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2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3年7月20日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政治局已授予毛泽东无限的权力。从现在起，中共中央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享有决定权。这就是说，一切事情都要毛泽东说了算。只要他一决定，事情就照办。实际上，党的各个机构现在只要他身边执行一些纯属技性任务的机构。
反国民党的运动在延安胜利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首先，他把八路军的大批队伍调到特区来了。它们从黄河东岸悄悄调入，在边界线附近布了防。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了，中央政府不会冒风险对反国民党的宣传运动进行报复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蒋浪潮。毛泽东是想充份利用现有局势，他相信，必要时莫斯科会从中调停的。
正在对重庆政府大肆谩骂，把整个蒋政权称作法西斯政权。
毛泽东公然从最近同国民党闹摩擦中捞资本。他说，对蒋介石，早就应该采取坚定立场了。
他坚称，要是老早采取了坚定立场，新四军可能不致溃败。还可能带来某些其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因此，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已被宣布为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且毛的一切活动都被说成是具有远见的，无异于伟大的预言。
毛泽东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的，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
这些说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国际主义派丢脸，而且实际上矛头也是针对他们的。在党看来，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产国际原则的其他人，都是失败主义者。
毛泽东和我在私下谈话时，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他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他管他们叫做目光短浅的理论家，蒋介石的应声虫。
在另一次同我谈话时，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他和康生，还有他的一个秘书在一起)又一次责难博古和王明宽容了蒋介石，谴责他们所持的种种荒谬的“教条主义”观点。毛泽东越说越来劲儿，几乎失掉了自制力。他踱着步，讲话的声音比平常高得多，脸气得发紫，而他的嘲笑也越来越刻薄了，火气越来越大。
康生一言不发地瞪着我。忽然，毛的训斥达到了最尖刻的程度，康生就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粗鲁手势，把秘书支出去了。
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观点时，想给我造成一个印象，还希望我会把这印象传给莫斯科。他想说服我同意他的观点，让我受他的影响，用他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
他要使莫斯科相信，他的活动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的现实中去，因此希望莫斯科信任他、支持他。他的坦率是为了要取得我同样坦率的反应。他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政治”路线”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的镇压还能走多远而不致引起怀疑。
我对这些事情细加推敲之后，又得出另一结论：中共中央主席正在推行一项长期政策，设法在七大前造成一种适合他意图的气氛，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毛的一切活动，都是朝这个方面去做。举例说，他把洛甫、博古、周恩来、王明、王稼祥、陈云和康生都调离政治局书记处。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这个决议拿到手的。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书记处弄掉的就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也还有他的支持者。这一着棋有助于毛掩盖他公开拆散他的政敌的做法。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在毛的压力下，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书记处，他们是：任弼时、刘少奇和毛主席自己。现在毛永远可以指望得到这个班子的支持和谅解了。
闪烁的烛光，钢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的用旧了的笔记本……，我不习惯这种烛光，在那黯淡、晃动的光线下，很难看书和写字。还是说，也许因为我累了的缘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