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14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7月22日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线见到的情况：
“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
“在前线师部里，大家打扑克和聊天来消磨时间。我访问了第19团团部。参谋长说，那天日本人向他们开了火，有些伤亡。一小时以后，团长把这作为对日本人的一次小胜利又向我宣传了一遍。”
“我无法去五台(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一个市镇)。虽然前线形势不错，也阻止我去前线看看实际情况。我到那儿去是件麻烦事。”
1942年7月24日
国内情况在发生灾难性的转变，法西斯分子已接近诺沃切尔卡斯克和齐姆良斯卡亚。我们的军队正向伏尔加和高加索撤退。
中国军队收复了浙江省的瑞安；根据间接消息，还收复了山西省的临川。
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斗志，日本电台又一次津津有味地广播不久前的胜利；”1942年2月8日，光荣的皇军在夜色的掩护和空军的支援下，开始在新加坡登陆。2月15日，占领了英国最大的海军要塞！”
那次，日本军队由山下奉文将军指挥，他是日本军队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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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康生用一切手段支持毛泽东，单是这个事实就叫人要提防着点。哪儿有康生在场，就不会对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表示尊重。
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苏联友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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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在听收音机时，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他在西班牙当过志愿兵。在卡塔赫纳，他在海军总顾问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领导下，负责过三个月的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在巴伦西亚，在军事总顾问斯特恩领导下任报务员。
多尔马托夫说：“1937年10月5日，我在埃布罗河的蕯拉戈蕯附近受了伤。那是我25岁生日的前4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突然出现一群麦塞施米特式的德国轰炸机，低空飞行进行轰炸。一次又一次的爆炸，接着是一阵机枪扫射，满身的火焰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我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喊“妈妈”！”
1942年7月27日
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首先是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可是国共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也是对正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保卫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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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他的妻子是个中国女人，叫苏菲，一个儿子叫于马。苏菲是个漂亮的女人，娇滴滴的样子，对男人很温柔，她使尽媚态和我们的报务人员交朋友，会娇声娇气地说一些讨好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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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眠一直不够。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只有在晚上才听得清楚。而人们多么想尽早知道世界和国内发生的情况啊！
跟6千公里以外的莫斯科保持联系，就靠多尔马托夫的技术。他重装了发报机，并正热心地在装一种能在通讯中排除一切干扰的“Zeppelin”式天线。没有多余的晶体备件了。他把这套设备看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来加以照管。
国内形势不知怎么样了？不知道最后将在哪里挡住德国人？
1942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以轻蔑态度来谈苏联领导人。例如，他在说到约•维•斯大林时，就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他说：“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国，但他还什么事情都要管。他对我国革命的那些所谓论点，纯属无稽之谈。共产国际的那些人也在胡诌这一套。”
主席对苏联的认识是极为模糊的。他只知道苏联是”共和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对苏联的看法极不正确，产生这种看法与康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从不问我们关于苏联的情况。他对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兴趣。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德前线的形势。
去年10至12月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达到高潮时，主席说：“看，斯大林的空话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他把话说绝了！我倒想听听这位领袖现在在莫斯科还在放什么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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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