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15日讯】我的第二故乡澳大利亚，从不标榜她有多好多好，从不自诩她是我最亲的亲娘。我自己感到，在这里，我被当做人，我赞美她，热爱她，声称我是她的女儿。
那次我住院，医生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终身不忘。
谁能猜到，他讲的是什么？
中国老百姓可能答：“红包在哪里？”
澳洲华人也很难不被我的问题卡住。
1996年2月20号晚上九点，我急诊入院–墨尔本Alfred Hospital，老公还没填完表格，我已经被推车推进了急诊室。
几个护士忙着问病情，量血压测体温，急匆匆在记录板上写字。同一个问题，她们问了又问，大概是在测试我清醒的程度。我的头昏眩，舌头僵硬，讲话很慢疙疙瘩瘩的，声音也变了，听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但心里我是明白的。
一位年轻医生来到我床边。
以为他会按照常规再询问一番我的病情，哪怕已经读过病历。
没想到，他一开口就说：“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
我望着他满含笑意的眼睛，是不是太颠倒了一点啊？世界上有医生在病人面前说谢谢的吗？是他在抢救我，不是我在抢救他呀！
我被震撼。
我一点不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我觉得自己被抬举，抬举得高高的，作为一个人！心里顿时涌起感激、温暖的波涛。
老百姓不吃抽象的鸡，老百姓要吃具体的鸡。好不好是具体的，亲不亲是具体的，美丽不美丽也是具体的。澳洲美丽，美丽的澳洲。今天，美丽捧在我的手心里。看得见她的色彩，摸得出她的质地，闻得到她的芬芳–“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
其实，还有人也在“抢救你”。
当天下午六点钟，我陪女儿去图书馆借书。只觉得非常疲倦，非常累，不想动。坐在电车上，硬币捏在手里，售票员不走过来，我也懒得走过去。
到了，我站起来下车，捏在手里的硬币从指缝间滑落到电车的楼梯上，滑落到路上。我慢慢弯下腰，把硬币一枚一枚从楼梯上捡起来，从路上捡起来。司机没关门，耐心等着我。
我费劲地走上了人行道。女儿紧张地问，妈妈，你怎么啦？
怎么怎么啦，大惊小怪的！我张口想说话，这才发现，讲话很艰难。
女儿一定感到事态严重。妈妈，我们回去吧。
与女儿相反，我感到自己一切正常。
我想告诉女儿，图书馆只有200公尺远，已经来了，非得把书借到。
她刚进高中，老师布置的作业需要这本书，去过两个图书馆，两次借到的都不对。
可我啊啊吧吧一阵子，吐不清楚几个字。我一面乱踩步子，一面坚持往图书馆走去。
女儿哭了起来。她两只手拽住我，像拽住大风里的风筝。我斜着走，往电线杆方向撞去。
支路上，两部车子并排停在那里，等待这对母女拉拉扯扯过去，尽管绿灯早已亮了。
我俩终于到了图书馆门口。
一位年轻女人朝我走过来。
“我一直在看你。起初，我以为你是喝醉了酒。多看一阵，我知道你是中风了。我的妈妈中过风，就是这样的。"
“中风！”我心里在说，“开玩笑吧，我才五十五岁。再过二十年还差不多！”
她说，怎么样，我送你们回家吧？
我结结巴巴谢谢她，结结巴巴告诉她，意思是女儿要借书，借好了书，我们自己回去。
叫女儿先进去借书，自己就一屁股坐在门口一张长椅上了。
我很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不需要麻烦人；她也很犟，认为我就是病了，坚持要伸出援手。
“这样吧，我们到里面去坐，里面是沙发，比较舒服。”她建议。
不好意思再推却，跟着她走了进去。
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沙发真的舒服多了。我转身看看她，自然卷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皮肤白皙，五官精细，身体壮实，很精神。
我随时随地都有谈兴，顺手拈来就是话题。我喜欢讲话，不喜欢呆坐着。现在，我尝试与这个好心人聊天。
只觉得脑子昏沉沉的。我像跌进了漫无边际的苍穹，眼前全是闪烁不停的光点，我似乎拿着一个长柄瓢，在苍穹里游来游去舀词汇，一瓢又一瓢，一个词汇也舀不到。
没办法，只得闷坐。
不愿意别人为我浪费时间，我又谢谢她请她走。她坚持说：“我不能走，我要送你们回家。不然，我会感到Guilty（有罪过）。”
为了不让她感到Guilty，我决定显示一下自己是健康的。我站了起来，说：“ You see, I’m all right（你看，我是好的）。”
我走路给她看，想走个直线来回，结果走了个圈圈。
她送我们回了家。
留下她的地址，她的电话，有事找她。叮嘱我，别忘了明天早上就去看医生。
我忙不迭回答，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心里还在固执，看什么医生，睡一觉就好了。
走到门口，她突然转身问，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有啊，我的丈夫在上班，挺远的。
是吗？请告诉我他的电话。
“你的妻子中风了，你最好回来。”我听见她讲。
伊恩赶了回来，那天早上接手加油站新生意，原老板帮忙守店。
大家都又饿又渴，我把头天的剩菜剩饭热了权当晚餐。
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觉得精神好多了，我向伊恩述说刚才发生的故事。我笑了，什么中风不中风，就是太累了，需要休息，看啥医生。
他一句话不讲，只是听，时而看我一眼。
放下筷子，他已经站在门口。“走，我们现在就去看医生。”
我说：“我的家庭医生晚上不开门。”
他说：“我的家庭医生晚上开门。”
他站在门口岿然不动，我知道，我犟不过他的命令，乖乖坐进车里，让伊恩带我去看他的医生了。
医生说，中风，马上送医院。
伊恩后来说，我讲话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好像在扮鬼脸。
六点钟发病，九点钟住院。
住院医生告诉我，一个血栓堵住了我左脑的小动脉血管。六小时内滴注药物，血栓可以溶化，超过六小时就不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医生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还有人也在“抢救你”–那个年轻女人，还有伊恩。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丽不美丽也是具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