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24日讯】
【黄花岗杂志编者按】虽然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阅读以来，共产党学者和国民党学者犹如“赶集”似地穿梭在大陆、台湾和美国各地，他们的阅读研究成果，更能够在大陆和台湾通行无阻。但是，这篇文章，目前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都不能发表。本刊囿于这一实情，决定自本期起予以连载，请海内外的读者给予关注。
作者：安长林 童潇竹
第二篇《采访录》评点（下）（3）
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
蒋早年好色孤僻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
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俐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点评﹕（接上文）
中共学者指斥蒋介石“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指责“蒋介石推行的是一条改良主义路线”。这一条改良主义路线，就是他指责蒋主张“劳资合作与阶级调和”；所举的例子，便是“蒋多次提出，要搞“二五减租”；中共学者甚至下结论批蒋说﹕“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所以，在大陆时，“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在台湾时，只因“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
其一，直说了，中共学者的这些话，让今日中国大陆的读者听起来，简直有些“奇谈怪论”的味道。但是，说白了，原来，中共学者到现在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为，他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还在用马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和否定蒋介石。我们曾以为这位中共学者“进步”了，以为这位学者能够审时度势，而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公正地否定蒋介石”了，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马列主义者，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坚持者。因为，他在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共早已经请资本家入党的岁月里，在当今中国的资本家和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到足以令共产党心惊胆跳的时分，他为了否定蒋介石，还要公开地站出来批判蒋介石主张“劳资结合和阶级调和”，这岂不是要了共产党的命吗？更何况，批判共产党第二国际之“劳资合作与阶级调和”路线者，正是主张大搞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列宁；大肆批判和持续谩骂要走“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之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正是在中国要将阶级和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毛泽东！
然而，谁又能想得到，正是这位岁岁年年、甚至春夏秋冬都要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今日又要用批判“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来批判和否定蒋介石。那么，我们根本无需证明，就可以说中共学者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姑且不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进步国家，都在“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的问题上做尽了“民主改良”的功夫（注八），才造就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进步安宁现状，而且只要有谁背离了这一基本的社会走向，则任何国家都将得不到安宁和发展。更何况中国共产党曾一再批判“劳资合作和阶级调和”的时代，也不得不“销声匿迹”了！因为，一旦“反对阶级调和，重挑阶级斗争”声起，则一切外商、台商和本土商人之“血汗工厂”的工人运动，就将蓬勃兴起；中国的新兴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铺天盖地；如富士康老板这样压榨、迫害直至逼死一个又一个中国工人的血腥资本家们，就会和与他们深相勾结的共产党一起，被中国的新一轮真正无产阶级革命送上断头台！中共心心念念的政治维稳和专制和谐，岂但立即就要泡汤，中共的专制政权就更会和血汗工厂一起，在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革命、新兴的农民阶级革命和新兴的民主革命的呼啸声中，灰飞烟灭！
中共学者，你是不是为了从方方面面地来否定蒋介石，而不惜引火烧身、且引火烧党呢？你可不是在“温和”地否定蒋介石了，你竟是在“点火于蒋介石日记，放火于共产党中国”了！虽然你只因得意而忘形，决心“掘堤淹蒋”，却不知其结果竟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共家学者竟害了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一旦知道你虽然“有心批蒋”，竟至“无心灭共”，这可是“大罪”，他还会让你左一次跑美国，右一次地跑美国，再去阅读蒋介石的什么日记吗？
当然，这位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愚蠢批判”，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如果有，那就是，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要遵循他的胡总书记的思想和路线的。因为，这位中共学者在他那篇“寻找真实的蒋介石”的自序中（本文评点之第一篇），就已经堂而皇之地明言过，他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是要遵循“胡锦涛同志对现代史研究的相关指示”的，是要为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专制和谐理论”尽心卖力的。而胡的思想路线，就集中表现在中共国庆那个突然出现的“毛泽东思想方阵”上，就标举在胡锦涛一上台就已经喊出的“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贯是正确的”倒退政治主张上。而“毛泽东思想方阵和北韩古巴一贯正确”的要害，就是复辟大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时代。这在中国大陆，已然是路人皆知。对此，中共学者是心领神会了！也是“紧跟照办”和“与时俱进”了！虽然他差一点玩砸了！
其二，正因为中共学者还在依据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问题，做研究，阅读蒋介石的日记，所以，他才会指斥蒋的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因为，在大陆时，蒋介石不仅搞的只是什么“二五减租”，而且，“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就是说，连二五减租也干脆不搞了！
历史的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稍稍有一点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江山，其间三十八年，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倘使用辛灏年先生的理论来概括之，就是与前欧洲专制国家的民主过渡时期一样，“正处在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公开的、隐蔽的、反复的、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较量阶段”。诚然，这是一个历史的变乱期。“……旧中国农村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赋和捐税过重。三是灾荒严重。在军阀控制的地区，捐税苛重，名目繁多，赋税种类几达三十余种，其中二十六种是附加税，从而造成农民负担沉重。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国二十二省一千零一县中，仍有二千万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乡成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来的连年军阀混战，中华民国初获统一后，由新旧军阀一再发动的叛乱战争，和共产党在苏俄直接指挥命令下连续地发动农村暴动，“又使农民一直处于最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与解决，积苦而成患；一方面，则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号以煽动农民造反，带来了至为有利的农村社会条件。”
但是，处于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更不是“只要地主一叫”，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就退回去了”。而是﹕
“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均颇有成效。
“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等。”
“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在江苏、浙江和广东数省，亦推行得颇有成绩。
然而，不幸的是，军阀残余的叛乱战争，日本帝国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战争，和他对长城沿线中国领土以及整个华北地区的战争威胁，特别是中共在南方发动的流民暴动和农村武装割据即建立“俄属俄式的伪苏维埃政权”，也就是中共党史上一再声称的所谓“十年内战”，委实是将本来应该解决的农村问题即农民问题，延宕下来了。
此后，就在军阀叛乱已靖，中共乱国已残，中华民国实行渐进式的土地改革，已经迎来了历史的可能时，又因为日本帝国全面侵华野心的驱使，亦因共产党为“图存”而渴望日本帝国早日对中国开打，于是芦沟桥的那一声神秘的枪响（注九），终于造成了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命运，就此而再一次陷入更加愁惨的境遇之中。
但是，即便是在此后旷日持久的艰苦抗战中，蒋介石和他的抗战陪都重庆国民政府，仍然在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后方，而不是在“没有前方、只有后方”的“日占区共产党大后方”，展开了为农民所一心向往的“土地改革”。
“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
“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
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这个纲要，上承孙中山“平均地权”之理想和一九三零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下衔一九四九年后台湾三阶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实践，虽为战时，却走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由大陆二十几位学者攥写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即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所引均出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可以设想的是，辛亥之后，如果没有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以及由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变乱之世，若能秉承着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则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早就会戮力解决土地问题，也早就实现了“平均地权”的理想了。
可以设想的是，自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和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初获统一始，如果没有苏俄的蓄意颠覆，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军阀残余的迭逞叛乱，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武装叛国和武装割据”，蒋介石和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早就完成了现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实行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因为，连中共自己也算过这样一笔账﹕就是自1927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民国南京政府被中共打垮，其间整整二十二年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时期，中共向来就称之为“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四年‘人民解放战争’”。也就是说，二十二年，从头打到尾，如此这般的战乱时代，又如何让蒋介石去实行土改呢？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台湾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全中国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
自辛亥之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篡国夺政成功，前苏俄、前日本、前军阀残余势力和前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们，才阻挡了中国的进步，阻扼了中国农村的发展，阻滞了现代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实现和全面实现。并且，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共产革命胜利，才将中国农民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黑暗之渊，以杀死农民、逼死农民、饿死农民几近“五千万”的“革命实绩”，为中国历史、也为世界历史留下了“破天荒”的血腥纪录……
然而，中国共产党派遣去美国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作者，居然还有脸面来污蔑大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先生虽然也想进行土地改革，但“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并且，他居然还要指斥蒋介石先生在土改问题上，“只敢改良，不敢革命”。
难道中国的土改，就只有按照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办法，就是砍掉二百万地主富农的脑袋、逼死饿死成千上万的中农、贫下中农和才叫作“革命”吗？并且，也只有按照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办法，一定要用土改杀人来建立中国农村专制极权统治的新秩序，然后一俟目的达到，就立即将土地从可怜农民的怀抱中，全部重新枪走，并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国有化”为名，将全中国的土地，尽归共产党一党所拥，直至造成今日之“党卖国土、民无私田”的贪腐天下，方能餍足吗？
中共的学者啊，这就是你阅读蒋介石日记的“辉煌成果”吗？这就是你阅读蒋日记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吗？就是你所找到的“真实的蒋介石”吗？
至于你说的，什么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只是因为“他与台湾的地主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换言之，”只因为台湾的地主与蒋介石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台湾的地主便没有“叫”，因而，蒋介石也就没有“退”回去了，所以，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还是台湾的地主好，不需要杀，不是蒋介石土改搞得好。是这样吗？你就不觉得自己的阅读研究成果，竟然是如此的“荒诞不经”吗？
其三、中共学者因要污蔑蒋介石不是“革命的土改”、而是“改良的土改”，所以，才用“生动”的文学描述手法，将蒋介石形容成“只要地主一叫，蒋就退回去了……”。
可是，据我们所知，那个敢于“杀地主如麻”的毛泽东，却曾在地主连叫也不没有叫一下的时候，也曾把他的“革命土改”退回去过，甚至也搞过一段“改良的土改”呢！
《谁是新中国》一书下卷第六章，曾以“中共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为标题，记述了中共革命土改和改良土改的交替进行。该书指出﹕“……毛泽东的人海战术是要以人命来作成他胜利的基础的。然而，人命何来？答曰﹕从农村中来。”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就相继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注十）
于是，中共在一九四五年发动内战之后，毛泽东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过“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诫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是用这种“革命的土改”的办法，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战争”的广大兵源。
该书同时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又曾明确指示说﹕“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29――毛泽东又是用这种暂时的“改良土改”的办法，削弱了整个地主阶级对他发动内战的抵抗。
于是该书指出﹕由是，毛泽东既解决了发动农民战争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前者以其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于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这就是中共学者至今仍在“醉心”的“革命的土改”吗？
依我们看，还是蒋介石的所谓“改良的土改”好。而且它才真正是“革命”的，因为它虽然用的不是共产党那种“杀人夺地”的办法，却彻底了改变了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湾的经济发展就与此大有关系”，连中共学者也如此承认说。反之，共产党的“革命式土改”，非但血流成河，其结果却是更大的掠夺和兼并，直至今天，它给中国大陆亿万农民所制造的血腥和痛苦，岂能够以一语“罊竹难书”便能了之的！（待续）
注释：
注八：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七章兼论：“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与改良的应有关系”。
注九：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六章注2，第363页。
注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二章第三节。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编者注）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