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3日讯】
【黄花岗杂志编者按】虽然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阅读以来，共产党学者和国民党学者犹如“赶集”似地穿梭在大陆、台湾和美国各地，他们的阅读研究成果，更能够在大陆和台湾通行无阻。但是，这篇文章，目前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都不能发表。本刊囿于这一实情，决定自本期起予以连载，请海内外的读者给予关注。
作者：安长林 童潇竹
第二篇《采访录》评点（下）（1）
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
蒋早年好色孤僻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
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俐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点评﹕
在中共学者的这一部分答问中，就他批评和否定蒋介石的方式来说，应该说，也都是“温和”的否定，但并非是“改良”式的否定。因为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否定，是绝不能妥协的。不过，虽然他要对蒋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予以否定，却又没有象过去的共产党学者那样，用的是疯狂辱骂和极力栽赃的“共产革命”方式。就此而论，中共学者的确是“进步”了。
所以，在本段一开场，他才会“温和”地，却又是十分“革命”地说道﹕“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一句话就把记者一心想探知的问题从根本上否定掉了！至于蒋介石有什么样的治国理念，他一字不说，因为他不愿说，更不能说，因为蒋介石的治国理念一旦说出来，人民的眼睛就亮了，共产党的麻烦就大了，中共学者也就要倒霉了！随后，这位中共学者便举了一些例子，用以证明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然而，细心的读者，却会从这些所谓没有政治智慧的指责里面，看到中共学者对蒋介石的种种批评、指责与否定，虽然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有无政治智慧毫无关系，但却一笔勾销了辛亥之后，在中华民族之最为艰难的时代，蒋介石作为一个真正爱国领袖和卓越政治家的智慧和功绩。
然而，蒋介石当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我们还是从历史的事实中，简单地选出几项来提出我们的诘问；然后，我们再就中共学者提出的，蒋介石“没有政治智慧”的历史例证，来逐一地予以批驳。
蒋介石究竟有没有“政治智慧”？
其一、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的蒋介石，曾向孙中山先生呈递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当时就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欣赏，也使孙中山先生看到了这个青年的进步前景。果不然的是，十年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是以这份十年前拟就的“对北军作战计划”作为基础，胜利地领导了一期北伐，不足十个月，就解放了南半个中国，这算不算得上是“政治智慧”呢？就不说后来孙中山先生在遭遇陈炯明叛变之前，蒋介石就早有所察，并数次提醒孙中山警惕；之后，则更是于患难中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唤，赶赴广东，日夜守侯在孙中山先生的身边，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为此，孙中山曾对他评价说﹕“蒋君一人来此，筹策多中，不啻抵二万援军……”――要知道，上述这两件事，可是十九年前，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在《蒋介石传》这本书中所“记述”的。
其二、本文（之一）在点评和注释中早已提及，一九二三年，当孙文要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代表他去苏俄考察时，这个被选中的最能干的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正因为他有着卓越的政治智慧，所以，他才会在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俄的短短数月中，立即发现苏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并无两样，甚至更具有危害性，对我――中国新疆、满蒙、甚至是内地，都存染指之心，从而得出苏俄乃是一个“事实与主义有别”的国家，不能不对之有所警惕和防备，从而使他回国后便开始反对“联俄容共”，直至成为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看透前共产党苏联的东方国家领袖（参阅本文之一注释）斥前苏俄也是帝国主义的话，终于为后人所逐渐认知，甚至为五十年后，毛泽东在与前苏联闹内讧中指责“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作了张本。蒋从此成为自由世界最坚定的反共领袖之一。直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列国轰然而垮之后，以至今日，我们再来回首近九十年前蒋介石对前苏俄的政治预言和政治判断，我们还能够说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
其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复辟有军、革命无兵”，孙中山反复辟“计无所出”之时，由于前苏俄联络中国南北两军阀以图染指中国而不得，列宁终于指示俄党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门来，先是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以成为第三共产国际共产党的一部分；继则要求中国的国民党和他们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的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注一）。全体参加国民党，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图谋分裂国民党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中国共产革命（注二）。此前，正值陈炯明叛变，给孙中山、更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对此，孙中山自己形容说，他“就象一个溺水的人，突然看见漂来了一根稻草，他便抓住了它”（注三）――由此，孙中山为权宜之计，而决策了联俄容共的险招。从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之内部，开始险象环生。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后起之辈，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孙中山在世之日，蒋已经明言呈告孙中山和廖仲凯等党的领袖们，深谓“联俄容共”之不可行，因未获重视，乃几次去职返家，以避其乱；后经孙中山一再派戴季陶等人赴浙请归，蒋才答应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从此在广州“赤色阴谋”迭逞的岁月里，一边“专心办理军校”，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连十九年前的大陆学者杨树标教授也赞扬他将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注四），一边则对甚嚣尘上的苏俄顾问、头脑发昏的党内左派和欲望炽烈、阴谋不断的共产党徒，采取“克己复礼”之策，即便因领导两次东征和两次平息叛乱而功勋卓著，苏联顾问、党内左派和共产党徒已经开始公开辱骂他为“新军阀”，他也“不置一词”，凡事皆以忍字当头，其心心念念全在培养黄埔军人和为“北伐打倒军阀”的准备上。
孙中山先生辞世之后，虽然“夸夫死权”的汪精卫，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挑唆下，志在夺取蒋在广东革命政府中的政治军事权力，蒋居然能“屈己从汪”，不仅将最高权位统统让给汪，而且愿意接受汪的领导，只要汪不会损害国民革命的利益，他便无任何怨言。他之“克己复礼”的政治智慧，几乎做到了极处。直到苏俄顾问、共产党徒、国民党左派和汪精卫本人，非要置他于死地，甚至要把他劫持送往俄国海参威，他才在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巨大危机当口，利用苏俄顾问和共产党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决然反戈一击。此后，参加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阴谋的汪精卫只好引咎辞职，再次怏怏出国；赢得了中山舰事件的蒋介石，立即发布了“整顿党务案”，夺回了大部分已经被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所劫夺的权力（注释），并考虑到只要一日不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广东，缠绕在国民党这根躯干上的共产党，就绝无消停之日。于是“整理党务案”发布不及三月，蒋介石就已经在广州誓师“北伐”了！
此后，不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征途上，埋设了多少的暗礁，也不问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在北伐已经胜利的后方，煽起了几多要变国民革命成果为共产革命废墟的毒焰，蒋介石始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因及早识破苏俄和共产党的阴谋，而能够因势利导；亦能在共产党对本党的一再挑拨离间之中，该忍者忍，该让者让，被迫下野之时则立即下野；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理当复职之时，则立即复职。总其前后不过两年，即领导完成两期北伐，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开创了“第二共和”，促使了东北易帜，初步地统一了中华民国，在辛亥以来中国人民志在“走向共和”的艰难道路上，赢得了大大的一步胜利……。
蒋介石当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如果确如这位中共学者所言，在广东处于劣势的蒋介石，特别是处于劣势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又怎么能够及早地摆脱苏俄和中共的阴谋破坏，而在短短的两年之中，就领导新一轮的中国国民革命走向了决定性的成功呢？
其四、创始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的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虽然赢得了辛亥之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大胜利，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被打垮，其间二十二年，可谓“无一年、一月、一日无枪声”。
一九二七春，被共产党又一次从国外请回来分裂国民党的汪精卫，与国民党内的“亲俄亲共派”一起，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迅速制造了“宁汉分裂”即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使正要横扫中原的北伐军不得不停滞不前。（注五）
一九二七年夏始，二期北伐第一次出师未捷之时，中共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北伐已经成功的南中国，发动了南昌暴动和一百余次农村造反，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一九二九年，“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又联合新军阀、野心家和阴谋家，一起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反对蒋介石和背叛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李、冯、阎甚至与由遭失败的汪精卫联合起来，妄图另建中央政府；阎锡山甚至已经选定“九月九日九时九分九秒”于太原宣布担任新的国民政府主席。新旧军阀所发动的历次叛乱战争，特别是中原大战，虽然为蒋所一一荡平，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叛乱战争，才给中共得以机遇（注六），并因此而在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在他们的“父亲”――斯大林，和他们的“祖国”――前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下，为“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而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为颠覆“第二共和”的中华民国，而篡立了俄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共产党为“保卫苏联”而战，蒋介石则开始为“保卫中国”而战。他错了吗？他失去了起码的智慧吗？
然而，正是极富政治智慧的蒋介石，才在中原大战刚获胜利的前线，于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发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即明确说道﹕“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寝成燎原之势，以成为全国大患”；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掳掠的罪行，而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断。”……
正是蒋介石的政治智慧，才促使国民政府立即决策并坚持了“剿匪”的正确方针。因为，这一股赤匪，“非国家，无民族”，甚至公开出卖民族和国家。剿灭他们，非但不象中共学者所定性的，是谓“大罪”，而是“大功”。二十年后，这股赤匪终于因日本侵略而坐大，其篡政建国，残民以逞之种种，实为“史无前例、罊竹难书”。于是，六十年间，中国人民所遭遇的生灵涂炭，遂完全证明了蒋介石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和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就在他的日记中预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其后，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抗战整整四年半，所谓“敌有人助，我无人援”，其艰难困苦，何人可诉？但是，日本轰炸珍珠港当日，蒋介石就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告之必须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才能够打赢这一场反对法西斯的世界战争。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运作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证明。美、英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我中华民国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成立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以至今日，中国在联合国里的正式名称，还是“中华民国”。特别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抗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和特殊贡献，又使蒋介石成为包括东南亚印、缅诸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国自此一改屈辱的近代历史，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国……。2005年由云南电视台摄制的记录片“中国远征军”，就将蒋介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决策建立“中国远征军”的政治智慧，和“中国远征军”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赢得的骄傲，委实是处处萧洒道来，在在激励人心。
其六、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们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奠定了中华民国在现代世界上的荣誉和地位，实现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乃是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这一痛苦而又伟大的民族解放愿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要求昔日的英美荷等列强废除对中国所制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重建平等新约――他成功了，中国成功了！一九四三年二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签字废约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时，重庆人民一连数日载歌载舞，欢庆“废约”。一九九五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聘请二十多为历史学者所攥写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则将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尽情地予以了描述后赞扬。
…………
蒋介石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吗？蒋介石只是一个政治无能吗？蒋介石就这样地令中共的这位学者看不上眼吗？
也许，中共学者作为一九四九年那个胜利者的御用文人，而不得不如此地贬抑蒋介石，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中共学者作为第一个被当今台湾国民党和蒋宋两家后人邀请去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者，他在读饱了蒋介石的日记之后，还要指斥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们只能说，作为历史学者的这位中共御用文人，你是不是也太势利了一点呢？别忘了，你毕竟是一位历史学者，真实的历史才是你研究的对象，肮脏的现实则不应该是你政治的依靠。如果你只想维护眼下的共产党，一心要推翻你不应该推翻的历史人物；或曰只想同流合污于今日的黑暗现状，便要否定曾经光芒四射的时代；那么，未来的光明历史，就一定要象推翻今天的黑暗现实一样来推翻你。当今中共的文人学者们啊，还是淡泊一点地好。
我们还需要将蒋介石有无政治智慧这个本不应该有的题目，继续辨析下去吗？
没有必要了吧？
但是，我们还想简单提及的是，阅读了大量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如此地指斥和否定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其实也没有错。因为，“政治智慧”这个词，在共产党及其御用文人学者那里，即等同于“政治阴谋”、“政治诡计”和“政治伎俩”。若再说得干脆一些，就是无时不用的“革命两手”即“阴阳两谋”，无时不在实行的“统战欺骗”即“挖心战术”。仅就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则迄今未已的是，该有多少国民党人，在中共的上述“政治智慧”的进攻之下，一次又一次地上了当，受了骗，做了可怜甚至是“得意”的俘虏呢？连当年的蒋介石本人也未能够全免。
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则中共学者指斥和否定蒋介石“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倒是说得挺“地道”的。（待续）
注释：
注一：参阅北大李玉贞译著：《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注二：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
注三：孙中山接受英国记者亚瑟.索朗姆采访录。
注四：参阅杨树标：《蒋介石传》，1991，北京团结出版社。
注五：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议：“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
注六：参阅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编者注）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