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25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8月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分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牺！”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实际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见，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
军队训练很差，又是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