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陷入阳谋的初生牛犊
第一节：“大鸣大放”
两天后，教学大楼前挂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巨大红色字幅。
接着，全校的党团员和教师职工，在松林坡大礼堂参加了由党委副书记宋殿宾主持的“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动员会。会场上和周围建筑物的围墙上，张贴着各种彩色标语，上面写着：“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动群众，和风细雨的帮助党认真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那次动员大会上宋殿宾用异常委婉和诚恳的语气，表达了当时学校中共党委的态度，他拍着胸口保证自己带头在这次运动中，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管有多么尖锐都要接受。
宋殿宾动员大会的第二天，在团结广场又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全校性大鸣大放动员大会，所有的校级领导都登台表态，欢迎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向他们提意见。紧接着，便是系的、年级的、班的大鸣大放动员会；这些会更具体，更直接地面对着全校的师生员工，要求他们无一“逃避”。
与此同时，全国媒体开足马力，一个劲地鼓吹：“全党全国全体人民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党的整风运动就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党外民主人士更要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
当局摆出了一副中共“要与人民同心同德，与人民共同建设繁荣昌盛新中国”的决心，展示出“同民主党派人士为建设国家共存共荣，相互监督，披肝历胆”的坦诚。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坐谈会上，这些人的发言中有代表性的，诸如陈名枢的《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我读后，认为陈名枢的讲话全是对共产党的奉承话，即使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下，奉劝了共产党也应当向非党人士听取意见这一条，也是毛泽东自己说的。
至于黄绍竤所说的“以党代政”，倒是涉及到了共产党领导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不过，既然领导要讲究“方法”，包揽一切可不是好作风，好方法呀！事实不正证明，事无巨细都得由共产党点头，不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才真有点怪。
再说张奚若所列中共四大偏差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四条却真是给毛泽东见仁见智的“把诊切脉”。毛泽东不是诚恳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要畅所欲言么？谁又能料到张先生的这一番苦心，正好经切中毛泽东的心病和大忌？
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讲些什么？主张共同“设计”政治蓝图么？四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可是毛泽东自己屡次讲过的话。他不是主张百花齐放么？这一政治设计院，未必不是对他的号召一种热情反映呢！
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轰动一时，原出于小和尚给老和尚唱颂经这么一点幽默，“党天下”者可以顾名思义了，不像陈名枢那般臣子的卑下，比之黄绍宏更为直接，共产党的霸道，虽然已引起了当年中共盟友们的“不满”。
专制同民主之争本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主题，然而被红色恐布所控制的大学生们怎么能懂呢？大小事宜共产党一手遮天难道不是事实么？反对一党专制的微弱呼声，难道不是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时积极主张过的么？
至于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正好说明党天之下冤海无边的事实么？在那个年代中包含因家庭受到冲击的人那一个没有体会？从执政党的角度考虑，为错案和冤案纠偏，正是一种最好的补正，至诚之见啊！
要知道，这些“见解”提及人权，曾是为中共呐喊和提供援助的“老朋友”们，(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共产党的取胜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这些老朋友所说的，大多都是共产党曾经提出和主张过的东西。现在反过来应用在执政地位的中共身上罢了。
一针“全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是和平建国新时期”的强力麻醉剂，使三反五反，镇反和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恐怖空气一扫而空。似乎欧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1957年旧历3月的阳春花开季节，毛泽东为全国送来了一阵迷人的“香”风！在一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轻松乐曲中，袒露出对中共领导下所出现的民众“闹事”，以引咎自责的“宽宏胸怀”，躬身欢迎百姓的“责备”和“建议”。
他像一个"伟大"的"民主之神"为了国家和人民，来到校园里培植这“百花齐放”的美景来了。春天正是耕种的季节，春天正是显示“造物主”伟大形象的时机。
在中共红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们，对于这种突然的宽松气氛，感到一种受宠若惊的惶恐，习惯于被剥夺了的民主权利，对言论自由向来讳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论，那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反了才几个月？
他们习惯于国家大事都由“党的政策”所包代，学校“大政”由党委包代，而从不去用心思考。他们甚至为怕沾着“反动”家庭和“反动思想”，被“追查”，而远远躲开。
因为胡风分子有先例，凡收听外台的均可以投敌叛国治罪下狱，所以他们不敢收听外台，相反，他们认为，中共这种专横的做法都是天经地义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懦弱到连自己的亲人在运动中遭到冤屈，而上诉的权利也视为不可逾越的禁区，放弃了。
至于他们对于党组织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更是不敢公开反对。
所以，面对着党团支部再三的诚恳开导，鸣放会在开始时反而冷场了。
叫这些工科学子们说什么呢？他们可以在一场学术讨论中，在答辩一个设计论文时，争得上火。可现在让他们坐在“主人翁”位置上，“凭空”向党提意见，确无准备，也没有想过。
为了检查各班鸣放情况，系党支部书记召集了所属各年级各班的团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吩咐他们必须准确完整地记下一天内发言者的姓名，并摘录发言的内容，规定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前，必须将笔记本交到他的办公室里。
当时不光各班的团支书们闹不清楚要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就连系党支部书记自已也只是奉校党委指示办事，共产党的保密制度极其严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层组识只能不折不扣执行，不能问为什么！
我们班的鸣放会，在团支部书记陈思所住的204房间进行。那时学生中党员人数极少，系里一千三百名学生中，才十几名党员。这种本应由党员主持的会议，在班级都是由班的团支部书记代理。
陈思对这种政策性极强的会议，心中没有底，拿不准犯了错，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二年级政治辅导员邓某就曾在这间屋子里，举行过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背靠背”揭发批判会。当时的一位助教因说“学习，是独立奋斗独立拼搏的过程”而被划成了胡风份子，后来还送去劳动教养。
陈思并没有想通，这提倡学习的独立奋斗错在哪里？罪从何来？他亲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车。从此，他同党员接触便分外小心，平时传达政治学习，总是按年级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曹英的话记下，回来逐字照读不敢走样。
这事还没隔上一年，邓指导员杀气腾腾的话音犹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广开思路，鼓励知无不言，大家真没有来得及想通。
陈思根据在系里开会时记录的笔记作了“开场白”，班长郭英华打开了会议记录本。第一天开张就冷了场，开会发言同图书馆或饭堂里的高谈阔论的“乱侃”是绝对不同的。
这可急坏了陈思，像这种哑巴会，怎么去交那党书记的记录本？于是只好沿用历次政治学习的老办法：挨次发言。
结果，所有的发言几乎都与陈思的“开场白”一个谱调，尽管郭英华在记录时作了语言的调整，但无非只是用词的不同，意思却没变。拿到党书记那里，果然挨了批评。
不过，全系各班的情况大致雷同，党书记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团支部务必想一切方法，让大家说出“心里话”来。
陈思回来召开了一个团支部的支委会，宣教委员出了一个点子：自告奋勇去找平时就爱放大炮的林娟和刘唐先发言，让他们就班的团支部工作发表意见，组织委员刘奎则建议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说话，林娟必会作出反应，大家从中一激，就会让气氛活跃起来。
第二天的鸣放会“依计”而行，雷田沛首先发言，只说了不到十句话便草草终结。果然引起林娟的一翻挖苦，说他像一个放音都放不好的录音机，不像一个男同学的样子。她说完后出其不意，话峰直逼班长郭英华，说她的工作作风简单生硬，经常凭个人主观想象组织班里的活动，凡是她不喜欢的就不搞，比方说组织郊游，本学期已过去两个多月了一次都还没进行，邻班五班已组织去了长寿湖，又去了大足，每周都有活动。希望郭英华在这次整风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拿的笔停了下来，等到提起笔作记录时，竟不知怎么的记法，只好记下几句：“林娟发言：批评班长郭英华思想古板，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组织班上工作死板，应当改进。”
林娟既开了头炮，刘唐紧跟而上，他举了一个实例来批评郭英华的“官僚”作风。他说：“去年，机械原理上齿轮课时，大家对齿轮变位齿的正负变位的选齿还没闹清楚，认为林教授讲快了一点，希望他能在自习课抽点时间给大家再补一下，偏偏郭英华却反对，她说‘自习课就是要自己学习，自己消化，根本没必要全班抽时间为一个小问题而补一堂课’。
结果，就这么一个主观认识，大家的意见便被轻易否定，这种作风就是主观主义，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对不对？”
为了同大鸣大放的主题相切近，刘唐对这位不到二十岁的班长，连扣了两顶帽子。郭英华不是党员，似乎同“帮助党整风”完全不沾边，虽文不对题，但毕竟有了争论，大家七言八语，鸣放会开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生活检讨会。
工科学子们的大鸣大放，只局限于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直接发生关系的班干部们。别说年龄还未满二十岁的陈思、郭英华，恐怕就连重大最受人尊敬的党委书记郑思群，也未必弄清楚了中央的用心。
全国有几个人弄得清？毛泽东葫芦里卖的药，这是在运动的后期，乃至十几年、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地暴露出来。
然而校园里最初贴出的大字报，为平静的校园搅起了一点风波。
我记得机械系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以客气而谦恭的语气，向曹英“进一言”。曹英是年级的党小组长，系党支部组织委员，是某机关调来的“调干生”。他比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嫩娃娃大十岁，他文化程度不会高于小学毕业，是一个已有两个小孩的父亲，从机关专门抽到大学来“镀金”的。
机械系有好几个像这种带着党员和官帽的大龄“调干生”。“解放”初期，为改变知识分子“结构”，在剥削阶级出生的学生中，渗入工农成分，“调干生”就这样来到了大学校园。学习是否跟得上不管，他们的全部能耐，就是言必党的利益，言必训人“阶级意识太差”。谁都对他们畏惧三分。
贴大字报的人，谦卑语言中含着讥讽和挖苦，意思是希望他能在这次整风中为自己洗个澡，与其装腔作势训人不如多读点数学和力学，不至于毕业考试吃鹅蛋，今后工作时“辜负”了党的期望，难以真正为人民服务。
以曹英的文化水平，他未必能领会和懂得。
接着就有第二张、第三张，以至于无数张。曹英在学生中已有绯闻，说他借“政审”和“个别谈话”之机，常常对那些刚入大学的漂亮女孩子们动手动脚。
鸣放期间，闹得最凶就是对膳食科长贴出的大字报。据说这位四十多岁的北方农家子弟，扛着步枪从农村跟着大部队干了几年革命，曾当过营长，复员后被分配到学校当了膳食科长。大鸣大放别的说不上，唯独一事引起全校轰动，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猪肉亊件。
不知这位张科长从哪里买进了几百头肥猪，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养猪场便开始发瘟。猪死后卖到学生食堂，顿顿猪肉，但学生们并不知吃的是瘟猪肉。
大鸣大放时张科长上了大字报，瘟猪肉事件使他无地自容，他既说不清何以从不法中间商那里一次买那么多病猪，更说不清楚为什么明知是病猪，却用来毒害三千多名大学学子。
张科长是一个老党员，老八路，做出这件可恶事，便成了众矢之的的“贪官”、“杀人犯”。使他许多天夜不能寐，负着沉重的罪恶枷锁，那些日子成天低着头走路。
看来，学生们有相当的舆论能力，口诛笔伐用得好，足可以监视共产党的不良作风的。这一点并不比当今南韩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差劲。五四运动就有光荣传统，只是因为共产党的霸道，而使学生们处在愚昧和迷信状态，对客观是非缺了理性判断罢了。
张科长的“后台”，便是校党委付书记兼人事处主任宋殿宾，这几年，频繁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一次运动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岂止是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杀人冤案的制造也首推其人。于是对张科长放的这把火，便烧到了这位平素里颇给人以势压人的“太上皇”头上。
不过，所有贴出的大字报依然很懂政策，绝不会超过“批评”这个框框，语意和用词绝对的“以人为善”，只是在漫画大师林毓森的笔下，将宋主任画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这幅漫画上，见他每天上班时间将脚翘在办公桌上，旁边摆着茶杯和香烟，和一些刚刚批示的散乱文件，附打油诗一首，意思是说：宋书记平时办公时，喝茶抽烟，草率地批发文件，而不关心师生疾苦的作风，希望他能在这次运动中认真改一改。
另一些对党团干部批评的大字报，基本上只属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意见。偶尔出现几张附会教授治校，反对党委独揽的大字报，以及批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党委包办的大字报，和历次运动中伤害无辜的大字报也是语调低沉，张数寥落，被淹没在对校内各领导干部，提出个人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大字报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还出现过几张列举苏联驻华大使馆中，苏联武官和旅顺港总领事馆苏联驻军的兵士，在中国举办的舞会上，对中国女招待动手动脚强行“接吻”的非礼行为大字报。
重庆大学的学子毕竟以工科和技术为“宗”，那时，家庭出身被定为“剥削阶级”的，占学生总人数的80%。“解放”后经过了斗地主、杀恶霸、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那些被沾上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虽然暂时在大学生人数上占着优势，但在社会气氛的压力，已形成对他们的精神压力。
以我这种父亲仍在狱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属，在这种压力下，对“政治”敬如鬼神，自觉“矮人一等”。这种很深的“阶级烙印”，使我每闻“反革命”三个字就提心吊胆，家母的教诲“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平时更要休谈国是”随时响在耳畔，所以我下决心攻读理工科，今后能与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错了。
对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们这些孩子成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在西师任教，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以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人民生活水平的对比，来说明他的观点——共产党在执政上的专断独裁。
重大邀他来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龙的演讲会，他的演讲，给从小就受中共传统教育而闭塞的大学学子们，开了一个认识世界，自由思考的窍。可那次我却没有去。
倒是马开先去了，她回来向我传达，显露出受益匪浅的快感。她说：董先生所讲的全是两种制度的对比，全用事实说话，比方说，在美国，学校的一个教师和学生，可以就学校设备、教学安排、乃至于教师待遇向校董事会提出质疑，而校董事会必须给予答复，凡正确的，需采纳并出示改正时间。
还有，美国政府必须遵守美国宪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任何人有权批评政府，并通过议员弹劾政府官员，等等。
其实，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我们已从报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过被中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是有钱人的民主，在那里被剥削的阶级过着被奴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将崇美恐美当成了极大的反革命罪恶，不敢正视和思考。
在整个大鸣大放中，我完全处于无知之中，愚昧使我们失去了对世界潮流和进步文化的任何接触，失去了对民主社会的了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动力。
压抑使愚昧顽固化，愚昧使压抑合法化。
大鸣大放触动了我们长期的压抑和愚昧，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真是长期处在愚昧和压抑之中的可悲人类！这种状况仍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保证，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视“民主”为洪水猛兽，一有露头便要彻底铲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毛氏极权再明白不过，中国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压抑的可悲处境，独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对于大鸣大放将预伏着一场比反胡风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狂风暴雨，更是我们这些闭塞的年轻学子们想不到的。
有“百花齐放”的政策，有各级党组织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庄严承诺，谁会想到等待“言者”们的是手铐和监狱！
直到谭天荣在北京大学刷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字报；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为胡风鸣冤；四川大学冯竹君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时，重庆大学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团委书记蒲世光，贴出了一张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大字报，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团员学生们，喊一声“反对唯成分论”罢了。
即使如此，全国大学生们的思想仍没摆脱“愚昧和压抑”的牢笼，也绝没超过中共思想的封锁圈。
谭天荣的大字报是以“中国共产党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的口号为结束语；林希翎所呐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在压抑之下的呼喊，这种同共产主义理论“靠拢”的姿态，并没有丝毫感动毛泽东。
已步入专制迷的毛泽东，此时正在醖酿一次大规模的“阳谋”——向民主疯狂挥动屠刀的“阳谋”。连蒲世光这种对“唯成分论”的小小反对声，也没有逃掉残酷的镇压。蒲世光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捕入狱，并被处以二十年徒刑，尽管这个取名“非团员编辑部”的全体成员只有他一个人。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