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谷季柔北京的报导）在北京的三个指定示威区中，还没有任何示威活动被批准举行，但是一名请愿者20日在日坛公园向本台记者哭诉了她的冤情。
中国安保部门于奥运期间分别在北京市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设立示威区，但至今没有人真正获准示威。新华社日前报导，自8月1日起有关方面共接到了77个申请示威的案件，其中74个案件因问题得到解决而撤回申请，另外2件因信息不全而退回，1件则因有关方面认为违反法律而驳回申请。面对国际媒体的质疑，北京奥组委发言人王伟说，示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咨询和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才符合中国文化。
王伟：“我想示威这些人，从我个人的看法，是要解决问题的，如果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另外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还是通过法律程序，而不是通过示威。”
王伟强调人们有说话的自由，设置奥运示威区和毛泽东的百花齐放不同。但是有报导指出，有两个中国人因为一再申请在北京的示威区里进行示威，而被判处一年劳教，对此，国际奥委会发言人吉斯尔．戴维斯表示并不知情。
究竟有没有人想在示威区示威呢？记者于20日下午走访了北京朝阳区的日坛公园。公园外有众多公安警察和武警站岗，我和一位站得笔直的武警先生聊了聊。
记者：“您知道这是设定的三个示威区之一吗？”
武警：“对。”
记者：“没有出现示威群众？”
武警：“没有，没有。这几天一直看着这儿挺好的。”
记者；“没什么动静？”
武警：“没有。”
记者：“为什么没有？”
武警：“社会环境好呗。”
记者：“可是有77个申请案，都没批准。”
武警：“这我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执勤不便接受采访。”
记者：“好，谢谢。”
走进公园里，一眼望去尽是红花绿树，远远传来的鸟叫声和一些悠闲的游人点缀其间，一片安详。但是没走几步就被喊了下来。
记者：“您为什么要看我的证件呢？这不是公园吗？”
管理员：“记者如果是来采访的，我们会统一接待。”
在公园管理员盘查我的身份时，一位看来饱经风霜的中年女士听说我是记者走到我们身边。
高文娟：“这次在这块让游行是吗？我想申请游行。”
记者：“对呀，您有什么冤屈想说呢？”
高文娟：“太冤屈了。你想听吗？”
记者：“我想听。您慢慢说。”
我将她带到一边，听她诉说了她的满腹冤屈。
高文娟：“我是辽宁人，我丈夫太冤了。无缘无故被检察院关押9个月。现在出来手给整残了，没人来管。三年了，我无路了，在我们地区都要给我们家收拾死了。他们官方太逼人了，24小时看着，不行跑出来上访，冤不让喊，奥运开始一直看着我。”
记者：“现在怎么出来了？”
高文娟：“我把他们甩了。”
记者：“真的？你摆脱他们了。你希望政府怎么处理您的冤屈？”
高文娟：“我需要还我公道，给我丈夫看病，还他清白。”
记者：“他的冤屈怎么造成的？”
高文娟：“我对象是一名共产党员，公安局一名干警，无缘无故就被检察院关押。经常吓唬我，如果我再上访就把我也扔进牢里。”
记者：“什么人威胁你？”
高文娟：“市检察院，辽宁省阜新市。我上那去找，他就说我无理取闹。推说跟他们没关系，是上级。我不知道上级在哪儿？到沈阳，沈阳不知道。到北京，我已经跑了多次了。”
记者：“还是没下文？”
高文娟：“对，他们一直推。”
高文娟一家现在陷入困境，先生无法工作，两个小孩乏人照顾。她的控诉声泪俱下，渐渐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人们纷纷帮她出主意。
路人甲：“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应该去找主管部门。”
记者：“到处都找过了。”
路人甲：“还是没找对地方。应该去找上级，找信访。”
高文娟：“他们都来回地推。他们认为你一个小百姓，整倒你就完事了。没有公义，没有公正，没有人权。只有他们官大，压死人。”
路人乙：“我觉得他要是真的有冤屈，媒体可以帮她一下。”
高文娟：“我们当地的官就怕媒体。为什么看着我不让来？”
路人丙：“你辽宁的事儿，到北京来有用吗？当地没有媒体吗？”
高文娟：“当地下命令把我看着，不行啊！”
不远处几个穿着西装裤的男士盯着我们这群人朝对讲机窃窃私语。
记者：“我相信那人已经去报告了，赶快走吧！等下就会有人把你带走。”
高文娟：“我想在这示威。”
记者：“示威不行，您得先去申请。等会儿他会叫人来的。”
高文娟：“我希望媒体帮我，他们就怕曝光他们的黑面目。剩下他啥都不怕。”
记者：“好，你保重。”
不久后，两名穿制服的警察出现，人群很快一轰而散。我远远地跟着高文娟，看到她平安地走出园外。但是，随后几名穿便服的大汉围绕着高文娟要她跟着走。其中一个人蓝色的运动衫上印着一个小字，POLICE 警察。
几条大汉带着高文娟过了马路，消失在街头。
视频：奥运示威区内一名请愿者向媒体哭诉冤情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