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7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3月26日
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
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
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
1943年3月28日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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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
刘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提都不提。
1943年3月30日
康生邀我们去看三个国民党特务—三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尤任说，这种“戏”以前也演过。中共领导人为了要使我们相信，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是对的，居然乞灵于这种方法了。
尤任肯定这三个人会被枪毙。中共领导需要的是国民党搞阴谋的证据。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特务，康生一点也不感兴趣。戏的演出效果要好，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