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0日讯】【编者的话】1958年在“反封建”大清洗运动中，中共强迫以畜牧为生的青海省和甘肃省的牧民紧急迁离居住地。不但导致大量牧民和牲畜惨死在迁移途中，还导致移民极度贫困化。作家铁穆尔采访了许多当事人，通过他们的叙述，组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让我们知道在那里发生过什么？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又希望着什么？
【作者按】 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少数民族的境遇凄惨甚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被掠黑奴。他们的尸骨换来了中国大陆1962年的原子弹和1964年的氢弹，正如《九评共产党》（之九）中所说的：“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
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 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10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1958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
“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罗布藏仙巴的回忆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要去开会，去了就被抓起来了。有的是在家里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点的全被抓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两个舅舅也被抓走，说他们造反叛乱。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啊！”二十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剩几个，只留下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阴历九月，上面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帐篷前，帐篷就扎在那里，就那么都被扔走了。干部们拿着枪跟在我们后面，像押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帐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里。又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夏天我们主要是拾腾格里吃，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啊！
一九六一年我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成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马上要死了。我们把他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但已经是严重残废。唉！那时候的事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现在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在前排站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一百元的安置费。本来可以分三百元的，上面扣去了，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十五万元建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聂步腾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事后群众对平叛事件很有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去调查海晏叛乱，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就去了解当初常委们判案子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二十五岁嘛是三十五岁。”主管领导说：“好，判二十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七十岁了。”主管领导就说：“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等等，全是这样的罪名。
有个叫六六（音）的副书记，我问他们说：“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一九六一年开始部分复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音），解放后他在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一九五八年的这个事情……”我一句话没说完，他就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一九五八年的那个叛乱呀，全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叛乱。为啥要把抓剩下的妇孺老人迁那么远（六百公里外）呢？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刚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营盘上的情况怎样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账房和财产呢？一座座账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账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哄抢那些账房、蒙古包里的东西。那时候海晏全县有一万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迁走一万多人，最后剩下七千多人。
搬迁的群众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当时西北局得到消息，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邓云（译音），从甘肃的镜铁山到了托莱牧场。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没住县政府招待所。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后来我们去托莱调查，进了一座账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叫。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病了，平常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这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就犯病。
【档案摘录】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270,000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人)，刚察安置474户、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 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