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13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6月15日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作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地”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好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共产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就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设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在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
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间。
1942年6月17日
当我们的军队在苏德前线军事上失利后，特别是当我政府由于对法西斯德国作战，明显地不能满足中共领导所急需的大量武器之后，他们对苏联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共领导人不肯理解武器对我们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武器。如果苏联战败，那么不管是特区，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将不存在。它们不是会被国民党就是会被日本人摧毁。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瞎说八道。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作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1942年6月18日
日本人正在苏联—满洲边界完成其从去年11月开始的军事建设。上几周内，从日本运来的弹药和装备急剧增加了。据日本俘虏说，日本正急于在国内成立新的步兵部队。
日军正匆忙地把步兵师改建为摩托化师。四个团建制的师改编为三个团的。最新式重型坦克正运抵满洲。
在中国活动的日军只有10个步兵师，在南海地区另有20来个师。到目前为止，50多个师留作后备，毫无疑问是想用于对苏联发动军事行动的。
流传着很多关于日本企图在今春进攻苏联的谣言。法西斯的东条内阁在德国的压力下，以及为了要建立“新亚洲”—即要在东方摧毁任何有力量反对日本帝国的真正军事力量，无疑是不会排除向苏开战的可能性的。这是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这也取决于苏德前线形势的发展。
康生的秘书肖里，到我们这儿来得很勤，特别是喜欢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来。他填饱肚子以后，就谈起哲理来了。今天，他一边剔着牙一边说：“几千年前你们白人在干什么呢？你们用弓箭，而我们已经有了火药。那时我们已经会开运河，筑堤坝，建要塞，并且还会烧瓷，织造丝绸，造纸，做墨，而白人还在靠吃生肉过活。我们已经产生光辉哲学的时候，白人还刚刚在草创字母。我们的文化孕育了东方的文明，她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
多尔马托夫气得满脸通红。他走的时候，我们只是客气地对他笑了笑。
古老悠久的文化使人们把封建的中国看作是第一个世界大国。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精心培育。遗憾的是，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到今天还没摆脱这种影响。
在中共领导中，毛泽东派正在占上风。这表现在中共领导的政策上，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领导的政策真叫人叫惊！（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