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4日讯】教授是一个光环,北大是一个更大的光环。北大教授,那是一个金字招牌,光芒四射。所以,凡北大教授发言,听众无不侧耳倾听——北大教授的话语权相当了得。
孔庆东,48岁,北大教授。当今,孔庆东的言论就相当有影响,只不过,是一种负面影响,是一种反人类的声音。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说到最近的日本地震,孔庆东在一个威廉希尔公司网站中与网民这样交流:
孔庆东:干脆哪天把钓鱼岛弄沉了,算了,谁也不要了。
网民: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日本。
主持人:这好像是孔老师说过。
孔庆东:对,大家每天默念三遍就行了。
网民:日本或许是地球上的阑尾。
孔庆东:对,阑尾是没用的。(主持人:阑尾就可以切除。)对,所以你一旦有阑尾炎,就可以切除掉,因为本来就没用。但是平常呢,不愿意挨这一刀,正好发炎了,就给它弄掉算了。
第二,孔庆东这样评价民主制度及蔡元培校长: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
第三,孔庆东对媒体上批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双起论”不满。
孔庆东: “我们现在媒体太乱,媒体的好多记者都是无证上岗,拿着假记者证到处去横征暴敛,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
第四,孔庆东为文革翻案。
他说自己到各地去参观的时候,“无耻的导游经常说这块是文化大革命砸的,那块是红卫兵砸的。我就问,你看见啦?我说谁告诉你们这是红卫兵砸的?都是你们砸的!都是这三十年毁坏的。”孔进而认为,文革破坏文物只占百分之五,而文革之后破坏的文物占百分之九十五。
第五,孔庆东热爱朝鲜。
他对英国记者说:“让全世界封锁你们英国三个月试试,看看那时是朝鲜穷还是你们穷?朝鲜的困难是谁造成的?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早都死绝了。有些中国人,整天嘲笑朝鲜,崇拜韩国,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嫌贫爱富心理。”
第六,孔庆东凭长相和姓名断定杀人。
在谈药家鑫杀人案时说:“(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药家鑫)名字就是杀人犯”, “跑到天涯海角把你满门抄斩才是严肃的法律”。
第七,孔庆东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说,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愚昧、最保守的制度,它让美国人民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以为得到的是“自由的资讯”。孔庆东说:“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就是自己过得不好,却以为别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几十年前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话有
什么错吗?其实没有错。美国人民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孔庆东的雷人语录还很多,上述只是几例。有道是,不求最雷只求更雷,语不惊人死不休。孔庆东的这几段话体现出了几个特点:其一,心如荒漠,血腥残忍。日本地 震,举世悲伤。连朝鲜这个素来与日本为敌且极不富裕的国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孔庆东确是幸灾乐祸。其二,逻辑混乱,胡搅蛮缠。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什么 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包括对文革的评价。孔庆东热爱文革,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公认的事实要承认。退一步讲,即使你不承认这些事实,但不能强迫别人都认同你 的观点嘛。按孔庆东的逻辑,没看见就没有发生。那么,孔庆东一定看见了他的父母共同孕育他这颗爱情结晶的过程,否则,世上何来孔庆东?其三,放弃理性,煽 动暴力。“长得就像杀人犯”,“名字就是杀人犯”,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说法更离谱?我们可以放弃理性,可以放弃爱心,但言论的底线是不能煽动暴力。而孔庆东张口杀掉这个,闭口枪毙那个。他的讲话无不杀气腾腾,枪声四起。
这哪里是一个正常人说过的话?连市井贩夫走卒都不如,其水准简直是一个泼皮无赖、地痞流氓。但孔庆东的身份是北大的一名教授,光环缠绕,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他的言论正在羞辱着北大,羞辱着教授之名;他甚至忘记了作为一个教师应有的担当。
因此,孔庆东一直被线民们称为“砖家”、“叫兽”。现在,到剥其皮的时候了。
剥孔庆东的皮,李悔之是好手。在他和网友龙兴围的对谈中,就很犀利。龙兴围问李先生,最近,北大的孔庆东教授在一家视频网站作客时,发出“记者是中国的一大公害,要以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某报系等媒体,因为南方某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等言论。如此口吻,简直是官方发言人嘛,哪像是北大教授所发出来的言论?知识份子“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哪里去了?
李悔之说,孔庆东不但是“世界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铁杆纷丝,还是北朝鲜“人类的太阳”、“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的铁杆粉丝!当今中国,忸忸怩怩赞扬金家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不少,但敢于在公开场合理直气壮地赞扬 “金太阳”的文人,恐怕只有孔庆东一人了。您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来要求孔庆东,也实在太难为他了!龙兴围说,“这孔庆东现在是什么脸面也不顾了,一个北大教授,讲话的口吻,与“文革”时的红卫兵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嘛!没错,现实中国,确实有很多记者成为“公害” ——投权力所好,投强势集团所好,甘愿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但孔庆东却不指责这些人,竟指责“南方某报系”中敢于为民鼓与乎,敢于为弱势群体请命的记者为“汉奸记者”,这是什么德性啊?可悲的是,他还有脸骂他人是“汉奸”!
李悔之回答,我早已说过:真正的“汉奸”,恰恰是那些家国不分,党国不分,天天骂他人是“汉奸”的人!恰恰是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不明真相”群众中挑拨离间、危言耸听,在公共场所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良文人!孔庆东竟高喊要“全国人民”跟你一起“起诉”?这分明是“公民意识盲”嘛!当今十三亿“全国人民”,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的八亿“全国人民”了!有太多人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再也不会饿着肚子也高喊要“解放全人类”了!今天,极力赞美北朝鲜金氏王朝的中国人,绝对是毛泽东时代“好人”和“坏人”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五!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党民”意识极强的孔先生还习惯动不动打出“全国人民”的旗号,实在暴露出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的极度匮乏!我真不知作为孔庆东老师的钱理群先生、作为孔庆东学生的余杰先生听到这样的言论有何感想?
有人说孔庆东是“北大醉侠”,我看倒像是一个喝得太劣质二锅头的街头疯子!
李悔之还说,对孔庆东这类文人,实在不屑予之评论。因为纵然稍用独立思考能力的老百姓,都会对他的言论作出正确的评判,就更甭说知识份子了。
历史上为了过上“食有鱼,行有车”的体面生活,主动与朝廷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成为“主旋律”合唱队成员的文人比比皆是,当今中国更不乏此类人,但像孔庆东这样招摇、嚣张的人,却历来罕见!孔庆东这人与张巨集良不同——张巨集良虽然是一位元铁杆顽固派,但却不像孔庆东那样骨子里有圆滑、投机的一面:孔庆东知道点到为止!因而他不像张宏良那样,成为“主旋律”也不敢接纳、靠近的人。而是成为“主旋律”的香饽饽,抢手人物。就是孔庆东的“高明”之处:极注意言论的尺度,知道要赞美谁,知道要骂谁;知道要迎合谁,知道要打击谁。龙兴围对此评价,历史真有惊人的相似:清末北洋之初,北大有一位叫辜鸿铭的著名教授,他思想极为顽固,极力反对西方民主思潮,有“清朝最后一根辫子”之称。
今天,北大又出了一位孔庆东。虽然,同样作为一位北大教授,与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的辜鸿铭相比,孔庆东的才华实在不值一提,但他这些年所表现出来的“辫子思维”,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悔之则认为,辜鸿铭与孔庆东表面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却有着质的不同: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长期生活在西方,然而,一百年前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尚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有些甚至处于封建体制之下。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性,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优越性,还远远没有体现和发挥出来。作为长期生活在西方的 辜鸿铭那时成为反西方文化、反宪政民主体制的顽固守旧派,并不奇怪。因为西方民主体制的种种优越性,恰恰是经过这一百年的不断实践、纠正、改进才充分显现 出来的。而正因为宪政民主体制在西方的巨大成功,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性,才放射出炫目的光芒。如果辜鸿铭今天犹健在,有理由相信 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而孔庆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行,骨子里并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受极端实用主义价值观主导!孔庆东的所作所为,与信仰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他的“孔方兄”在作怪!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孔庆东的所作所为,在当今中国所谓的“知识份子”阶层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只是孔庆东做得太“出类拔萃”而已。
由于社会转型太艰难,使他们对民主前景失去信心。实用主义理性过于发达的文化背景,使他们选择了迎合和同流合污。孔庆东这些人绝非“愚蠢”,而是“精明”得很——在“特色体制”时代,他们的言行使自己在体制内风生水起,如鱼得水。而到了民主体制之下,他们同样可以唤风唤雨——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护,而绝不会像现在的“异议”人士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也就是说:他任何时候都不吃亏——任何时候都是公众人物,任何时候都是媒体的香饽饽!任何时候都“不差钱”!——这,就是孔庆东敢于“赤膊上阵”挑战民主,挑战普世价值的奥秘所在!
不过北大教授就是北大教授,他知道八国联军那个强势招数落伍了,他也知道就是纳粹的戈培尔的极权主义宣传臭腚进不了现代民主的茅房,他知道他们孔家孔乙己的 穷酸样能激起人们的同情,也可能孔乙己的梦想就是北大教授吧。所以强势群体的语言经他的解构,变成了弱势群体的小可怜,这样,弱势群体吃弱势群体,一下子 负负得正,即使没能负负得正,也是毫发未伤。孔庆东讲金庸的武侠小说着了迷,侠客精神在他身上变成了堂吉诃德,找大风车打架方显大侠本色。与此同时,他在 外国找金正日当偶像,在中国找员警当靠山。自己是孬种的人,一般找的人都是惹不起躲不起的主儿,这是规律,也是宿命。
权力者经常玩乾坤大挪移、孙子兵法,指东打西,声东击西。有线民道: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 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 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权力者在这种快乐游戏中肆无忌惮地完弄和摧残着屁民们。
而在孔庆东的逻辑里,权力者快乐,公民一定快乐。而公民的快乐就是要放弃公民变臣民,臣民的快乐就是主动充当动物的快乐。猪是快乐的,因为它以吃饱吃好为目 的,不去想人间杂事。狗是快乐的,吃主人恩赐的狗食,偶尔和狗一张桌子吃口人间美味,在主人的牵引下,对外人狂吠几声,被主人拍拍摸摸,就以为获得人的地 位,走路也有了别样的风采与别样的幸福感觉。孔庆东的快乐来得如此容易。快乐的前提是放弃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没有了尊严和自由,那就一定快乐。
文章来源:《颜昌海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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