲的信，她都做了交待，你怎么赖得掉？现在你越是替自己狡辩，你脖子上的绞索就套得越紧。”
第二天早上，我几乎交了一张白卷。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曹英拉长脸，冷笑道：“你以为你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就可以掩盖你的右派本质么？现在根据大家的揭发，你已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老实告诉你，你的那个反革命老子注定了你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毛主席怎么说的，你那反革命家庭和社会地位，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是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你们千方百计想恢复你们失去的天堂。你的出生就注定你对共产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你在大鸣大放中越是一言不发，越是表明你的阶级仇恨深！”
照此逻辑，我便明白，对我进行专政是天经地义的了。既然罪恶在我生下时就印烙在我身上，我这辈子就在劫难逃了。
既然如此，还要开什么斗争批判会，还要我向同学交待什么呢？
又过了一天，曹英突然说：“今天你向全班同学交代你和马开先的关系。”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这么多天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她，她并没有参加我的斗争会。据说她在另一间教室里受到追查，我们被曹英有意地分割斗争。
“你看，这是马开先的交待。”曹英手里捏着一叠纸，狡滑而得意的向我宣示。“你必须老实交待鸣放期间你和马开先发生的奸情。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处份你，开除你的学籍，现在这些丑事，她已经交待清楚了，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此时终于如梦初醒，我与阿先隔绝，原来是工作组的预谋。为完成上级交给的抓百分之十的右派分子名额的任务，反右工作组这几个月来真是煞费苦心！
男女私情是中国封建残余的禁区，现代中国虽不像古代那样，男女授受不亲，但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始终被认为是道德败坏。大学同学中，谁沾染上这种嫌疑，必会招致周围人的谴责，不但父母不容，就是同学之间也会受到冷眼和攻击。
因忍受不了这种攻击，涉嫌通奸的女同学在校园里投湖自尽的事时有所闻。我同开先虽有这种生理上的冲动，但始终不敢偷吃禁果。
今天，阿先怎么会这样糊涂，难道她也痛苦到了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抓屎糊脸”的程度了么？
为什么这种严肃的政治批判会搅进这么一出莫名其妙的绯闻？我来不及细细的推敲了，只是下意识地向曹英吼道：“把那材料拿给我看。”我盯着他手里的那叠纸，他奸笑一声，把那叠纸收了回去。
“把她叫来同我对质!”我冲他吼道，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
正是借用了这一手，会场兴奋起来，批判会立刻出现了高潮，先前一直缄默，并用恻隐眼光看我的几位同学，此时露出来的是鄙视和惊诧。
会场上一片骂声、吼声：“伪君子！”、“下流！”、“装什么假正经！”
那天晚上，我依然躺在那间关闭我的小房里，面前还是那张桌子，桌上还是放着一叠纸，曹英正坐在我的对面。
“何必装疯卖傻，自讨苦吃！”他以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挖苦语气说。“在强大的工农民众面前，哪一个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缴械投降？别说你一个学生，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全国都有影响的大人物，还要写不完的检查，你算什么？你必须下决心彻底认罪，彻底交待，今晚必须写出深刻的检查……”
我不知道如何写完了我最后的一次“检查”。我至今已完全不记得上面写了些什么，那几乎是在曹英一问和我的一答中写下的。
“抓屎糊脸吧！”只能如此了。我写完只觉得六魂出窍，恶心想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伏在那桌上呼呼大睡，梦中突然又被一阵震耳的口号声惊醒。
曹英已经走了，屋里静悄悄的，就我一人，我向玻窗望去，黄黄的灯下面，照着一个蓬头垢面的鬼！我心似刀割般难受，脑子里又开始膨胀起来，耳朵里还响着那可怕的回音：“反革命的儿子必是反革命。”
我想，自己是不是神经失常了？我想起那些疯子在垃圾堆里寻觅腐烂食物，找到后大把往嘴里塞的情景。我一阵心惊肉跳，立即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和脸，待证明我还能判定这些最重要的身体部位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我便想唱歌，或大声地发些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呐喊。晚上老想出去“散步”，在后校园的环校马路上，觉得凉爽的江风真够刺激，可以使我忘记那些我无法再忍受的苦恼和悲哀。我听得清楚身后跟踪我的脚步声，我便唱歌，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唱了些什么。
我想，我已临近疯狂了，我得躲开这可怕的后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中不知有多少与我相似遭遇的人被逼疯、自杀、我算尝试到了那悲剧的滋味。就在这精神快错乱的时候，我忽然从当时盛行的师生写血书向党交心中受到启发，我也写了一封交给党委宋殿宾的“血书”。
斗争会上口口声声说我是国民党的孑遗，因而刻骨仇恨共产党，既如此，为了解开这根套在我身上的绳子，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请求中共派我到“对敌斗争”第一线，接受中共的考验。我想，有了这封“血书”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孝子贤孙的罪名就不会再纠缠我了。
不料，这恰恰成了套我一生的绞索，这是后话。
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地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死了”可不好交代。也许还出自童稚之交的那份良心发现和同情可怜吧！
我以“全校的右派极品”受到了“保留学籍，劳动考查”的最高处分，这是全校顶级右派分子中的第一类。除了按“敌我矛盾”被抓的蒲世光、被劳教的林毓森之外，我便成了性质最严重的“右派分子”。
全校一共七十六名这样的极品，其中还包括四位年事已五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处分既已确定，七十六人集中交总务处统一管理。
我终于从被人四面包围和监视的第二学生宿舍里搬了出来，搬进早先我同阿光一起复习功课，那幢旧教学楼旁边的楼房中，开始了我们正式接受监督劳动的改造生活。
临近春节了。那年的春节怎么过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
（二）校园里的牛
老图书馆崖下，那片长满杂草的老足球场被划为重庆大学农场的耕作基地，这里便是我们这七十六名极品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基地。
五八年二月，春寒料峭，我们七十六个人便靠锄挖、肩挑，将球场周边高低不平的地方填平成一湾足有五亩大的“水田”。“水田”灌满水后，用人力拉着犁耙将它刮平。
拉耙的五、六个大学生一字排开，踩着刺骨的冰水，在水田中歪歪倒倒挣扎着前进。我们满身被溅起的污泥弄成了泥人，摔倒在田里的就更惨了，那是寒冷的早春，冷得瑟瑟发抖，这种“壮观”还常常吸引路过的昔日同窗。
他们三五成群站在高处，指点着这些挣扎在水田中的“牛群”，有时还能听见他们的窃窃笑声。
当年抗日图存时学生走在街头，面对喷来的高压水注的那种前赴后继、相互扶助的传统美德，不是还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读过的么？今天，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残忍对待起自己的同学？他们的怜悯之心，当真被毛泽东接连不断的整人运动弄得荡然无存了么？
然而，反省起来，我的神经不是也完全麻木了么？我并没有因遭受冤屈，受到这般非人的虐待和羞辱而奋起反抗，当时胸中冷冰冰的，连一点反抗的火星都没有。经过斗争会那剧烈的刺激以后，神经处于麻木状态了。
在我蓬头垢面形同乞丐的躯壳内，只有恨在猛烈生长。遭到无端的残酷折磨和侮辱而不知道恨的人，恐怕不是白痴就是疯子！
到了晚上，脚上总是奇痒难忍，水田里灌进了从教学大楼的蓄粪池里抽出的屎尿，痒大致是钩虫作祟，加上被石块瓦砾划破的伤痕，真是又痛又痒。
这倒分散了精神上的苦恼，使我不再想其它亊，每当仰望窗外的夜色想哭泣长叹时，却拚命去搔那双又痛又痒的脚板。
有一次，外语教研室的郑老师拉耙时，摔倒在水田里，我和旁边的两个拉耙手却喘着气，既没有马上把他扶起来，又不曾安慰他，看着他一个人蹒跚从水田里爬起来，全身发抖。
在他生病时，我未给他端过一杯开水。后来，每忆这事，都觉得惭愧，面对他，我的人性不也被这些可爱的同学们毁灭了么？我当时不是只想到个人的不幸，还在千方百计的向共产党辩诬自己的“罪恶”么？
不过，我并没有丧失记忆，正当我们挣扎在水田里向全校同学们，上着活生生的“监督劳动”的“现身课”时，全校的同学正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开展了“红、专”大辩论。
松林坡的大礼堂前的松树树杆上，牵着一排排的钢丝，上靣挂着一幅幅用白纸写成的"向党"交心书，这是些令人看后就呕心的杰作，其中许多篇还稳稳带着斑斑血迹。
那抬头的称喂就很令人肉麻，千篇一律以"亲爱的妈妈"开了头，下文抓了些"学而优则仕"或"光宗耀祖"的帽子胡乱戴上，以痛骂自已的"糊途"。
作者的这些“杰作”是出于真心还是慑于某种“淫威”？若出自真心，我想，前提就是虚构的。以我自比，自幼读书从没有“学而优则仕”的东西，光宗耀祖和剥削他人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扪心想来，若不是不断的运动步步逼迫，社会的歧视和压迫，我怎能由怕变成恨？
但直到当时，我肯定没有对共产党的刻骨仇视，也更没有预谋的猖狂进攻，我只是可怜和渺小的牺牲品，是一个用来使周围人产生害怕而不敢反抗的牺牲品而已！
至于要讨论这些"交心书"问世的原因，我想当时看到我的同学们如此受人践踏，也未必不会像他们一样写出这样水平的“文章”来！
无奈啊！也罢，且看看另一张怎么写:
那标题是醒目得多了，《拔XX白旗，与XX商榷》：
“近来据我观察，你的思想包袱背得不轻，平日生活无精打采，学习不发言，斗争右派不表态。好像完全置身运动之外，你在想什么自己最清楚，单提你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的错误言论就已不少。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自由，我们不禁要问你所要的是什么自由？自由自来就是有阶级性的。
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自由；今天有我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由，就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自由。我们今天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你当然会说没了自由。
由此可见，你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来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了。你又说：‘我们现在是非都是由党来划，不是按大家认定的标准来划。’你又错了。
难道你所谓‘大家的标准’还有与党的标准完全对立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那个‘大家的标准’不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么？你又说：‘大鸣大放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但确无反党的意思，我只觉得应当尊重事实。’
姑且我们也承认你并无恶意，但是你那个‘尊重事实’该首先承认党的领导是无比正确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无比强大的事实；一切与这个事实相违背的不是错误的就是反动的。
你之所以现在生活消极，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认识不到根本的原因，是你长期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你灵魂深处还牢牢树立着一杆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白旗。但是你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可悲下场！前车之覆不可不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好厉害的逻辑，仿佛世界上除了共产党的主张才绝对正确，再无其它意见的容身之地！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有“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个人迷信。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极权就从这里生下了根。
至于那些“运动”，就好比在街上无故地抓了些行人，硬给他们加了一大堆罪名便拉去砍头，砍头时还要他承认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一样。
直到今后证明，一人独裁，一党统治，变成了少数人追逐自己的“权”、“利”给国家带来的不是繁荣幸福、而是灾难绝途时，人民才起来反抗它、推倒它，这要中华民族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经历几十年残害的我，意外的苟活至今，回忆起五十年代之大学校园的同学大家庭，其成员中许多人格的卑怯，懦弱和盲从。理性地思考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专制主义暴力的扭曲，一党专制肆旡忌惮践踏了人的尊严！！
它的领导就是典型的党独裁的代表，灌输着共产党至高无上的信条，学校一经变成了狂热个人盲目崇拜的发源地。中华民族就面临着自相残杀和毁灭。
然而，生活又以无情的事实鞭挞着校园。当市场上的供应一天一天匮乏，尤其是那个为控制农民而施行的农业集体化，施行以后，全体人民都已尝到它的苦果，所谓的‘天灾’正用饥饿惩罚着每个中国人。
每到吃饭时，当每个学生都排着队在领取饭菜的窗口处，领到一个三两重的馒头和一勺白菜时，学生们当然不会忘记十年前，他们的大哥大姐曾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下，吃饱喝足后，还要走上街头，举起小旗同游行队伍随流着高喊“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
那殷世红仅仅说了稀饭清的像“浪打浪”，便被抓了出来斗争，最后关进了劳动教养所。现在，回想到那一时冲动而贴出的“交心书”，该不该有些矛盾和尴尬呢？也罢，共产党本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何必对他如此“认真”？
问题是，他们真得到了忍饥挨饿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了！
当人们醒悟到这些，起来反对时，国家已挣扎在灾难绝途上了。这要中华民族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三）饥饿的大学生
五月一日，伙食团传来一个特大喜讯：为纪念国际劳动节，放假一天，五一全天三顿饭可以敞开肚皮吃。这一喜讯确实使我们这七十六名苦役犯振奋不已。
四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我们提前收工，平时最感到吃不饱的江远被派去厨房帮厨，深夜十二点江远回来，兴高采烈地宣布：“伙食团拿出了比平时多五倍的面粉，张科长说，这次让大家敞开肚皮吃。”
江远兴高采烈的宣布：“这下伙食团拿出相当于平时每天五倍的面粉，张科长说：“大家老喊吃不饱！其实只差了点油荤，我平时还没有你们吃得多，这次让大家敞开肚皮吃，看你们吃得到多少?”
可中国人就是天生的穷命:食一直是打牙祭时才能见得到的。劳动的农民从来是拿粮食打主食，这些年来这统购一搞，农民连猪也不喂了，猪肉没了，加上我们也成了体力劳动者，原先那点定量当然就不够，这些道理，谁都明白。即使五一节这一天可以美美的撑一肚子，又能管过几个小时？
难道中国真因为人口骤增，土地收入微薄，收到的粮食已不能满足六亿老百姓果腹了么？那形容得似天堂般的共产主义岂不成了海市蜃楼？
我们为明天的“精彩”生活而兴奋不已，江远报告说，明天早上是稀饭、豆乾和油炸花生米，中午六菜一汤，馒头随便吃，只是准吃不准包。有人大声喊道：“打二两白干庆祝一下，今朝有酒今朝醉！”
唯独我独自躺在床上想家。弟弟走后，一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们的近况如何了，他们可知道我现在也身陷右派泥潭，失去了自由，今后恐怕难以回家了。最让我牵挂的是外婆，最好不要让她知道我的不幸。
唉，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你不是自称是受苦受难者的救星么？怎么就连我家的四个老人孩子都不能宽恕呢？
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已不比往常，干得能插稳筷子。那豆腐乾和花生米大概已经半年没有上过饭桌了。黄豆和花生米是一类统购统销物资，普通商店里买不到，若问为什么买不到，答道：“去向苏联老大哥换机器了。”
中午时分，每一个桌上摆着六碗菜和一盆排骨豆芽汤，主食是白花花的馒头，一桌一笼。那一顿，我吃了五个馒头，刘武吃了九个。
馒头毕竟不是早上的稀饭，加上肉食，下午胃便感到难受，肚子发胀的滋味并不比饥饿好受。我找了个僻静处在那里对肚子进行人工按摩。按摩的人渐渐多起来，按摩许久，仍不能消解，晚饭时就再也不想吃了。
张科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嘲讽地说：“怎么样？我说呢，这国家的粮食定量是经过计算的，成天喊不够吃，我看是思想作用。不好好劳动改造，却盯着这粮食定量做文章，就凭这一点就该好好改造。”
晚上八点钟，忽然男生宿舍传来了救护车的鸣号声。有人传出消息：冶金系一名学生得了胃穿孔，正被救护车送往医院。阿弥陀佛，我们这七十六名“同改”还算平安无事。
不过躲了今日祸，未测来年灾，年纪青青我们已陷在这种绝境中，还不知命中有多少灾难等着我们呢！
批斗示众，杀鸡给猴看过后，我们这七十六个人自忖这堂堂学府、几亩水田，又岂能久留我等被批倒批臭的五类极品，作脱胎换骨的天地？
能想出了一个“大鸣大放”，使出了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划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声名狼藉的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封住刚刚想开口说“不”的口，已属亘古首创、闻所未闻的中外专制独创。
毛泽东很明白，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划到了“专政”位置上，暂时是不能用“杀”以儆效尤的，对这个已产生出来的群体处置，确实很费了毛公的一番"苦心"。
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他“博大与宽宏”的政治胸怀，提出了一个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已经成为“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群。
这种瞒天过海，既欺瞒了他的党内信徒，也堵住了世界诸公的指责。
以后的历史证明，消化掉这么一个完全出自独裁阴谋的无辜知识分子群体，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比焚书坑儒更大的悲剧。我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消化、改造全过程的幸存者。
五月二十日，全校师生员工在校园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上午十点钟左右，彩旗、标语和横幅，从四面八方向风雨操场汇集。主席台上，悬挂的横幅红布写着“重庆大学首批下放干部欢送大会”。主席台两侧是标语式的对联，左边是：自觉响应党的号召，干部下到农村去。右边是：接受农民再教育，决心改造世界观。
校长金锡如在主席台上讲了话，接着呼“下放干部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批因“家庭出身”不良的员工，和社会问题复杂的“干部”共二十余人，站到了主席台前，他们在一片口号声中，戴上了校方特制的“大红花”，游行队伍簇拥着他们登上一辆披红戴绿的公共汽车。接着，彩车开路，游行队伍锣鼓齐鸣，跟着缓缓驶进的彩车沿环校公路绕行一周，以示告别。
这批下放干部，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七十六名“极右”分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工作组，不过这二十几人中除了几位共产党员是专职的特工人员外，其余都各自有问题，他们从此也永别了学校，再也没能回去。
我们七十六人一早就接到命令，叫打好各自的背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分。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欢送”大会，我们心中明白，我们才是这次“欢送”的主体。大家默守在黄色楼房前面，默默无语，各自都有难言的悲哀和惶恐。
午饭后，驶来五辆“吉尔”卡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装满每一个车厢。下午一点钟左右，在大彩车的引路之下，我们离开了重庆大学，向着南桐矿区进发。当重大的一草一木，一舍一楼，一一从车旁驰过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必竟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年了。
我忽然想到了阿先，一直就再没见到她，她真的永远消失了？她终于固执地主动地离开了学校，这总比我现在被押送离校要好得多。不过，一个女孩子在那个时候戴着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今后的路还不知怎么坎坷，她现在上哪儿去了？她的命运又该如何呢？也许缘分就到此结束，我们真的就这样失散了，多么不祥的恋爱啊！
（四）余协和
当我们从学校押上练狱之路刚刚两个月，1958年7月，余妈妈的大儿子余协和来到了我住的宿舍中。
一进门他见我昔日睡的铺上堆着乱谷草，却不见了我的行李、什物，忙向周围邻铺的人询问，他们都只是简单的摇了摇头，并不答话，问到上铺的那一位，他面露惶恐的回答说“这铺从来没睡过人。”
余协和反复看那满铺堆着的乱草，心里拥起了一阵阵的疑惑，必竟当时他才十六岁，虽耳闻大学校园里的种种传说，并不太懂这“反右”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疑虑我这个比他才大三岁的邻居，一个未出茅芦的大学生，怎么会身陷其中？
一九五五年我考入重庆大学时，我家紧邻的余妈妈家中就有了七口人，兄妹五人的吃穿上学，仅靠父亲菲薄的工资，幸好余妈妈没日没夜为人帮佣、洗衣，拼死拼活赚钱养家。
年仅十岁的余协和也同我一样背着背篼遍山遍野地拾柴火、捡二碳，十四岁初中毕业，本打算掇学在街上找零工，但是慈祥而善良的余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才14岁的长子失去读书的机会。（直到十几年后才知道，为了筹孩子上中学的学费，在劳累之余还每个月到医院卖血一次……）
1955年初中毕业的余协和，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市的升学考试中被市一中和市三中同时录取，为了能减少学费，他听从了我的建议，选择了凭成绩减免学费的重庆第一中学，一中是当时重庆的重点学校，又紧邻重庆大学，从此他每遇到学习上弄不清楚的难题都会到我的宿舍，找我这个儿时一同背背篼的伙伴，也兼有一种照应的意思。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儿时同他在一起揩着背兜，满山遍野为生存而挣扎的伙伴，就这么离开了学校，消失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了！
那时的校园已是特务密布,处处陷阱的恐怖场所。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