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1月10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32年8月19日，共產國際間諜牛蘭和他的妻子汪得利曾，被中華民國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判決生效後，夫婦二人被押解到江蘇第一監獄服刑，這起上世紀三十年代轟動一時的間諜案，終於落幕。
本期節目，我們就根據《「牛蘭事件」始末》等資料，跟大家說說這對夫婦曾在中國布下的驚人間諜網，和他們的落網經過。
上海租界裡的暗樁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1917年加入俄共（布），參加了列寧領導的十月政變；後成為全俄肅反委員會（也稱「契卡」，祕密警察組織）成員；1924年調到共產國際聯絡部工作。
共產國際是俄共（布）1919年成立的共產黨國際組織。它通過操控蘇俄以外國家和地區的代理人，在當地建立共產黨，為蘇共、蘇俄（後來的蘇聯）的最高利益服務。
共產國際遠東局成立於1922年，最初設在海參崴，後遷到上海，是共產國際與中共、日本共產黨、朝鮮共產黨、東南亞國家共產黨之間聯繫的樞紐。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僅是遠東最大的港口和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而且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市。歐美許多國家在這裡設租界，外國僑民在這裡享有特權，中國政府無權管轄。因此，各國的冒險家、投機家、商人、傳教士、政客、軍人、文人、罪犯與間諜等，都聚集於此。
1927年11月，牛蘭到達上海。在此後的一年多，他來往於上海與歐洲之間，疏通貿易和聯絡渠道；也在上海租界內活動，或到中國其它城市旅行。
1929年，牛蘭開始成為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國聯絡站的主要負責人。他的妻子汪得利曾帶著2歲的兒子吉米也來到上海。
為了安全起見，牛蘭夫婦持有比利時、瑞士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假姓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
他們利用在上海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分，為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聯絡中共及亞洲各國共產黨，做的事情包括：接收與中轉信件、電報、郵包；建立祕密印刷點；租用場所舉行祕密會議；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等。
牛蘭的述職報告和其它檔案資料顯示，當時，掩護這些活動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內的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大都會貿易公司」。共產國際通過祕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
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資金平均每月達2萬5000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幾倍。
不難看出，牛蘭為共產國際在遠東地區的滲透，做了相當多的關鍵工作，同時，他做了周密的計劃，來保護自身安全。
那麼，他又是怎麼被抓捕的呢？
警探順藤摸瓜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政府逮捕，很快向國民政府投誠。
他供出不少情報，其中提到：「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國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個妻子，非常厲害，名字不詳。」
國民黨中統局獲得這個情報後，立即指示所屬上海特區，同時通告上海英、法租界當局，共同對牛蘭夫婦加緊搜捕。
1931年6月1日，在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英國警察逮捕了一名法國共產黨員杜克‧洛克斯，他是共產國際的人。警察從他帶的文件中查到一個電報地址和上海一個郵政信箱號碼：205號，海倫諾爾。
新加坡的英國殖民當局立即將這一情報通告上海英國租界當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隨即對205號信箱進行祕密監視。他們很快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正是牛蘭。他們繼續祕密跟蹤，查明牛蘭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號，還發現牛蘭在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有一個祕密活動點。
1931年6月15日，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搜查北四川路235號，當場逮捕牛蘭，並從他身上搜出3串、共27把鑰匙。
接著，警探將牛蘭押解到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間，查獲很多信件與報紙。警探用牛蘭的鑰匙打開另一個小房間，又發現三個保險櫃，裡面裝著600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76份，有共產國際對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也有遠東局向共產國際總部的報告。
警探還在書桌上發現一張字條，上面用法文寫著：「我今天下午兩點半再來。」
到了下午兩點半，果然，一個拎手提包的女人用鑰匙開門進房。這個女人就是牛蘭的妻子汪得利曾。警探立即逮捕了她，在她的皮包內搜出一張收據，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園路宏業花園74號有一住處。
警探立即趕往那裡搜查，繼續順藤摸瓜，發現牛蘭夫婦在上海還有一住處——赫德路66號。在赫德路66號，警探搜出許多上海各銀行的存摺，存款總數高達4萬7000元。這都是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提供給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及紅色工會的活動經費。
就這樣，牛蘭夫婦終於被捕了。之後，他們經歷多次提審，但拒不暴露自己的身分。
那麼，他們的身分最後是如何被查明的呢？
中共總書記洩密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他在供詞中交代了有關牛蘭的情況。他說：「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現由波蘭人負責。該波蘭人自稱為比國（比利時）人，現因事被關押在英租界巡捕房……」根據這一線索，國民黨中統局的上海特區與租界巡捕房聯繫，很快確認牛蘭夫婦的身分。
接著，中華民國駐南非總領事館向國內提供一張照片，這是1927年共產國際在南非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合影，其中有牛蘭夫婦。中統局的專家與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合作，對這張照片做了仔細辨識，再次確認被捕的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間諜。
牛蘭夫婦落網，給共產黨造成沉重一擊。
首先，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些組織幾乎陷入癱瘓狀態，其他成員不得不緊急撤離，或停止活動。
其次，亞洲其它國家的共產黨也受到影響：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中，英國租界當局證實，不久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南方局，又稱香港分局。牛蘭被捕前幾天，港英警察抓捕一名安南共產黨人阮愛國，現得以確認，他就是南方局負責人胡志明。
同時，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中，發現了好幾名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聯繫的日本共產黨員。英租界巡捕房將材料轉交日本警方後，日警立即展開對日共黨員與正在日本的中共黨員的追捕。
宋慶齡露真容 蔣經國成籌碼
1931年8月9日，在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式開庭審判牛蘭夫婦，最後宣布將夫婦二人引渡給南京國民政府。
8月10日，中華民國江蘇高等法院刑事一庭，利用江寧地方法院，對牛蘭夫婦進行公開審判。經過近10天的審理，8月19日，審判長黎冕宣讀了判決書：
「牛蘭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證據，不外擾亂治安、勾結叛徒、煽惑軍隊、破壞紀律為目的，實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條第一、第二兩款，及第六條，又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四條，各應併科判以死刑。茲爰照大赦條例第二條，各處以無期徒刑。」
牛蘭夫婦替共產國際在遠東收集情報，與中共、日共、朝共，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聯繫緊密，他們掌握的、還沒外洩的機密情報，可想而知非常多。
所以，共產國際為止損，利用它的各種外圍組織對二人開展營救。在這過程中，出力最多的，大家可能很難想像——竟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
有多方證據、包括中共黨媒證實，宋慶齡在上世紀30年代祕密成為共產國際的黨員。
當時，正好宋慶齡從德國返回中國，路過莫斯科。共產國際委託宋慶齡向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提出，要以被羈留在蘇聯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作為籌碼，換回牛蘭夫婦。
在牛蘭夫婦被捕5個月後，宋慶齡走進了蔣介石辦公室。
蔣、宋這次會面的具體情形，從未被人披露，只有在後來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有零星記錄。
蔣介石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倖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此生則幾矣。」
這些記述，字字鏗鏘有力，頗為悲壯。蔣公之所以拒絕宋慶齡的提議，是為了國之利益。他不願為一「家」之私賣「國」，令祖上蒙羞，令自己在羞愧中度過餘生。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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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