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2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6月2日
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好像要急剧恶化。因此，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前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重要电报。
电报除了谈旁的事情外，还劝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个领导，尽可能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事务关系。可是，在中共中央政台局最近召开的会议上，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
可以预料，暗地里破坏同国民党联盟的策略，将成为中共领导的正式方针。可以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所遭到的命运，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按照历来的做法，就此问题通过了他们自己的决议。决议命令共产党的所有军队，不得对中央军采取任何行动，绝对禁止擅自行动，以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时，毛泽东就指示，不要把中央政治局关于尽全力与国民党保持正常关系的决议发到各根据地去。这个决议后来宣布无效，并且撤回了。
1943年6月3日
苏联不仅提供军事物资和贷款，而且还提供空军来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许多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在中国上空作战，这些飞机都由苏联人驾驶。特别是在建立统一战线时，中国空军及其飞行人员实际上已被摧毁，这种援助就尤其宝贵。苏联空军承担了中日前线各个防区的空防任务，在很短时间内使日本遭到惨重损失。(我们的图波列夫轰炸机对日本的主要空军基地福摩蕯的有名袭击，就是一个例子。)
我首次奉命来中国时，正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并得到加强的时候。我回想起当中国人民得到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积极热情啊。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克服国共之间的敌对，友好的接触建立起来了，并立刻使日本多次遭到联合力量的有力打击，大好河山因而未落入侵略者之手。
我记得那笼罩整个中国的热烈情绪，那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那要求联合起来抗击敌人的愿望，以及那克服投降情绪的改编军队的种种措施。
世界进步人民欢呼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对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企图用刺刀和绞架在亚洲建立其统治的日益加剧的侵略，无疑是个有效措施。
记得那时候，对八路军战士或中共党员来说，见到一个苏联人或得到一枚苏联徽章作为礼物，那意味着什么啊！
从那以来，变化很大，整风运动就有一种明显的反苏味道。
1943年6月4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决议，这是整风运动的合法依据之一。像往常一样，决议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只是一种掩饰。
1943年6月12日
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这当然就不存在什么欺骗行为。
康生的胜利在于他看透过了毛泽东的真正欲望，而成为实现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为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
王明经受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拍康生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医生，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不是个医生)，通过他的“治疗”给王明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害。要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个“处方事件”，他就活不长了。39岁的王明成了个长期病号，他至今卧病不起，非常衰弱。
但肉体的痛苦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分。王明吃够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进行镇压的苦头。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最大异端份子”。这就把王明孤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写这几行时，脑子里浮现出毛的形象。我听到他轻轻的、不慌不忙的步履声。我感觉到他的握手—只温暖而柔软的手。我见他坐下去，身子在扶手椅里舒展开来。我感到而且看到他那严加戒备，但由于含着心不在焉的微笑而不显粗暴的神态。他裹着一件短上衣，全身懒洋洋的，显得很舒适。在他周围散发出一股很浓的烟味。他的房间总是很凉，他不住暖和的屋子。他是多么容易激动啊！他还常常会漏出几句粗话来。当什么事情触怒了他，他又是多么粗暴啊！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