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5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3月25日
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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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共产国际揭露，中共中央主席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拉拢党的机构里的导导人。毛泽东指望周恩来的帮助。因此，他坚持要把周恩来召回特区。周是中共派往国统区的常驻代表(我知道，他和董必武共同担负这一工作)，从未离开过重庆。中共中央主席向他的同僚透露过一种想法，人们由此得出结论：他相信周是完全支持他的政策的。
毛泽东对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见。主席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已发展成仇恨了。王明也许是他夺取党内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康生、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支持者都竭尽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王明在党内是孤立的，王明的观点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因而也就与中国共产党背道而驰。虽然至今还没有公开这样说，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不然，又怎么来解释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随王明的。无论如何，洛甫赞成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在遵义，他是毛打击的对象之一。不错，他仍然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似乎难以解释。毛保留洛甫，显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洛甫实际是作为“教条主义者”来参加的。
对洛甫要特殊优待和关心，私下则不断在他耳边吹王明的种种坏话，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们原谅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条主义”和不妥协行为。
在此之前，刑官把洛甫赶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对这派人逐个进行威胁，使他们都无所适从。
现在，毛和康企图借“莫斯科派”成员之为从思想上摧毁王明。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不仅对毛泽东，对其他人来说，王明也将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