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4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4月3日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
1943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
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
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
1943年4月8日
博古同我谈话时，用尖刻的字眼来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异己份子”。他对康生搞起来的监视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憎恨口吻谈论刘少奇。
原来，刘少奇在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力求同康生妥协，甚至奉承他。显然，这就是刘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书记处的原因。书记处的成员减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党的所有高级机构的活动。现在，书记处有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本人。我认为这不是最终的人选。中共中央的这个机关中，目前还只有三个人。
1943年4月9日
必须采取些措施来促进和维护“整风审干”运动。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份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份子，而是指 1938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分人。主席认为，而且当真认为，信任这些同志是危险的。他们首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然后交由康的委员会去审查。异己份子就会在那里被清查出来，然后进行集体改造。毛的追随者自然也坚持这种观点。老干部(长征到达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几百人还活着，干部的骨干都是年轻人，新干部至少有三万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使中共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上述观点。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几百名老干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其余成千上万党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也应该受怀疑、考验和改造。
因此，所有长征以后来到延安的人，处境都极其困难。捕人就是主席这个最新指示造成的后果。
现在，天天都在担心蒋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领的一批国民党将领会打到这儿来。颁布了戒严令，虽然很难理解它有什么好处。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
问了康关于抓人一事，他显然不乐意谈。但是，他说“中共领导已下令把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隔离起来”。
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夜里被抓走的。
毛讲过对知识份子和工作干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后，人人就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