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4月06日訊】我同班同學，小學是大隊長，在全北京市小學生徵文賽中得過第一名，中學一上學就被封為班長，右派家庭，文革中倍受歧視，落落寡歡，六八年自動提前報名去了內蒙插隊，在鄉下為了得到一點可憐的認同，竟然放火燒麥堆，然後再奮勇救火被燒傷，被大隊表揚，不幾天，公社武裝部來人，據說查出此火是他所點燃，於是鋃鐺入獄。這場革命把一個青少年逼到絕路上去，因為出身不好，又不甘心無法見容於社會，真正成了「引火自焚」。他的經歷是極端的，卻是真實的，數年後消息傳到學校同學處時，我懷疑他的精神是否還健全，怎麼能幹出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實在無法把這樣瘋狂舉動和一個老實斯文上進正派的印象聯繫在一起。
七八年春天，他突然到我的大學校園找我，原來剛出獄不久，我和他坐在學院大樹下，眾目睽睽，聊了四個小時，害得同學以為他是我的追求者之一，什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他們躲在遠處議論得哈哈大笑，男女生不時探頭探腦，佯裝路過（後來女生透露給我的）。等我講了他的坐牢遭遇，很有幾個人掉下眼淚，再也不笑話他的未老先衰的相貌和早早花白的頭髮了，因為我的班上，也有很多鯉魚跳龍門一樣歷盡艱辛才考上大學的老三屆，同是天涯淪落人。
他告訴我他的右派父親文革剛開始自殺身亡，母親病倒，大哥被打成反革命，隨後也自殺了。上小學的妹妹成了神經病，他在學校無人理睬，在家沒飯吃，不得不自尋出路，去內蒙古比別處容易，離家近一點，還能維生，而且他想用自己積極的表現改變前途。他的眼睛深度近視，神情頹唐，瘦弱不堪，一個是前途在望的七七級英語系學生，一個是刑滿釋放無業無戶口的內蒙知青，我不知如何來安慰和勸解他，唏噓無言，再多的話也是慘白無力的，想起在六四年秋天入學時，他是文質彬彬的三道槓大隊長，受同學尊敬的班長，此刻「落魄江湖」，「我見猶憐」，對不起，這應該用在男人對好看女孩「憐香惜玉」時的用語，可我卻沒有其他語言來形容當時見到他的感受。
他要我讀一下他寫的小說初稿，準備投去發表，那時正是清除四人幫罪惡，平反撥亂之際，《人民日報》對文革的定義是「十年浩劫，天怨人怒。」他對毛澤東的總結是「恩比天高，罪比海深。」我一聽大吃一驚，極力勸他不要再為自己找麻煩。當時我有一種成為「天之驕子」的喜悅，對鄧小平的政策充滿感激之情，對打倒四人幫後的形勢充滿樂觀，高度的理想主義情操又注滿心懷，我苦心地勸他一定要把才能放在知識學問上，爭取考下一屆大學，至少要爭取用自己的努力學習一門技藝來謀生，別用聳人聽聞的詞語來博出位，甚至出於同窗之誼，用了「識時務者為俊傑」來規勸他。
他非常失望，他講為什麼他敢把心裡的話告訴我，是因為他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事情。原來六五年小學考中學的作文，叫做「在五星紅旗下成長」，我們六四年入學，已經是初一的孩子了，老師也讓我們做這篇作文，改為「我的家庭——在五星紅旗下成長。」班上有幾個同學得了五分，包括我在內，幾篇範文貼在牆上。有革命子弟的，也有一般子女的，也有他的和另一個全班男女生都最崇拜的另一個男孩的作文。
沒想到他倆寫出自己石破天驚的家史，一個父親是右派，一個父親自殺了。那位父親自殺時還在襁褓的同學，是國家隊即將選走的少年運動員，從小似乎一直在陽光下生活，只是剛剛被組織告之這一消息，他才知道在大學當老師的父親只是繼父，並被鼓勵不要背家庭包袱，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在等著他，因為他獲得了全國少年游泳冠軍，他將是要為國家爭光的金牌選手等等等等。
我們住校女生當晚被這兩篇作文感動的熱淚盈眶，覺得不必為另一位錦上添花，他已經是國家棟梁了。（兩年之後，他在北京體育隊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肯定與家庭有關）我們都可憐這位班長有這樣的苦難和認識，他寫到他的心裡充滿自卑，別人都在陽光下，小小年級他卻在巨大的家庭陰影下，不敢說出心中感受，只能拚命讀書，來到這樣的學校既感到榮幸又感到悲哀，他永遠也不會入團，也許都不能上大學，他的哥哥功課全校第一還是考不上大學，怎樣他才能讓別人相信他也是紅色少年，是跟黨走的，怎樣他才能脫離家庭的影響，他願意作脫胎換骨的改造……
大家覺得應該寫一封革命的信來安慰和鼓勵他，於是幾位女生連夜口述和商量，我成了主筆，寫出一篇「感動」自己「感動」他人的信，第二天全班男女生都簽了名，無非是抄襲了當時最時髦的語言，「出身不能選擇，重在表現，作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都是你的階級弟兄姐妹……」之類廢話，沒想到感動得他熱淚紛飛，在人生最低谷時，他想起了我們幾個好心的同學，並輾轉找到我的學校，只想敘敘心聲。
文革開始，家庭出身成了他的罪惡，我也被同學批評成「小資溫情、劃不請階級路線……」加上學校高幹子弟眾多，自來紅一片一片，我基本上自身難保，是一個幾乎要被劃出的「修正主義苗子，學校樹立的白專典型」。又是我老爸推遲出生幾年的選擇救了我，他四八年剛從大學畢業，兵荒馬亂沒找工作，定為職員，我才能當個不紅不黑不溫不火的逍遙派，反正整不著我，成為奈何我不得的女紅衛兵的眼中釘，學校老師校長心中的好少年。
如果假設有或沒有以下的幾個不小心，我的命運就會大不一樣了。一個不小心我爸爸要養家餬口而為舊政府工作了一年；我爺爺十歲離開安徽皖南鄉村去南京投奔他當南京商會會長的堂哥而勤勞發跡，一個不小心日本人燒了我爺爺南京的房產店舖而促使他拖妻帶子跑到鄉下避難促使奶奶變成佛教徒，一個不小心爺爺奶奶想到財產會毀滅而教育跟隨終身，就供五個兒女上了中國的名牌大學，一個不小心我爺爺沒把土地捐給他鄉下的祠堂而變成開明地主，那我們的成分就會改變，我們家就得遭罪了。毛澤東一句語錄「開明地主，還是開明士紳」可就救了我家兩代人。儘管我自己和家庭沒有受到最直接的政治影響，但我看到聽到感受到的卻深深加強了對社會現實的觀察，也對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充滿將心比心的情感。
說到我們的討論，我不同意他這樣想，而且認為他太灰，要激勵自己，跟上社會，忘記過去，我把心中的全部同情都給他講出，力勸他別招惹政治是非，剛剛二十六七歲，我告訴他我為什麼選學外語，就是為了躲開政治，給自己一點自由天地，數理化學不了，政治是空頭的，中文不能碰，歷史也和政治關聯，我推心置腹地告訴他，寫東西是危險的，不是我們應當作的。
他還是對我失望，認為我不是六五年的曹小莉了，那時多麼地純潔，多麼地正義，現在變得軟弱，失去鋒芒，我真是哭笑不得，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當年也是人云亦云，懂得什麼？「早歲哪知世事艱」，現在經過十二年的煎熬，想的就是如何彌補失去的青春，那有功夫去算別的帳，我根本不想去沾惹政治是非。現在想起來我這位同學對社會的認知肯定比同代人深刻，但是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餘生還在付著慘烈的代價，因為他是刑滿出獄犯，就如同強姦未遂犯、摘帽右派，沒有土地、農村最窮最底層的人是地主成分一樣地荒誕，經不起世界法律推敲，可是給了中國法律不給他正常公民待遇的理由。
我在一九九六年闊別十二年故鄉後回京時，遇上全班同學，這是自上山下鄉後全班藉歡迎我的機會第一次聚會，除了我一人正式上大學外，還有幾個工農兵大學生（萬里表妹，媽媽是萬丹如——全國最高法院院長，以及兩三個高幹和工人子女），幾個後來上夜校的，幾乎全軍覆沒，境況都不好，如沒有文革失學，我敢擔保百分之百能上大學。百分九十以上的同學是各個小學大隊長、中隊長，品學兼優，百裡挑一考來的。
這位同學沒聯繫到，在我要上飛機場的那天出發前，他打來電話說剛剛知道，非要來送行，但是來不及了，他的境遇仍是全班最差的，九十年代中四十多歲還沒結婚。前幾年聽說他五十多歲時勉強娶了一個殘疾人，抱上了孩子，窮得在北京待不下去，去一個小縣城生活了。這也是一位知青的遭遇，經常想起就很痛心，他的資質極高，長相也不差，在牢獄裡沒死就算萬幸。
一九九六年至今，我苦難的知青一代經歷，為什麼總是無法忘懷？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 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