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9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10月21日
王明病了。奥尔洛夫很着急。
王稼祥也病倒了。
毛泽东派拉王稼祥，但王不能容忍康生。他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了。
王稼祥的朋友陈云也越来越受康生的影响。“受影响”这个词不确切—显然两人都为康生吓怕了。
刘少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新四军政委，而今成了仅次毛泽东的二号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实际贯彻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现在对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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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章。虽然说这是毛泽东写的，但是肯定和往常一样，是出自陈伯达的毛笔。
假如俄国坚持下来而且击溃德国，这也会影响到远东的局势—文章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
作者认为，“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所以，要保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以防万一！
从现在起，我和尤任、阿列耶夫都像当地的中国大一样，要住进窑洞去了。
人们沿着又窄又陡的山路往上爬，首先到达第一排窑洞，这里住着党政人员、学生和军人。
我们的”一套住宅”在第二排。窑洞后面是一条深沟。
从小路上去，走到最后一排窑洞，那里住着诗人肖三和其他中国同志。
肖三是毛泽东在湘潭地区学校里的同学。
毛泽东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包括在“党内反对派中”。尽管毛泽东作了解释，“经验主义” 和“教条主义”之间的差别何在，还是很难领会。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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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运动会。他们的组织者是叶剑英、徐特立、王世泰、王鹤寿和李富春(学生时代是个足球迷)。
1942年10月 22日
现阶段的土地政策：
—-暂不没收地主的财产。国家只征用汉奸的土地。
—-在无需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在乱后组织解放区。
—-所有解放区一律减租减息。
毛泽东指出应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揭露重庆反动派的背叛行为。
据毛泽东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共产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取代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掌权。这是有利于抗日斗争的。
据我所知，这是共产国际的建议，国共两党才于1937年9月签订了一项协议。
共产国际的建议已把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日本的侵略，并开始进行抵抗一事考虑在内。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1942年10月 23日
九月份，贺龙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同国民党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准备采取行动夺取领土和贵重物资的必要性；他说，这一点是“教条主义者”所不了解的，“他们得到了一点惩罚，应该彻底教训教训他们。”
贺龙在政治上无知，他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
贺龙是第120步兵师的司令员，是一个英雄，在军队里很得人心。他是毛泽东的同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贺龙是和譪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泽东就利用这点给自己捞好处。
实际上，贺龙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对这点毫不避讳。现在他领导特区的联防军，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门。
林枫 (译音)是120步兵师的政委。
周恩来被归于“经验主义者”之列，他一直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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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窑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
入口的地方用布帘一遮，就算是门，窗子上糊了纸。
我的笔记本放在哪儿大成问题了。
在去贺龙的120步兵师的旅途中。我得过阿米巴痢疾，以后常常胃痛、耗尽体力。我现在写东西视力模糊。(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