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12月22日
对于整风，毛泽东是这样想的：
许多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钻进了党内，有的甚至已窃据领导岗位。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的基础。党必须彻底清除“教条主义”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在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活动中扎了根。
遵义会义拯救了党—这是这次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
1942年12月28日
延安已经注意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我们应邀去参加边区积极分子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他又一次想使大家确信整风是有好处的。只不过这次也给整风运动取了好几个名字—一会儿说它是精兵的斗争，一会儿说它是简政的斗争，一会儿又说它是为正确解决财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他号召共产党员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说“遵照马克思的教导，为了要生活和斗争，首先这里必须吃进东西”—毛泽东指指他张开的嘴—“这里必须拉出东西”—他准确地指了指他要指的地方。
多么文明的举动！多么深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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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冬天真怪。不刮风，白天暖和得能穿衬衫。但是在阴凉处或者太阳落山之后，又冷得刺骨。
夜间，我独自一人工作时，周围一片寂静，就连我自己走在泥地上的脚步声也都听得见。
我写着，听到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夜深人静，这声音显得很大，就像是从下面河谷传来的一样。
1942年12月30日
毛泽东的政治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暴露出来了。在争权斗争中，他选择了政治赌博一途。这是事实。
他想从他的“阶级兄弟”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而对自己粗布衣服上的补丁，显得满不在乎，可是对“阶级兄弟”正在流血牺牲，却无动于衷。
我们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看法。
尤任体谅毛泽东的“错误”，认为他是个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则认为中共党内一切思想斗争，都不过是典型的权力之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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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了奥尔洛夫。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组里，但他总是独自工作，往往一连好几天没有人跟他说一句俄国话。中国同志对他特别尊敬。
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
有几个外国医生在延在的医院里工作。
顺便提提，奥尔洛夫说马海德的医术很不高明。他极力避免同奥尔洛夫接触—奥尔洛夫的到来使他的处境很尴尬。
马海德很有钱，足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还能宴请军队和党的工作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