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4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3月4日
杨家岭盖起了一座坚固的小礼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每逢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就在那里演平剧。
刘少奇对平剧不感兴趣，但是，他往往在看戏的时候拿着文件来找毛泽东。
在这种情况下，江青会厌恶地耸耸她那纤细的肩膀，放大声音附在主席耳边说：“这个蠢货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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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筋”—每个人都必须坦白他的罪恶。在苏联呆过，同王明有过联系，都是明显的“反党罪行”。爱国主义和忠于毛泽东被认为是一回事。
刑官唆使下级干部反对领导干部，挑拨人们互不信任。而且，由于他把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搞得很差，还不许男人同妇女，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来往，以至引起了公愤。
奥尔洛夫瘦多了。他那么瘦小，看上去像个少年。可是他留起了胡须，也许就是为了看上去不像少年吧。
1943年3月10日
尽管中国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包围住淮安—盐城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现在日军正在匆忙地组织力量，准备以长江南岸作跳板，发动进攻。
经济上贫弱的中国，经历了多年毁灭性战争，形势正在灾难性地恶化。最富饶的沿海各省已全部或部分沦陷，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陷于贫困，部队极其缺乏指挥员和武器弹药。
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领导人。
毛泽东害怕王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
我们同中国同志的交往使毛泽东有理由相信，莫斯科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这激怒了他。于是，我们跟人的接触受到了限制。康生则害怕被共产国际揭露，情绪有点不高。
毛泽东在拼命地设法对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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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14日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现在，每当讨论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时，所谓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实际上都被晾在一边。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肆意诽谤他们。在共产党各高级机构中，同志关系是紧张的。直到最近，中共中央主席主要还只依靠陈云、康生，和由有从事蛊惑宣传的老手陈伯达领导的参谋班子(博学的秘书们)。
我得出了这么一个印象，即中共中央主席同李富春、王稼祥、任弼时的看法不一致。他们曾在诸如八路军和新四军前线的作战事宜、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党内生活这样重要的问题的处理上，意见不同。据我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现在意见仍然不一致。但是，整风这一套对每个人都有威慑作用。于是，这些位居要津的党的官员都宁肯保持沉默。他们即使表示不满，也从不公开地或在正式的会议上说出来。他们怕毛泽东，因而不大可能有勇气去批评他的政治路线。这样，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就巩固起来了。
“莫斯科派”遭到诽谤，其他人又保持沉默。只有康生和毛的其他支持者能左右政治舆论。
凡此种种，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毛泽东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拥护；他所推行的政策，尽管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矛盾，都是一贯正确的。中国同志根本不可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党内分歧，因为所有通讯渠道都早已被刑官堵死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