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思源报导)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在最近公布的“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再一次引发“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精神虚脱才子加流氓将贻害社会。
针对目前高校现状，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概括为两大特征：大学精神虚脱，功利主义盛行。
6月22日，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杨玉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盈利手段。” 他担忧过分功利化把大学引向歧途，“才子加流氓”、“才子加帝王气”等异化型学者将贻害社会。
他说，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
“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杨玉良疾呼：“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
怎样才能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杨玉良认为，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他举例说明，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课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杨玉良指出，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
为一个同事的教授职称问题、为一群学生被学院克扣论文打印费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系主任张鸣与院长李景治发生冲突。 2007年3月，张鸣在博客怒揭校园“潜规则”，称“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已经把教师变成了奴才”。随后，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撤销张鸣教授的系主任职务。
张鸣事件受到了网民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揭开教育体制弊端的盖子，掀起了有关“学术行政化”的公民讨论。
“评审团的专家组成员，都是从学校最大的官里挑，而不是看你的学术地位。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而且谁当了官就把持所有的学术评委。” 张鸣一语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
在《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 》一文中，张鸣写道：“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 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做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 再不就自己走人。”
在郭宇宽专访中，张鸣谈及最大的担忧。“历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学问都是自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在庸俗压抑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我们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最后的危机是，中国学术界被淘汰出世界学术圈。一帮人关着门，玩得自得其乐，拿老百姓纳税人的钱，投上所好，一级哄一级，哄领导高兴，最后整出一堆对社会毫无意义学术泡沫垃圾，在国际上根本拿不上台面。这种危机已经很明显了。”（《张鸣：学术机构官场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让在衙门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处的官员们自我改革，等于要求人家自断其臂，引刀自宫，而在呼吁者，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目前大学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而这个外部压力，来自于开放。”张鸣在杂文《大学不只是官家的事》中为高校体制改革开了药方。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崇尚学术精神去行政化。
“外行领导内行，浮夸之风日盛，年轻人都愿意当官”，朱清时认为这些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落后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
今年1月，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朱校长指出：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就叫做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朱清时之所以愿意重新出山、接受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理由很简单：这所大学将藉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成为一所完全新型的大学。这所新大学的一大理念就是去行政化。 “要用学术和科研来赢得尊重，而不是凭行政级别取得尊重。” 朱清时深知，打破这套体制是非常艰难的，但去行政化是高校改革的必由之路。
对于朱清时的改革，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大可毫不讳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在公务员全面专政的时代，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幸免于难。”
网民们也是有赞有忧
“一针见血，揭了最致命的疮疤，很多人会很痛很痛，特别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朱院士的教改成功了，便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政与教育分家是一件好事，但并非易事啊！”
“道理不用再说啦，大家都是明白人，搞成现在这样子，一看都知道怎么回事。关键是你这样做可行吗？？？我看悬，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
“根源还是体制！”
“中国所有怪胎事情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不都是权力垄断造成的吗？不改变一党专制一切都是废话。”
美国商学院教授谢田：中共专制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桎梏。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是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师资力量、学术气氛，在中共专制下，官本位，学术被压制，无独立精神，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培养杰出人才的沃土。”
谢田指出，对中国教育最大的桎梏，就是中共对学术界的极端控制。在美国，不遗余力地捍卫学术自由的是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而在中国，没有中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一个代表教育界独立力量的团体。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主张，办大学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三个目标。那么，中国的大学离这些目标有多远呢？
谢田提到，2007年有一项关于大学教授在学校至关重要的决策中的影响力的调查，中国教授在17 个国家(地区) 中敬陪末座，其百分比都是个位数(2%— 9%)，而其它国家如日本、美国、韩国，都高达50—60%，甚至80%以上。
“这个结果令人深思。” 谢田说，“维权声浪中，中国民众日益觉醒，知识界已经落伍。要知道，在正常社会，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是应该站在觉醒的前沿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