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23日讯】
【黄花岗编者按】虽然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阅读以来，共产党学者和国民党学者犹如“赶集”似地穿梭在大陆、台湾和美国各地，他们的阅读研究成果，更能够在大陆和台湾通行无阻。但是，这篇文章，目前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都不能发表。本刊囿于这一实情，决定自本期起予以连载，请海内外的读者给予关注。
作者：安长林 童潇竹
第一篇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评点﹕ 道理似乎说得全对，言词似乎十分公正……。但是，历史的本相从来不会迷失。因为，本相只有一个，过去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过，今天，它在历史上依然存在着。迷失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寻找者或研究者，褒奖者或鞭鞑者，蒙蔽者或欺骗者，还有就是“别有企图”或“心怀别绪”者。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接近本相，如何才能去接近真相。找出更多和更加接近本相的历史真实来。倘能如此，那我们的研究方向，就是正确的；我们所发掘的事实，就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事实本身。
所谓非好人即坏人，非神即鬼，不是天纵英明就是天生罪人，或非善即恶、非功即罪者，也正是共产党所独有的“两分法”。因为共产党对历史人物“不是批倒批臭，就是捧红捧紫”，其惯用的手段，则是“昨日还在号召万方歌颂之，今天已经号令人人打倒之；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的此类“史迹”，实在是多得枚不胜举。至于共产党的“欺骗史学”、“颂歌史学”，“阴谋史学”、“影射史学”和必须为其“革命”、“极权”、“暴政”服务的形形色色史学，诚如辛灏年先生所言，除却前苏联为首的“马列党族国家”――就是那个已经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则不论中外，便确然是史无前例。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自古就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许多的铮言，就有许多为纪录实史而不惜掉头的史家，更留下了千千万万种敢于，或无须“敢于”，就能够据实而论，好坏兼述，美恶俱呈的史书和史籍。
所以，“非神即鬼”的史学，惟有马列中国之一代“史学”所独有，如果它还能够被称为史学的话。然而，中共学者在此却以莫须有的方式，明知只有共产党拥有此 “独家史学和不伦史学”，却将之说成是仿佛与共产党无关的一般历史研究现象，作者是否有为中共“隐恶”的意图，便有些嫌疑在身。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无论做什么，只有“思无邪”，才能“行端正”。无邪则正，邪则不正，更不是自命“公正”便能够“公正”得了的。虽然，凡是有党派的，自觉或不自觉都要为其党派服务的学者，则是无论如何都是很难做到公正的。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 蒋介石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 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 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评点﹕ 作者在“比兴”之后，终于开宗明义地说到了他的阅读研究对象――历史人物蒋介石。其所述蒋介石的重大历史经历，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其所提及的某些历史事实和说法，有的令人费解，有的则需要加以说明，有的尚需要帮助作者来“说穿”。
第一，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吗？在大陆民间历史反思早已否定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欺骗”之后，作者还要根据当今共产党之迫切需要，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中，大谈“国共合作”，依旧“党云亦云”，令人匪伊所思。
历史的事实是﹕在蒋介石的辞典里，一是，1923年从苏俄归来后，就曾坚决地反对所谓的“国共合作”，反对所谓的“联俄容共”，明确指斥当时的苏俄与老沙皇及世界上的帝国主义“没有二样”，对中国的疆土，特别是我们的新疆和满蒙，甚至是本土，都充满着野心（注1）。而后来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他完全正确。
二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在共产党数度向他提出“四项保证”（注2）之前提下，蒋介石才表示接受共产党“输诚”，说得不好听，就是接受共产党“投降”。自此，中共逃亡的“落脚”地陕北，便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建制的陕甘宁边区；中共的两万逃亡军队，遂成了吃国民政府给养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所属第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虽然他们不打日寇，专打国军，希望“日本人对中国的土地占得越多越好”（注3）。
那么，“国共合作”一语从何而来？就象所谓的“新三民主义”，纯粹是在孙中山死后两年，由前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帮助中共捏造出来的那样，“国共合作”一语，则是列宁在1921年对苏共（布）、俄属共产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是因前苏联共产党在联合中国的“南北两军阀”失败失算之后（注4），因发现在中国真正有影响、有力量的还是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列宁才指示他的“中国支部”――中国的共产党，要和中国的国民党实行“合作”。说穿了，就是其时人数尚只有百二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在秉承境外主子的指令，要借“国民党之怀，育共产党之胎”；就是当时戴季陶所说的，共产党是在“利用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们的共产党”；或当时的汪精卫所说的，共产党就象“猪精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要打入中国国民革命阵营，以诱惑国民党，诱发中国的共产革命罢了。所谓“国共合作”一语，纯粹为列宁所创造，所指示，所命令。而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不过是前苏联的阴谋伎俩和中共的听命从事（注5）。
中国大陆学者、前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陈锡其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经指出，在中国国民党（不包括当下的台湾“中国”国民党）的全部文献上，非但没有出现过“国共合作”的文献，就连“联俄容共”的文字都没有出现过，它们最早都是出现在苏俄和中共的文献上（注6）。至于今日国民党不孝子孙们还在糊涂地呓语着什么“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去说他了，说也无聊。所以，所谓国共合作，正如《谁是新中国》一书所言﹕ 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诚和虚假归顺（注7）。
第二，中共学者，也算“学者”。是学者，在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上，就不能含糊其辞，更不应该装糊涂。孔子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把蒋介石美化成了千古圣人？又是哪一部分人把蒋介石丑化成了万古罪人？特别是后者，这是中国大陆的几代黎民百姓都耳熟能详的事情――是共产党，才把一个曾领导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成功，更领导了中华民族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大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丑化、恶化、妖魔化、流氓化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辨识新中国”之同时，还必须“还原蒋介石”（注8），便成为中国大陆民间二十余年历史反思怀有深悲巨痛的历史主题曲之一。
然而，中共学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和成果”，非但绝口不提大陆民间二十余年的历史反思成就，绝然不提及人民痛苦“还原蒋介石”的功绩，更是绝不提及﹕正是共产党才竭尽所能、不择手段地诬蔑了蒋介石，是共产党才极端地甚至是无耻地要将蒋介石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还要踏上无数只脚，妄图叫蒋介石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因为，正是共产党，才联合了一切外敌和内敌即﹕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前苏联， “专打蒋、不打共”的日本侵略者，和大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革命的所有逆子贰臣，以及作为满清王朝遗老遗少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才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打倒了蒋介石，篡立了中国的马列政权。避开了中共“诬蒋、打蒋”这个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撇开了中国大陆民间二十余年还原蒋介石的艰难痛苦成就，只含糊其词地“这一部分人”，“那一部分人”；“这一极端”，“那一极端”，其与共产党不言而喻的暧昧关系，其对人民反思潮流暗相抵触的对立立场，岂非耐人寻味？如此中共学者，还要一开场就要一再地标榜公正，又如何标榜得起公正？又怎么能够公正得起来？
第三，至于把蒋介石当作神明者，有没有，有。他的一些曾与他生死与共的将帅部下，其中残留人间者，至今提到他都会老泪盈眶，甚至作文颂蒋以至于极。这只是表达了他们对蒋的感情，却不是在“作史”。它们当中岂但大多数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就算有专门肯定蒋介石一切正确的国民党御用学者，它们也从没有用过共产党对毛泽东那种令人肉麻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疯狂谀词，什么“红太阳”、“四个伟大”之类，如郭沫若“两个太阳”的颂歌等等。而且，他们从来不曾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上，形成过一种流派；更未在中国现代历史研究上占有过任何地位。相反却遭遇过种种非难，有些对他们的批评也并非不对，那是因为他们以感情倾诉代替了客观陈述。
反之，就历史事实而言，当蒋介石为民族国家建功立业之初，不仅横骂他的多，而且恶打他的更多。蒋不仅在拥有着相当言论自由的大中华民国报刊杂志上天天遭人横加指骂，而且在蒋介石为了统一民国的艰难奋斗中，岁岁年年地遭遇着诬蔑、反扑、颠覆，甚至是勾结外族外敌对他进行殊死地进攻――中共首当其冲。那些不是拿枪、而是拿笔的共产派文人，不就公然地在“解放前”的报刊上责骂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吗？甚至年复一年地破口大骂蒋介石反动、黑暗，是个“地痞流氓”吗？谁把他蒋介石当作神明了？谁把他蒋介石当作圣人了？连当时的国民党也没有。国民党内公然反蒋，甚至几度逼蒋介石下野的事实，可谓人尽皆知。就不说谁又曾把蒋介石当成“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的红太阳”，而天天都要向他作“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 了―― 有吗？
再就是，直到今天，又有谁人敢于稍稍骂两句毛泽东的“第四代接班人”呢？就连罪恶滔天的毛泽东，虽然已经死掉三十余年，可在今日中国大陆的无数报刊上，又有谁敢于对他“不恭和不敬”呢？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代表，被中共媒体和海外糊涂人捧为著名的和权威的“大家”，不是还要在他的“成果” 里，对当今中共恶党之首恶胡某人“有关历史研究问题”的指示，十分用心地表示着他的“第一种忠诚”吗？还要利用阅读蒋的日记，来为胡某人提出的要与共产党极权专制“和谐”的理论尽心尽力吗？
我们如若也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史者一定要做明白人。说真话，做明事，不要也搞出什么“革命的两手”来，阴一套，阳一套。倘若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说不明白，还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甚至让别人对你人鬼难辨，那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述史”，你的“公正”又从何而来？
第四，在中国大陆人民自己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让真实的蒋介石已经和正在回到人民的眼前之时，之所以中共学者时时刻刻都要将“公正”两个字挂在嘴边，更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这一机会，由他们这些曾跟着共产党、曾帮助共产党骂够了蒋介石的人，来重新“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来否定人民已经和正在还原的蒋介石，其目的，虽然在共产党是“一以贯之”，但是其手段和说法，却有了不小的变化。说白了，就是由于时移代迁，共产党变“聪明”了，共产党的学者们也已经变“聪明”了。这是中共专制统制“被迫弱化”的结果，因为聪明了并不等于进步了。因为还要象过去那样，只简单地、公然地、重复地再把蒋介石横竖臭骂，批倒批臭，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八十余年来，特别是共产党在中国建立马列政权以来，被共产党批倒批臭的许多人，不论文武，不论死活，其中许多人，今日早已香遍中国。
不说蒋介石、胡适之这些曾被共产党批得体无完肤的人物，就是早年的许多军阀政客，后来的许多墨客文人，直至共产党的自己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之流，凡是被共产党批过的，骂过的，斗过的，逼死的，害得家破人亡的，今日也都已经在中国大陆甚至满世界内“咸鱼翻身”，甚至“誉满中外”。特别是“北伐是蒋介石领导打赢的，抗日更是蒋介石领导战胜的”，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成为人民的“共识”之时，了解情势的中共学者，就要在绝不提及中共曾经对蒋介石的极端批判辱骂之前提下，来学着“公正”的模样，“重新出发”，既不得不承认人民对蒋介石已有的某些“还原”，又要重新否定已经为人民“还原”的蒋介石本相；要在尽可能的情形下，推翻人民反思蒋介石的巨大成就，保住中共对蒋介石的基本否定和根本否定。其必须固守的原则就是﹕在“蒋、共关系”上，只能是共产党对，蒋介石错。共产党对国家人民有功，蒋介石对国家人民有罪。这便是他们要“公正地否定蒋介石”的真谋略和真目的。
所以，中共学者们才要在表面上提出批判“两个极端”，但绝不说共产党一贯极端；一心要否定人民痛苦反思的成就，但又只好含糊其辞地将之指责成另一种极端；更要在新形势下，在行为上装作“公正”，标榜自己非但与党、与民皆不相同，而且惟有他们才超越了“两极”。如此才能达到既能够维护共产党的历史正确性――因为它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又对人民反思包藏祸心――因为它们就是要为了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和专制和谐”，而一定要推翻和取代人民反思的“危险成就”。这当然又是中共学者的惑人招数。谓予不信，请见中共学者的后文，和我们将针对历史事实所作出的评点。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
点评﹕谁都知道当今中共党魁胡某人近些年来发明了一种叫做“和谐社会”的理论，稍有知识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和谐”理论，说到底，也就是人民必须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和谐”；并且，人民只要稍稍敢于不“和谐”，恶党的装甲车，机关枪，由恶党豢养的武装警察，再加上为恶党所操控的黑社会流氓势力，就会一起向着我们可怜的人民扑杀过去。以至今日的中国大陆，“血案频生，大侠辈出，烈女扬威”（注9）。整个社会岂但是全然“和谐”不起来，而且一场大的社会变革眼看就要来临。当然，正因为如此，中共学者才必须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为胡某人的“专制和谐理论”服务，为苟延中共的专制统治服务。所以，他们即便是在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时，也要为本党总书记的“专制和谐理论”笔下生花，竭尽阿谀之能。如此，你又如何标榜得起“公正”？又怎么能够寻找得出真实的蒋介石来？至于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时候，高谈“民族和解和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此不过也是要利用阅读研究蒋介石日记，来执行其本党对台湾的的统战谋略罢了。这个谋略，就是前评已经点到的，为中共尽可能地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实现专制一统”而卖力。如是，读者总该明白了“什么叫做中共学者，和谁才能被叫做中共的御用学者？”要知道，中共学者的狐狸尾巴就是这样露出来的……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 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 能。
点评﹕ 第一，何谓国共大战？ 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国人民的“世仇大敌”（蒋介石语）前苏联指挥下，背叛中华民族，颠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武装叛变。共产党称之为共产革命战争，是列宁发动“世界革命以保卫苏俄”的一个部分；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之为平定共党叛乱即“剿匪”。
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在共产党，则是一场立即乘机发动的疯狂内战和血腥内战。至今，共产党都一直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之为“反共勘乱、捍卫宪政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共党胜而民国败，民主宪政被中共倾覆，中国国土被中共分裂，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
此后，中华民国在两蒋时代苦守台湾以待变，并逐步走上经济繁荣和还政于民，民生和民权的发展相得益彰。中国大陆则变成了“马列党族”的国家，而非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陷入和平条件下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于毫无外患内忧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被共产党杀死、逼死、害死、饿死几八千万，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杀死杀伤我同胞的“四倍”，无数知识分子被经年累月地浸泡在“盐水、卤水和血水”之中……（注10）。
这确实是一场“生死搏斗”，是一场“中华民族要生存”与“马列子孙要屠族”的生死搏斗，是一场民主追求和专制复辟的生死搏斗，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国人民，与中共“马列残暴统治”的生死搏斗……。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委实是在有意地将这一“生死搏斗”抽象化、虚无化、无罪化和“没有是非化”了……。这就叫做“公正”吗？
第二，反观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历史尘埃远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发展，中共欺骗正在变招，民族出路正在寻找……。
因为，只要历史的大是大非没有弄清楚，现实之路的方向就还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历史造成的苦难之河里沉浮――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无数血债的中国共产党，闭口不谈历史和现实的大是大非，开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等等。其原因，无非是一谈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词穷，而且必然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抛弃，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谈是非，只谈消除恩怨，就能在无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谋略中“化非为是”或“化是为非”，就能永远地维系共产党在刺刀森严的一言堂上“只准言其是、不准指其非”的专制淫威。如是，历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现实的痛苦也同样得不到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就只能继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吹嘘和“专制和谐”的欲望之下，在中国马列子孙集团的持续黑暗统治下，永无出头求新之日。
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学者对彼党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准，且是何等地卖力。
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所有文史研究学者们，已经真正地能够获得全面查阅各种资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已经真正地获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么，对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就会真正地走向客观、真实和全面了。
但是，现实的悲剧却是，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人民，非但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甚至连查阅历史资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层层地限制着和剥夺着。太多的资料仍然被中共封锁着，甚至在销毁着和窜改着。只能在美国开放阅读的蒋介石日记，非但绝不容许在中国大陆按照其本来面貌出版，让人民一睹真相，却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学者们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着，扭曲着、侮辱着……。
自蒋介石日记为中共学者“推动”开放，并首先向他们开放以来，短短的三年间，中共的出版界已经出版了数十部煌煌大着，犹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诬蔑和辱骂蒋介石。中共层层文艺界更象是“大跃进”似地，受命拍摄了几百部历史连续剧，“全面侮辱蒋介石，放声歌颂共产党”，并美其名为“我们要用艺术的方式来阐述历史”，再加上他们在电视剧中着意配合的“诬蔑性旁白”，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达到了他们要对人民，特别是新一代，进行虚假历史之“再教育”的罪恶目的。面对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民间对蒋介石进行勇敢反思和艰难反思的钜大成就，中共学者们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蒋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受命要“艺术地窜改现代史”，着实“成果辉煌”。虽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扑在后”，其最后迎来的，无疑将是人民更加广阔的反思和更高层次的觉醒。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学者们人所共知的现实，是许多有知识有见地的读者和观众们声称“根本不看这些学术著作和电视连续剧”的原因，也是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进步者都知道的实情。因此，中共学者在此侈谈“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说梦，便是欺世大言。
历史和现状都在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实行民主自由之后，才有可能真实地、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和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马恩列斯，中国的历代马列子孙集团，及其罪恶的一伙。
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统一过进步中国，特别是在那一场长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战争中，保护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大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先生，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还不能归葬自己的故土，还在遭遇着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产专制极权荼毒的中国大陆普通人民，至今还陷身在茫茫的专制苦海之中，还远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还在为争取起码的“民权”，而与残暴的“专权”苦苦地抗争着。我们中国的台湾，至今还陷在“分裂”和“投共”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旋涡中震荡，台湾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见其多的中共专制飞弹的威胁，而今日的国民党上层投共势力却走在北京的“红地毯”上，宁享中共的胯下之“荣”……。此时此刻，中共学者们却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阅读，迫不及待地要给蒋介石“盖棺论定”，试问，盖棺何处？论由谁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学者，无非是急着要利用蒋介石，以便迅速统战台湾，以求尽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湾”，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谋略之下，为窃取中共权利的历史合法性，苟延其专制统治的性命，尽心卖力罢了……。（待续）
注释﹕
1、蒋介石于１９２４年３月给廖仲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对俄）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决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2、中共在西安事变后即1937年3月和7月，两次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作过“四项保证”，谓﹕“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3、李锐﹕《毛泽东庐山回忆回忆录》。
4、南北两军阀指北方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
5、参阅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兼论“何为新三民主义？何谓国共合作？”和李玉贞译著《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前苏联解密档案之一。
6、参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三章“兼论”和讲演录《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四大关系》（2007年11月于多伦多大学讲演时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黄花岗杂志2006年第 4期，总第19期。
7、同5。
8、参阅史可航﹕“辨识新中国、还原蒋介石”一文，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2期，总第9期）
9、大侠指杀警的杨佳，烈女指杀淫官之邓玉皎，均为人民所极力推崇。
10、张贤亮长篇小说﹕《绿化树》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编者注）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