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10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7月14日
毛泽东正从杨家岭迁往枣园。官方的解释是，鉴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在枣园为毛泽东挖窑洞时，考虑了最大口径枪炮的破坏力，由军事工程师作出计算。
毛泽东有时凭记忆引述孔子的话。他精通四书。
中国学说崇拜最高统治者，认为中国什么东西都是优越的。中国的思想僵化和文化落后，孔子学说要负很大责任。这种宗教哲学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气势汹汹的、教条主义的。
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行为，人们心理感受到难受。苏联形势危急，而中共领导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不动，显然鼓励着日本军阀加紧在我国边境上进行军事准备。苏德前线最近的发展形势如此，而中共领导人这方面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岂止是眼光短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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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德装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炫示他的所谓进步观点。他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很会慢慢骗人的信任。他经常同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的干部在一起。他靠设宴请客来赢得每个人的好感。对军队和党的所有重大事件，马海德消息灵通。
1942年7月16日
尤任说，1941年7月，苏联统帅部通知中共，日本人把在满员的部队从本国运往大陆，沿苏联边境一带集结。
苏联统帅部建议出动八路军，阻止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和包头方向集结，援助处于危急形势的苏联。
苏方要求说，“特别重要的，是破坏通向上述地点的正常铁路交通。”
中共领导人没答应这个要求，也没答应其他任何要求。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国际问题的一般情报是注意起来了，但是党内的生活是保密的。
1942年7月18日
多尔马托夫对尤任所说的情况作了补充。
当听到毛泽东当着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气愤的话回答苏联同志的问题时，我们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多么压抑呀！他说，“一旦日本向苏联宣战，我们只是配合作战，不用大部队，以便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形势行事。”
王稼祥不无恶意地补充说：“我们不需要满洲，俄国才对它感兴趣呢！”(当然，俄国是关心那个地方的。关东军集结部队，白匪开枪射击，还不都是在满洲那个地方！)
“根据形势！”多尔马托夫怒斥道：“如果我们打败了，好像他们倒能存在下去似的，他们会被打垮，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在特区这个地方，被日本或被国民党，或者被他们一起打垮。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苏联存在。”
中共领导人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了。主要是他们有在特区袖手旁观的好机会。但他们不考虑这种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如何，也不考虑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前途将如何解决。这是确实的。
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
1942年7月20日
晚饭后，同阿列耶夫坐在一起，他想起很多事情来。
“我们记者小组，”他说，“总是表现得特别机智，可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天比一天坏，近几个月来，把客气都统统扔到一边了，剩下的只是卑鄙而横蛮地公然在人民中败坏我们的名声。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在特区有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
“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我看这太含混，不好理解。必须弄清这个集团的目的、任务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个“集团”对中共的路线显然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依我看，我们在军事上受到的挫折，使中共某些领导人一直郁积在心中的对我国的敌意发泄出来了。拿康生来说，他的情报人员就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这些天来，他塞给我一个俄语教师，硬要我收她做个学生。我还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中国姑娘。这个女孩子可没让我们太平过一天。（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