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02日訊】在香港，人稱「霸氣哥」的前網台主持曾建峰，去年5月1日一個人站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商場，被警方指控涉嫌違反「禁聚令」收到兩張控票，其中一個案件於上週一（5月24日）被沙田法院宣判罪名不成立。
曾建峰在上週四（27日）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欄目記者梁珍採訪時表示，一個人也能被指控違反「禁聚令」，這種荒謬的事情只會發生在一個荒謬的、不正常的社會。
他指出，香港現在就是一個大監獄，而政權是很愚蠢的，自以為消滅人的肉體，禁止「六四」維園集會，這件事就不會存在。當然不是。就算肉體被消滅了，精神卻是超越了時代的，可以感動更加多人。他表示，雖然知道香港的自由空間最後都會一點一點地喪失，但是他們堅持留在香港，就是要以空間換時間，讓自由消失得慢一些，把時間留給海外的朋友。
就算是坐牢，也會變成一種抗爭手段，坐牢期間就在不斷地提醒外界，這個世界還存在不公義。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堅持正義的人最終會重獲清白。
法官批評警方控罪荒謬
去年5月1日，網民號召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你唱」，其間六名人士被警方控罪違反「禁聚令」，人稱「霸氣哥」的曾建峰當天更是被兩度票控。
曾建峰表示，他在去年5月1日的遭遇就正好解釋了香港警方的執法手段就是濫捕、濫告。
上週一（24日）在沙田法院，控方在結案陳詞中指曾建峰與其他聚集人士有共同目的，已觸犯法例。對此，法官彭亮廷形容這種說辭是「荒謬」、「荒誕」。法官指出，如果控方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整座購物中心內當時所有正在購物和逛街的人都違反了「禁聚令」。
而且，從現場片段可見，案發時被告手裡並沒有大喇叭、揚聲器，也沒有標語和旗幟，身邊除了警員和記者之外，沒有其他人士。雖然被告當時有向著4樓叫喊，但現場環境嘈吵，作供警察也不能確定被告是否在叫政治口號，未能證明被告與其他示威者有共同目的。
法官在裁決時指出，控方忽略了刑事法中的「行為」元素，只側重於追究被告出現在商場的意圖及動機，但刑事法中從來沒有一項罪行是只講「意圖」而不講「行為」，「否則的話，會變成思想也都犯罪」。因為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群組聚集）規例》並沒有具體寫清楚什麼是「聚集」，因此法官特別參考了台灣教育部和牛津字典的解釋，指出「聚集」的意思是「集合、集結、聚積、走在一起」，但被告當時只有一個人，「獨自一人如何『走在一起』？」
彭亮廷法官還說，根據第599G章，警方只有在每個群組少於1.5米距離、每個群組有多於4人聚集時，才可以做出驅散，當時被告的1.5米範圍內並無其他人，故控罪並不成立。法官表示，不明白控方及律政司為何堅持使用限聚令票控被告，而非公眾妨擾、阻差辦公等更切合的控罪，並指出做法「甚為牽強」。
曾建峰表示：「法官引經據典，我坐在那裡聽那個判詞，法官好像正在上一堂中文課。法官本身要特別做這個澄清已經是很荒謬的了，這已經說明了香港的現狀是多麼的不正常。」
曾建峰提到，去年5月1日另外幾位同樣被警方以違反「禁聚令」控罪的人士，「包括社民聯的兩宗（案子），他是真正打著旗子示威的，但是他們是四個人一組，隔開了1.5米，其實離開很遠了，但是都被他們告，而且是告成了。審理他們的那個姓鄭的法官，做出的判詞與彭亮廷法官的判詞是完全相反的。姓鄭的法官說：無論你幾個人，就是每組人你以為沒有違反這個四個人的上限，但是你在那個現場出現，是不需要考慮你們的距離，就是說你們都是有共同的目的。」
曾建峰還說：「更加荒謬的是，其實無論警方或者是控方，就是彭亮廷法官說的沒錯，錯誤引用那個法律的條例，其實所謂『共同的目的』。他們整天都想藉著這個所謂的『共同的目的』去執行聚會令，但是荒謬之處就是，你回頭看一看那條防疫條例都沒有講過任何有關共同的目的。
這個『共同的目』的概念是來自非法集結罪，他們引用非法集結的概念就放入限制令裡。所以彭亮廷法官這次就以正視聽，很清楚地講到599G第10條第2行，的確有解釋到什麼叫做『受禁止群組聚集』。如果兩個群體的人，各自都沒有違反人數上限，而他們有足夠的距離，就是說多於1.5米，那就不是『受禁止群組聚集』。」
而去年5月1日那天，政府沒有下令封閉那個商場，商場裡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去shopping，逛街、購物，現場有一家老小的，還有老弱婦孺在那裡，警方那麼高調派防暴警察進入商場執法，這種手段很容易令現場出現大混亂，然後在執法上面，也可以造成許多不公平。
「我這件事情不就正好解釋了什麼是濫捕、濫告？！同一天發兩張限聚令的告票給一個人，正好解釋了警察這種執法手段就是濫捕、濫告，至少是濫告。」
一定要堅持彰顯正義
在過去一年裡，曾建峰認為自己看到了「極荒謬」的事情，例如梁珍因為被暴徒襲擊這件事而成為新聞主角；而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的案件中，最早被人控告的不是白衣人，卻是調查7·21真相的電視編導蔡玉玲；他認為發生這一切正好說明當前的香港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不是好事。
香港當局「這麼荒誕、不擇手段去對付一些它認為不聽話的人。其實恐懼一定會有的。但是你不要去害怕，你就做你平常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們是用理據去質疑，即使我們期間也會面對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他也認同梁珍所說的：只要可以彰顯正義的事情，哪怕一點點也要堅持，堅持下去就會看到事情會有改變，所以不要放棄希望。「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在這個地方得不到公平、公道，但是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最後始終會得到一個清白。」
曾建峰對於自己的案子能夠遇到正常的法官而感到幸運，同時認為更重要的是，他的案子可以給後邊其他人的案件帶來一些指示和參考意見。「至少在限聚令一條上面，這次的裁判官就講得很清晰，他界定了聚集的定義，他很具體地在判詞上語重心長地解釋，要判斷是否聚集，不少於1.5米這個距離就很重要。所以這個案件他澄清了很多東西。裁判官彭亮廷也很強調，他沒有偏幫任何一方。」
「我只是期待法庭上受過專業法律知識訓練過的法官，至少是做到裁判官層次的，他們對法律的觀點應該是有一點專業的理解，而不是到最後變成跟前線警方一樣的水平，或者是跟一些普羅街坊的看法是一樣的，那就太令我失望了。現實中有太多的案例，那些判詞看得我怒火中燒。你真的會生氣，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法律觀點，他們都完全模糊了，矇了自己的眼睛，根本不看自己的專業。」
至於他的另外一個案子將在6月20日開審。他預計有三個可能性：第一個，律政司可能會撤訴，不控告了；第二可能會拿前一樁案件上訴；再有一個可能，就是警方改變控罪，可能是阻人辦公、行為不檢、非法擾亂秩序，「這些都是輕罪，但是比限聚令更加模糊，入罪的門檻更低，更加有可能被濫用，純粹依靠警察的主觀感覺而定。
因為掌權的人通常都會有濫權的傾向，古今中外的警察多數都是濫權的，所以我們這些無權者更需要去捍衛自己的權利，需要繼續去抗爭。如果你放棄了，那你無論去到那裡都是放棄的，即使留在香港心態也是放棄的。如果你是積極的話，你去到海外都還有事情可以做的。」
5月26日的月亮是一個超級血月，這令曾建峰想起過去跟他一起做節目、一起喝酒聊天的傑斯和黃國桐，而黃國桐本身是律師。「當記者遇襲，記者成為新聞主角，當律師成為案件的主角的時候，香港是多麼悲哀，多麼荒誕和荒謬的社會。」曾建峰感嘆道，由於差不多所有主持都被捕，或者被控了，現在很多節目都很難繼續做下去。
「雖然內心對這樣一個荒謬的社會已經慢慢習慣了，但卻不代表你要屈服，這一點很重要，你的心情不要被它影響，精神不會被打倒。」
大陸的維權律師高智晟，曾經在書中記錄了自己被綁架後，遭受了種種酷刑折磨。高律師說，他受迫害的時候，身體受酷刑折磨到極點的時候，但他的精神還沒被打倒，他發覺他的精神可以超越身體。
曾建峰認為高律師講的這些話是很重要的。「他的精神超越了他的肉體。即使他的肉體到最後可能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抗爭精神是無限的，已經超越了他的肉體，也超越了時代的，感動到更多人的。在這一點上，政權（政府）就顯得很愚蠢，以為消滅了人的肉體，禁止『六四』維園集會，這件事就不會存在，可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
雖然現在的香港變成了一個大監獄，自由的空間正在一點一點消失，但是很多香港人為什麼還要留在香港？是希望透過抗爭，可以減緩自由空間消失的速度。因為當判刑是不公義的，監獄也是不公義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坐牢也會變成一種抗爭，「即使你的肉體不在自由社會，（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呢，其實你是不斷地提醒外界、整個世界：這個不公義依然存在。就是利用坐牢去傳達這個信息。」
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堅持正義的人最終會重獲清白。
梁珍也提到，精神的力量其實是很大的，千萬不要小看人的精神的力量，精神和物質是一體的，當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時候，人的精神沒被打垮的時候，其實你的身體可以有更大的承受力，比如在「反送中」抗爭運動期間，記者們在前線做採訪可以一天只睡一個小時，卻都不覺得累。比如大陸的法輪功學員面對中共利用整個國家機器的打壓，二十多年過去也沒有被打垮，因為法輪功學員知道自己堅持做好人沒有錯，發傳單、講真相是人的基本權利，是無罪的。
由於法輪功學員堅持不懈地講真相，即使面對迫害他們的警察，也不斷向警察講真相，告訴他們迫害善良是錯的，有些警察因此明白真相就辭去了工作，甚至一些公安開始保留和收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證據，選擇站到正義這一邊。
港府信譽低 港人拒打疫苗
港府最近推行持雙程證來香港探親旅遊的人，都可以免費接種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苗，曾建峰直言林鄭當局很明顯是在「谷數」（盡力提高接種疫苗的人數）。他說，林鄭當局所謂的防疫，不可避免地都是涉及政治，藉口防疫來實施鎮壓，他去年被警方控罪違反限聚令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第二，涉及到所謂的「特首前哨戰」，由於梁振英和葉劉淑儀對特首的位子虎視眈眈，偏偏林鄭在抗疫打疫苗問題上做得不合格，用林鄭自己的話講，「成批貨積壓」，無論是科興或復必泰接種率都很低，她要把這些疫苗推銷出去，才會想到把持雙程證的人和難民也算上，她的定義是，這些人都是準香港人。
問題是此例一開，以後香港的福利大門就會越來越大。「不擇手段，為了政治。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其實香港人不打疫苗，也是因為政治，其實是一種信心的危機。」
曾建峰指出：道理很簡單，第一，市民是不會信任這個政府，因為疫情期間，大家看到很多事情的背後都有hidden agenda，有另外目的的。在防疫上（政府）是遮遮掩掩的。比如打疫苗，避開科興不提，就算是復必泰都有一些事故發生，牽扯到有人命。
但是，當然在政府專家的口中，這些人死亡都跟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每一個個案都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它很不巧地又設了一個所謂的賠償基金，那其實是不是暗示了打疫苗是有可能會受傷，甚至死亡呢？是吧。它就設了這個款項出來，賠償的金額是幾百萬的，就是250萬到300萬。但是最後沒有任何一個死亡個案是拿得到賠償金的。
而且現在大家也看到，出事死亡的不僅僅是年長的常年老病號，連中年人，甚至是外傭都有人死亡，但是政府都可以輕鬆地用與打疫苗「沒有直接關係」為理由，推得一乾二淨。
但是市民心裡能否完全接受政府的這種解釋呢？政府不去坦白交代死亡案例和嚴重副作用的案例，會嚴重打擊市民的對疫苗的信心，正因為政府的這些數據遮遮掩掩，怎麼可以強迫市民盲目地有信心呢？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你不是拿槍指著我，強迫我去打疫苗的，我還有選擇權利的。因為我不相信這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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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