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9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地是特区。这些部队大体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结。
我确切知道，中央政府的军队屯驻在老地方，在特区南部边界一带扎营。
1943年2月4日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纳粹军队已被全歼。许多德国师被打垮了。俘虏数量很大。他们之中有24个将军，包括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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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下的结论没有错。康生对主席情绪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他脑子里塞满了康生关于我国的不实之词。在这方面，这是他惟一的情报来源。至于康生，他是个极端的反苏狂，惟恐不能诽谤我们。他辱骂布尔什维克党，并不遗余力地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思想上得到巩固。康生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党的敌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毛主席只是口头上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实际上，他受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康生完全了解这一点，因而拼命去助长主席的这种危险的思想倾向。
康生只能被称做“刑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个把死亡带给人们的大臣的形象】。
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被蓄意歪曲了。但是还把这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中，可以感觉到刑官的险恶用心。
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制定的，而不是像康生说的那样，是根据莫斯科的意志制定的。
在共产国际大会闭会期间，国际工人运动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执委会委员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埃尔科勒)、哥特瓦尔德、曼努伊里斯基、皮克、王明、多利士、柯普勒尼希。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制定的。
1943年2月5日
为了庆祝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我们小组宴请了中共领导人。应邀前来的有毛泽东、刑官、江青、王稼祥、任弼时等。
宴会在我们屋举行。摆了几桌，每桌四人。我拿出那瓶密封的酒来。奇怪，竟只剩下半瓶了。
刑官由阿列耶夫作陪，喝了很多酒，他想使阿列耶夫透露我们汇报的内容。他为我们对他和他那个局的态度而深感烦恼。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酒的“挥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跟大伙儿说，他是用医生的注射器把酒抽出来的，然后用手指把针迹抹掉。这一晚上，我成了他的笑料。（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