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陷入阳谋的初生牛犊
第二节：我的少年
1949年底，“解放军”占领了重庆和大西南，随之而来的是“民主改革”运动,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1951年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对数以百万计在国民政府中服过役的人员，大肆捕杀。
1950年我十三岁，常去附近农村看斗争地主的大会，那些被斗的人，有些还是孩子，裸膝跪在碳渣上，双膝血流斑斑，惨不忍睹。公判大会由军管会主持，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每隔不到一个月就要开一次，每次都有一批人被处以死刑，在北碚嘉陵江边的码头上，每次公判大会的最后一幕便是在那里枪毙人，人血染红了鹅卵石铺盖的河滩，日久变成了黑色一片，虽大雨冲刷，也难以褪掉留下的黑色血痕。
这是继长达五年的内战后，同胞们自相残杀的延伸。
(一）1950年我的家人
我的父亲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到杭州师范担任校长。1948年下半年他应顾毓秀先生（抗战时中央大学校长）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任职，我们一家便离开了杭州迁居南京，接着父亲又经上海、广州，辗转再赴重庆。
1948年冬天父亲担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代理校长，次年任分校校长，1949年下半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匆忙地把我母亲、外婆、我和弟弟安顿到了北碚，住在当年父亲的同班同学兼证婚人刘汉良的家里。
从此以后，我们便定居在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
1951年他因“历史罪恶”，被当时刘伯承担任校长的西南革命大学召去“学习”。他所在的班称作“特别高干班”。后来，半年的学业届满毕业，历史问题已“交待清楚”，他被遣送回北碚，要他以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留用人员身份，听候分配。
不料，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他被当时的川东行署军管会逮捕入狱。
我的母亲，是三十年代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老师孙起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母亲学生时代的同窗在孙起孟先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成了苏州女子师范的学潮的积极参与者，曾轰动当年的苏州教育界。后来，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外围，1939年纷纷从重庆去了延安。
唯有母亲与父亲结了婚，滞留在南京。她悉心办学，一生从事教育，1943年在国民政府军工署署长俞大韦的支持下，在重庆双碑创建私立嘉陵中学。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迁居南京，本以为可以过几天和平宁静的日子。
不料国内战火纷起，我们这五口之家又辗转迁徙，像一叶行驶在战火火海里的小舟东撞西突，颠沛流离。
1948年国民政府已呈败势，父亲曾要她携带家人从广州去台湾，她却自恃着过去“光荣”的历史，以及和孙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计共产党不会给她为难，便断然决定留在大陆，等候“解放”。
1950年后，母亲便与中共国务院第六办公厅主任的孙起孟取得了联系，希望在当年学潮中共患难的知己的保护下，得到一个继续从教，平安度日的老百姓生活。以后的事实证明，当年学潮的友谊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的脆弱。
1951年，她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在北碚机关托儿所担任了一名“教养员”。
1951年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名军人来家中把父亲抓走，并抄了我们的家，他们抄走了母亲用多年积蓄购买的金银首饰和存款，还硬说这是国民党留给父亲做反革命潜伏的活动经费。搜走后也不给任何手续，母亲为此气得三天没吃饭。从此后，我们一家四口，就靠母亲每月三十元工资艰难度日。
我的外祖母生在光绪年间，出生贫寒，十六岁嫁给了一个苏州城的浪荡子，但很快就被遗弃搁置一边。后来因为有了一个男孩，才改变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可她儿子不久就去世，于是她被当成弃妇，从方家大院迁出。两年后外祖父在花天酒地中死去，那时我母亲还不满四岁。
在那个三从四德的年代，女人不得随意改嫁，只有守着这妇道的名节，方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资助，外祖母虽不是《镜花缘》中的才女，却实实在在做到了“苦守名节夫死孀居”的节女要求。
自此母女相依为命，外祖母靠着女红和亲友资助度日，自是吃不尽的苦头。她认为苦命，是前世作孽的业报，便一心修佛，常年斋戒，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默然负着生活的重负。大抵因为严重缺钙，她五十多岁就驼弯了腰。我是在她的怀抱中长大，并在她的教养下铸成了我人格的初胚。
1952年，我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弟弟六岁，刚上小学。我们住在托儿所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层楼房，我读书的学校离家有五华里。为了补助母亲收入的不足，我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劳动。
那时，北碚凡半山之间是不通自来水的，家里的用水部分靠雨水，供洗脸洗脚洗衣服，吃的水必须在离家一华里的水井中去挑。自从父亲被送往革命大学“学习”时，我就开始从山下向山上挑水。
一挑装水不过五十来斤的木桶，我只挑得起半挑，楠竹扁担压在我又瘦又窄的肩上，摇摇摆摆走不上百步，便觉得肩上承受不住。水从井口挑到家，我要停歇四五次，累得气喘吁吁。
因为不断的换肩，扁担在我的两个肩头之间摩擦得火辣辣的，疼痛难忍。
倘若遇到下雨天就更惨了，一溜一滑地在山腰中打穿，不留意一跤摔下，碰伤出血是常有的事。
经过一年的锻炼，我的力气一天一天大起来，肩头上磨破和红肿的地方也长出了厚厚的茧巴，挑着能装一百斤重水的大桶，从山下雄赳赳地挑上来，不需五分钟。从此以后，家里挑水的事就由我包干了。
(二）陈户藉
家被抄以后，每月靠母亲的三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实在太难。初中三年级时，班主任说，如果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可以向学校申请助学金，免交学杂费。但是，申请必须要由街道办事处签字。我们住区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也是朝阳派出所的所长，我写好了申请书，修改了两遍，端端正正地誊写在一张信笺上，拿去找陈所长签字。
派出所在北碚公园坡脚下一个原来的旧庙里。那一天天气很沉闷，天空中淅淅疏疏飞着毛毛细雨。庙宇隐没在梧桐林荫之中，显得十分阴森。走进梧桐树丛中，雨点敲击树叶发出滴滴嗒嗒的响声，有一种神秘感。这是我第一次与成年人打交道。我才十四岁，又背负着父亲入狱的精神重压，头一次同政府打交道，心里不免害怕紧张。我一边向里走，一边心里直打鼓。
到了门口，我定了定神，努力稳住加剧的心跳，怯生生地站在门外。门里黑洞洞的，看不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我试探性地喊了一声。没人应。等了片刻，仍不见动静，我向里看去，黑乎乎的什么也没看清。我心中暗想，这里可是衙门，倘若别人把我当小偷，我就说不清了，于是大声吼道：“报告！”
“啪”地一声，电灯一下子亮了起来，借着黄色的灯光，我才看清了那正屋中的办公桌旁，坐着身材魁梧、一脸横肉的陈户籍。一年前我为父亲办户口时，曾跟着外婆来过这里，当时经办户口的人正是他，大家喊他陈户籍。
他从座椅上微微欠起身，懒洋洋地从桌上把腿收下。不知是因为看我是一个身高不足四尺的孩子，还是本来就对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子女早有印象，他似乎很不满我惊吵了他的好梦，轻蔑地瞄了我一眼，又重新躺了下去，恢复了刚才的姿势。
我连忙跨进门，慌张中将刚才想好的的开场白忘得精光，傻乎乎地站在那里，右手下意识地揣进口袋里，紧紧捏着那张申请书。如此等了三分钟，他才半睁着眼不屑地问：“干什么？”我把申请书拿了出来，嘴里却像被什么塞住，说不出话，只得把捏着申请书的手伸了过去。我觉得伸过去的手在发抖。他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左手从我手里接过那纸条，右手叉着腰，活像一个夜叉对着一个小鬼。
他看过申请书，右手从叉腰的地方缓缓提上来，摸着那很肥很横的胖下巴，嘿嘿冷笑道：“没听说过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还要申请人民助学金。”说着便把那纸条扔在桌子上。嘿嘿的笑声在空中回响，我觉得脸上好像重重地挨了他一巴掌，脑门里嗡嗡直响，耳根也火辣辣的。
此时，积郁在我心灵上的伤痛一阵阵地袭来：父亲被捕那天早上，全家人在惊赫中回不过神来；母亲抱着才七岁的弟弟躲在床角满面恐怖；抄家时，外婆和母亲束手无策；星期天母亲在地摊上拍卖衣服的窘境；托儿所母亲的同事门对我们兄弟俩的白眼。
那一瞬间，好像天地间本来就嫌我这种渺小生命的存在；无数张扭曲的脸莫名其妙地向我吐口水，如果当时地上突然裂开一地道鏠，我会毫不犹豫地化作一溜青烟，从那裂开的地方钻进去，永远羞于再回到这个人世中来…….
突然一股勇气涌上我的心头，我猛然伸过手把那张扔在桌边的纸抓住，拚命地把它揉成一团，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跑出那黑洞洞的大门，我踩着地上的水凼，溅起的泥浆噼噼啪啪在身后直响，仿佛还听见那梧桐林在身后，发出的嘿嘿冷笑。
外婆在洗衣服，我扑倒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
从此以后，那张点缀着雀斑，一张横肉狞笑的脸，和那叉着腰像夜叉的凶恶姿态，便常常闯进我的恶梦中，直到今日仍然如此。
(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一位姓李的中年妇女是我家紧邻，她在房后搭起一个猪圈，以街段名义喂了四头猪，每天下午以三毛钱一百斤的价格收购猪草。我看准这个机会，每天放学归来，沿途打猪草。从学校到家五里路，路两边是交错的农田，那里面的蛾儿常，马斯苋品种齐全。我每天放学抓紧采集，一背兜大约三十斤，如此下来每月可挣两块钱，够我的学费了。
十四岁的我，羞耻心己经很重，每天早上上学我都背一个背兜，为怕同学们看到，每天我都比其它同学早到学校。到学校后我将背兜藏在教室背墙与后山间不足半米的窄缝里。
等到放学后，同学们散尽，我赶紧从后墙里取出背兜，打猪草回家。此外，在从学校到家里的路途上还有两处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是北碚医院，另一个是一家地主大宅院——李家花园。
1952年李家花园被没收，做了北碚法院的临时看守所。医院和看守所伙食团外面都有倾倒垃圾的山坡，有大量炭灰渣，炭灰渣里夹着许多小块的没有完全烧尽的“二煤炭”。虽然炭灰渣中倾倒著有酸味和恶臭的污水，但我还是常常背着背兜去光顾。
我每天都要在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那时，天已断黑，我背着沉重的背兜满载而归，那里面装的不是猪草，便是二煤炭和柴火。
每当我登上石阶，就会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外婆花白的头——她早已在那里躬腰盼望了。还没有等我爬完那七十米长的山坡，她便会走下坡来，从我的背上接下沉沉的背兜，同我一起把它一颠一簸地抬进家门。
回到家，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已放在小方凳上，我脱下被泥土、煤灰和锯末弄得又黑又臭的补巴内衣，洗擦满头满脸的灰尘、油汗。洗净之后，再同她和弟弟一起共进晚餐。每一顿饭，她都把最好的菜往我碗里夹。
那时家里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外婆总是避开弟弟，在我的碗底设下埋伏，在她的眼里我每天付出得太多。而我总是要从碗底翻出来分给馋嘴的弟弟。这推让之间，倒也使我们很深地感受到家人相依为命的温暖。那时，家里从不缺柴和煤烧，也从没有花钱去买过。
有时候星期天一大早，我还背着背兜钻进龙凤桥周围的密林中采摘野菜和则耳根，托余妈妈拿到菜市去卖，龙凤河水浸透的丛林中地下泛出一股股腐植的难闻的臭味，下过雨，路也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偶尔还会碰上从草丛中蹿出来的蛇，我都从不畏惧，好像老天时时保佑着我这可怜的穷孩子，无论是打猪草，拣二炭，拾柴禾，从来没有受到过意外的伤害。
学校后门有一个砖瓦窑，那也是我少年时代出卖劳力的场所，周围的邻居都夸奖我懂事，特别是紧邻的余妈妈，她常常把我当她的孩子看待。这极大地拂去了因为父亲被捕而带给我的阴影。
那时间我虽又苦又累，但心情还算愉快，学习的成绩也是班上前几名。
那些年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做过新衣服，脚上以布鞋和草鞋为主，布鞋的鞋底是外婆每天晚上用旧衣裁下的布、糊成布壳，再在电灯下一针一针的纳出来的，鞋面也是用笋壳和碎布裱糊而成，外婆年轻时就在苦水里渡过，对于针线活习以为常，晚上她戴上老花眼镜纳着鞋底的时候常常哼着苏州小调，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躺在她的脚前听她低声吟唱，那声音里充满了慈母的爱。晚上，她几乎天天在半夜里为我和弟弟盖被子，常常深情地吻摸着我们的脸颊，在她的心中，我们便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
我勤劳节俭的习惯就是在她的熏陶下养成的。那时，为了让我在学校吃中饭时有一点补充，有时，妈妈给我一毛钱，好在附近的小饭馆去端一碗小面，可我从来都没有花过，回来便交给了外婆。为这事外婆常常责备我，并在我的书包里放着专门为我煮的鸡蛋。
有一天从学校打猪草回家时，天色突变，狂风骤起，雷电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里赶，刚到李家花园，滂沱的大雨便倾盆而泻，我急忙躲进看守所厨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约四十岁的中年伙夫走出来，蓝色的背心上印着一个硕大的“劳”字。我联想到历史书上，载着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这相仿的标记，不过那圆圈中是一个“囚”字。他走到炉堂前，打开火门，用火钩去勾火，一股浓灰夹着浓烈的煤气从炉膛下卷了起来。上好煤后他注意到了我，便操着浓厚的江苏口音问我：“小朋友，你在哪儿读书？”
“北碚一中。”
“叫什么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岁。”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进厨房去躲雨，还揭开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笼，从笼里取出两个馒头来递给我。我猜想我的样子看上去很可怜，我下意识地盯着我脚上大脚趾姆已突出鞋帮的破胶鞋，腼腆地接过馒头。
“你的爸妈呢？他们做什么的？”
我警觉地望着他。我知道这就是关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学或放学，途经这里，我都会下意识地朝这群神秘的房子窥视，希望突然有一天他会出现在坝子里或者在某一号房间的窗口洞中，但始终就没有看到过。眼前这位叔叔很和善，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和处境，兴许还会从他这儿知道一点父亲的情况。
他听到父亲的名字后，盯着我看了好一阵，似乎明白了什么，便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的父亲住在×号房，那背后那排房，你看不到的。不知什么原因，戴着脚镣。”他接着说：“这儿带脚镣的人，肯定是问题严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待问题，或不认罪。”说完他又盯着我。
听到这番话，我心里一惊，不但担心爸的安危，还担心他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我们能到这儿来探望他吗？”我问。
“难，不过你实在要看他，可以到张家湾工地，他们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在那里劳动。”
雨渐渐停下来，天色也已黄昏，我本想去掏那炉膛下那刚刚勾下来的二煤炭，但一点心情都没有，于是便收拾起背兜、书包，匆忙赶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婆。自从父亲被捕后，外婆是全家最伤心的一个。我们一家五口人中，她的辈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国民间上辈人对下辈人的关爱，往往超过同辈之间或下辈对上辈的关爱。
这些天来，她常常合掌祈祷，暗中哀叹流泪，也常常向女儿唠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法？关在哪里？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生活上缺什么？不管怎么说，总该去法院问个究竟。……探监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单位开个介绍信，给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么？”
母亲心里更难受。撑着这个家，谁还有她的压力大？自从丈夫被捕以后，周围的同事就将她视为异物，往日相处不错的几个人突然间不大同她说话了，即便说话也小心翼翼。那时电影院放电影都是反特影片，组织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学习，那主持人翻来覆去讲，被推翻的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这个新生的政权。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战争，国民党败退后遗留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到处都在蠢蠢欲动，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母亲听了这些话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托儿所没有共产党员，最高领导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张世模，她认为母亲曾当过中学校长，可能瞧不起她这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出于这种心理，她特别对这个“反革命家属”严加教育，好几次谈话都是以组织的身份要她“主动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主动检举揭发丈夫的反革命罪行，这样才能得到组织上的谅解。”
每一次张世模对于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人一番训斥以后，都会从我母亲露出的恐惧和惶惑中得到一种奇怪的快感。这种快感吸引着她，她便越是用最严厉的口吻教训母亲。
母亲白天脸色异常的苍白，晚上几乎都失眠，常常从恶梦中惊醒，许多次还莫明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学习归来，独自对着电灯发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么罪？丈夫又犯了什么罪？仅仅因为丈夫是国民党的校长吗？他任校长时可没有“密告”过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没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当学生上街游行时，他确实劝说过这些血气方刚的孩子们，那是因为他是一校之长，出了人命他可要负责的呀。他确实把学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恶么？学生不是反饥饿么？他每天早上起来，拿起扫帚打扫学校的大门口，那也是破坏学潮笼络学生么？如果这些都不对，那么作为一校之长又该怎么当呢？就算那是为国民党做事，但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待过了吗？政府不是说既往不咎吗？
张世模刻薄而带刺的话，不断在她耳边回响，她胆寒了：万一那些首饰，真的被确认为“反革命活动经费”，自己不是也要跟着被抓？
如果真如此，两个没成年的孩子怎么办？七旬老母该怎么活？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后悔，当初真不该不听丈夫的劝告，犟着留在大陆。现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杀。
(四）余妈妈
余妈妈是我们的紧邻，她的丈夫是托儿所的会计，她本人是一个合川的农村妇女，和母亲年纪差不多。她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比我还小一岁，最小的才一岁多，凭着丈夫菲薄的工资，七口之家比我们还困难。好在她出身贫农，自小就勤劳惯了，一个人除了带孩子包揽了家务，还包下了附近二十多人洗衣服的活。
那时洗衣服特别难，要下到嘉陵江边去。她外出洗衣时，拜托我外婆为她照看三个最小的孩子。因为她特别勤快，也乐意帮助周围的邻人，在孩子们心目中，她就像一个母亲，那层楼的孩子们都管她叫余妈妈。
外婆不便上坡下坎，家里买菜买米便全由余妈妈代劳。我每天中午都看见她背一大背衣服，拎一大篮菜从坡下吃力地走上来。
父亲被捕后，周围的邻人对我家怀着戒备，生性善良的余妈妈便成了外婆和母亲唯一的安慰人。
听见母亲的泣声，余妈妈便会进来安慰她：“你急有什么用？急坏了身子病倒了，外婆咋办？两个孩子咋办？”余妈妈拿过手绢替母亲擦去眼泪。“你看，你们家小平这么个小孩子，挑水、捡二炭，打猪草样样干，成绩还那么好，有这样的孩子你还伤心什么？你生气，气谁？气生病了还不是自己痛苦。再说这几年斗地主、杀恶霸、抓反革命、抓贪污犯，像你这种遭遇的人还少哇？你看对面的王光英。丈夫关起来了，两个儿子比你的还小，还不是很重的负担，可人家还不是照样的活。外婆是善心人，你也是好人，就是你丈夫，什么反革命？我看不出来。我还比你困难，要不是外婆常常照看我的孩子，我能下河去洗衣服挣钱吗？人要讲良心，你有什么难事跟我说。外婆说要去看人，我哪一天就陪他去一趟法院，正大光明的，怕什么？”
人也需要点拨，想得狭而钻了牛角尖的人，无人点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悲剧，而一经人提醒又往往可以避免。听了余妈妈的一席话，母亲似乎得到了鼓舞，一步一步从想自杀的绝望里解脱出来。
得到父亲每天在张家湾劳动的消息，外婆立即去找余妈妈商量，请她能否抽出一天时间，陪她一同去探望工地上的父亲。余妈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时间就订在本周星期天，那一天余叔在家可以照看孩子，我也是放假，可以一同去。我为外婆准备了一根扎实的木棍作拐仗。外婆准备了一联肥皂，一块毛巾和一卷草纸，装在一个布口袋里。
从家里到张家湾，一大半都是乡间小道。我们那天起了一个大早，我和余妈妈扶着外婆，天亮不久就上路了。
初秋的早上，郊外的空气分外新鲜，但山路却有些泥泞，外婆是小脚走得很慢，许久没有到乡下来了，她不免东张西望。
我格外小心，生怕她跌倒，心里却翻腾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不知道父亲究竟怎样了，他还健康吗？他的问题有多严重，他能回来么……
一路上余妈妈不断的向路人点头，她的人缘真好。
到达张家湾工地时，大约已是十一点了，远处传来嘈杂的响声；二锤打在钢钎上发出铿锵的撞击声；石头泥沙垮塌声；石匠长声幺幺的呼号声；杂乱的人声合在一起。
前面没路时，我们才看见山沟中的人影。
“工地”是两个小山丘之间狭长的山沟，山沟里有四五十名身穿带"劳"字背心的人，其中想必也有我的父亲。
我看见草丛中的石缝间还安放着两挺机关枪。我们这一老、一妇、一小，一进入岔口，便引起监视兵士的注意，这里是不准人在这儿逗留的。机智的余妈妈连忙向那兵士主动发问：“唉，同志，请问你到雷音石怎么走？”那士兵打量我们，确认了是走亲戚的路人便挥手道：“这里不能走了，绕山梁过去吧！”说着还用手指着东边梁子上，一条被杂草遮盖得很难辩认的小路。
于是我们又扶着外婆装着找路的样子，爬上山梁。
（五）与父亲的最后一见
在山梁上，下面的人尽收眼底。我紧张地睁大眼搜寻。哨兵没有理会我们，他们正在聊天。我蹲在草丛中，拉着外婆和余妈妈叫她们蹲下，她们立刻会意的弯下了腰。拨开乱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见他了——我的父亲！
他穿着灰色的劳改服，脚上套着脚镣，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头剃得光光的，脸却是黑沉沉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剃过胡须。
我心中一阵酸楚，眼泪涌了出来。回头看外婆，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热泪纵横。
父亲埋着头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铁镐，此时他肯定不会想到，他日夜思念的亲人，正在山颠的草丛中用泪眼凝视着他。
我们的行踪终于被对面山崖上的哨兵看见了，他们向我们高声吼叫，使劲地挥手，要我们立即离去。
我们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余妈妈的携领下沿原路慢慢退了回去。
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接下来一个星期天，外婆又在余妈妈的携扶下，来到了法院。法院的值班人索要单位的介绍信，余妈妈解释说不知道要开证明才能见到人。人虽没有见到，但在余妈妈好说歹说下，看守收下了外婆给父亲带来的那一联肥皂、一盒草纸和一块毛巾。
当外婆询问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时，那位看守不耐烦地说：“他的案子不能向你们家属说，你回去吧。”
母亲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我们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她想，只有这样，才能释下沉重的精神枷锁吧。
半年以后，我们接到了父亲从狱中寄来的信，收信人竟是我的名字。信上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已同意和母亲离婚。他告诉我他已判了徒刑，现在正在西康的一个伐木场劳动改造。他说他一切都好，身体也很棒，相信我们一定还有相会的一天，只是需要争取了。
他在信的最后写着：“平儿，爸爸对不起你，没能使你成人便要洒手了。所幸的是你已经长大，已经懂事。今后一定要好好念书，照顾好外婆和妈妈，生活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我真傻！真的，我怎么就没有看出那洒满纸页的泪痕呢？我怎么就没有查觉到他暗藏着与世永别的绝望呢？我还真以为他会健健康康活在人间，并且终有一天和我们相聚。
我犯了与母亲完全相同的错误，我没有回他的信，轻率地认为，为了我自己今后的生存和前途，我不能公开地表示对他的眷恋之情！
倘如当时我就洞察了毛泽东的一切阳谋，断然地表示了对父亲的亲情，并且写信甚至千里迢迢去西康探望他，也许他会在亲情的抚慰下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也许真的还会相逢。当时我幼稚的幻想，让我付出了终身悔恨的代价！
父亲已离开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慈父之爱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并且让我自责曾经对他的不敬不孝。
童真无奈的我，幼小的心灵却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着寄托。当我刚刚泅入其中，便被光怪陆离的科学现象所吸引，生命的、化学的、物理的、电磁的、宇宙的。
当一群人联合起来，打倒另一群人，杀戮、掠夺，产生出可怕的人吃人社会。一部分腐败、穷奢极欲，一部分受凌辱、被杀，这种无休止的人类自杀悲剧何时才能了结？人类为什么不能洗刷这种欺压同胞、欺压同类的污迹，而效仿那些向大自然讨索宇宙玄机的科学家？
我虽不可能像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当成偶像和再生父母那么崇拜，但也还并不敌视它。既不敢，也不愿。我只是从自身的不幸经历中，产生出对政治敬若鬼神的距离和戒惧罢了。
后来，母亲常以父亲的悲剧告诫我远离政治，甚至不要再像他那样从事教育，他们体会到了教育者的失落和痛苦。我下定决心，不问政治、埋头苦读，立志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或者成为设计师、工程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