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萬變皆有因，世事如棋局局新。
土耳其墜落、歐洲右轉、新興市場貨幣危機、美日歐自建貿易陣營……在錯綜複雜的棋局裡，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激盪變化，不同陣營已初現分野。所謂貿易戰，不過是這場國際政治勢力洗牌的點綴。
二戰以降，世界都是以有限的幾個陣營進行分割，進而博弈、摩擦、爭執、交易。一個月後的一次重大事件，不僅決定美國的國運，也將決定整個世界的新秩序。
這並非誇大其詞。今年11月4日舉行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並不僅僅是議員選舉，而是美國人投票選擇，究竟要走左與右哪條道路。左派道路的代表是民主黨，右派道路的代表是共和黨。這兩條道路代表著不同的政見與主張，對整個世界的國家關係、經濟貿易、政治體制、軍事體系，甚至是網絡與科技，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世界是重回東西巨頭坐地分肥的鍍金時代，還是不惜以殘酷的新冷戰，甚至是以理性而血腥的熱戰方式履行終極解決？我們很快會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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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是這場劇變的導火索。
ISIS的一大特徵就是善用互聯網。「9.11」後伊斯蘭極端組織利用網絡進行宣傳和招募已成慣例，但沒有一個像ISIS這樣，將社交網絡「玩轉」得如此極致。極致地使用網絡，與他們的另一大特徵——極端的殘忍相結合，使其在極短時間內便哄傳全球，成為現象級的事件。他們槍殺戰俘，用小刀慢慢割掉人質的頭，把政府軍關在鐵籠子裡澆汽油燒死，然後通過社交網絡發布這些血腥照片和視頻。是要在敵人內部製造恐慌，恫嚇軟弱的西方政府，讓中東各國畏懼。就像軍隊屠城以恐嚇對手不得頑抗一樣。
ISIS最初成功了。「社交媒介恐怖主義」起到了它們預期的作用。殘酷處死大批俘虜後，伊拉克政府軍望風披靡、一潰千里，ISIS的領地在幾個月內擴大了百倍；血腥視頻的廣泛傳播還為他們擴大了影響力，聚集更多「聖戰」分子，並誘惑激進的年輕穆斯林加入隊伍。獨狼恐怖分子在歐美城市製造大規模殺戮事件後，西方政客們循例地表演一番「我們譴責暴力，為死難者祈禱」後繼續綏靖，彷彿渾身洋溢著後葉催產素。後葉催產素是一種荷爾蒙，噴一噴能使人立刻變得比你媽媽還善良有愛。這種聖母必備藥對恐怖分子有沒有用不知道，左翼政客似乎是天天自噴十幾次，以致他們從不拒絕穆斯林移民，也不肯加派軍力進剿ISIS。
ISIS後來的失敗，嚴格說並非敗於歐美軍事干預。恰恰相反，它們越是瘋狂地殺害美國人質、在美國製造恐怖襲擊，當時主政的奧巴馬民主黨政府就越是拒絕報復、拒絕派遣地面部隊打擊。奧巴馬本人一再重申，對ISIS的策略是「遏制」，而非消滅。「遏制」在美國外交上是一個微妙辭令，最早由另一位民主黨總統杜魯門用在冷戰對手蘇聯身上，意思即承認無力消滅對手，所以只能遏制對手過快的擴張。奧巴馬把這個詞用在ISIS身上，是想向美國公眾承認ISIS將長久地存在下去，民主黨政府不會將其消滅。
民主黨一貫奉行的「政治正確」中，黑人、少數族裔、LGBT與伊斯蘭教都是同樣「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就使得2016年6月伊斯蘭恐怖分子襲擊佛羅里達奧蘭多LGBT夜總會殺害50人一事顯得莫名尷尬。
該案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槍擊事件，凶手為阿富汗移民奧馬爾‧馬丁。戲劇性的是，當他闖入夜總會第一次朝人群開槍射擊後，他撥通了報警電話，告訴一名「911」接線員：「我宣誓效忠於巴格達迪。」並念完一段伊斯蘭教頌詞。巴格達迪是「伊斯蘭國」頭目。說這段話時，他的語氣鎮靜從容。後來，奧巴馬授意司法部長刪掉這段報警錄音的內容。司法部長對外聲稱：反同性戀偏見與「線上激進化」（為了避免提及伊斯蘭教而發明出來的名詞）是LGBT夜總會被襲的原因，「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襲擊者的真正動機」，因此襲擊與伊斯蘭教無關。
所謂政治正確，最初是共產國家的術語，指做任何事、一切言行都要符合意識形態和黨的規定。20世紀60年代被西方左派拿去，變成一種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禁忌，不准冒犯少數族裔、非基督教徒、LGBT等團體，違者扣上「歧視仇恨」的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再加一隻腳。白左樹立政治正確的牌坊，名義上是保護弱勢社群，實際上是藉此摧毀西方的保守主義價值觀。
可以說，ISIS敗於美國民意的轉變。這種轉變主要來自於兩大群體的驅動。一個是另類右翼，他們是活躍在互聯網空間的美國年輕人，慣於用P圖、吐槽、編段子、「釣魚」等網絡流行的方法調侃主流自由派白左的「政治正確」。在覺醒了「白人種族身分」之後，他們對女權、伊斯蘭之類的網絡話語霸權就充滿了厭惡，而ISIS的伊斯蘭恐怖活動越猖獗，就越能給他們網絡反諷提供彈藥。
另一個是基督徒。他們代表著今日美國最保守的右翼政治勢力。自從1954年民主黨參議員（後來當了總統）林登‧約翰遜提出並通過了「約翰遜修正案」， 美國的基督教政治勢力就被打壓。這項修正案規定宗教團體不得參與政治，不得支持或反對公職候選人，否則將喪失免稅地位。約翰遜修正案在執行時從不規管伊斯蘭和其它宗教，只是針對基督教會，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竭力降低虔信基督教的議員、總統當選的可能性。
60、70年代以降，美國墮胎、同性戀合法化之後，一些基督教右翼領袖甚至在後來指斥「9.11是對美國墮落的天譴」。他們不滿共和黨在相關議題上跟隨民主黨，所以在2008、2012兩次大選中都拒絕投票給任何一黨，導致民主黨獲勝。
從「五月花」號開始，美國就是一個宗教色彩極重的國家。約翰溫‧斯羅普，帶領清教徒移民到馬薩諸塞州的領袖，就曾在一次報導中將清教徒社區稱為「山巔之城」。之後有無數的政治家，包括里根，都將美國比喻為「山巔之城」，是「上帝的國家」。19世紀後半葉，美國基督教受到達爾文主義的衝擊，分化出不再將《聖經》目為神聖的「現代派」基督徒，而保守傳統的基督教右翼則被媒體抨擊為「愚昧落後」。到了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已經控制了北部大多數城市，而北部基要派在文化影響上失勢，逐漸將根據地轉移到南部鄉村，與三K黨一起推動反共主義運動。到了70年代，他們無法忍受民主黨要將美國變成一個瀆神的國家，於是重出江湖，以福音派為主體，建立了一個包括基要派、五旬節運動、摩門教、羅馬天主教在內的基督教右翼大聯盟，最後推舉秉持相同價值觀的羅納德‧里根成為總統，阻斷了民主黨的議程。
奧巴馬任內強力推動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使他們出離了憤怒，因為在聖經裡，同性戀行為就是犯罪。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大批殘殺基督徒，而奧巴馬政府不但拒絕出兵救助，連譴責都懶得做，這也是美國基督教右翼對民主黨產生強烈敵意的原因。這一次，他們進行了總動員，呼籲要與魔鬼作戰、挽救美國於危難中，號召基督徒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川普）。連清教徒裡最消極遁世的阿米緒人都全體投票給特朗普（2004年大選中他們中的大部分只是待在家為小布什禱告），為其在賓夕法尼亞州險勝希拉里立下了汗馬功勞。
特朗普的競選承諾之一就是迅速消滅ISIS。他上台後，徹底廢除了奧巴馬阻撓前方美軍打擊ISIS的種種制約，充分授權前線指揮官做臨敵決策。將士用命，僅僅幾個月，以美軍為主導的聯軍就攻陷ISIS在伊拉克的總部摩蘇爾，不到一年就把ISIS全部趕出伊拉克。
「我們和伊拉克安全部隊可以不受約束地追捕和瞄準ISIS首腦、瞄準他們的指揮及控制系統」，美國駐伊拉克空軍准將布里格安德魯‧克羅夫特評價為何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逆轉戰局：「現在的（華府）領導團隊確實是我們取得成功的關鍵，我無法找到更好的領導團隊了，他們讓軍隊充分發揮最大的效能。」伊拉克國防發言人拉索爾准將也證實：「我看到聯軍比以前更快速地幫助伊拉克，似乎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奧巴馬執政時，我們看不到這些。」
在此意義上，ISIS堪稱自掘墳墓：幫助美國人選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剋星特朗普。他們匪夷所思的反人類行為拉低了「伊斯蘭護道者」左派民主黨的民望，推動了美國右翼民意的洶湧爆發，使一半以上的美國選民投票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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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美國，包括歐洲在內的左右翼，圍繞著ISIS這個核心議題，已經進行了長達數年的纏鬥。
右翼質疑奧巴馬和希拉里縱容伊斯蘭極端主義，向IS提供軍火；質疑美國的中東盟友沙特、卡塔爾等國暗中支持ISIS；質疑歐美清真寺的阿訇們向穆斯林灌輸極端思想，教唆他們從內部攻擊西方文明；質疑女權主義一直致力於抹黑西方「男權」社會，卻對伊斯蘭蔑視女性的傳統視而不見。
左翼則非常聰明地利用ISIS炒作出難民的新議題。左媒大肆傳播土耳其道安通訊社拍攝的「小男童伏屍海灘」照片，稱其為「最揪心畫面」、「人間慘劇」，用催淚彈攻勢脅迫歐洲各國民眾改變態度接收難民，否則就是「毫無良知」、「罔顧人道主義危機」。如此一來，左翼就巧妙地迴避了所有詰疑，把「要不要消滅ISIS」的命題偷換成「要不要接收難民」、「要不要人道主義大愛」的命題。在幼童伏屍照片的感人肺腑作用下，答案無疑是必須的。法國願意認同配額了，匈牙利總理沉默了，連隔著海峽的英國也表示考慮接受難民了，默克爾宣布德國願意收容所有難民，人數無上限。於是一年內就有一百多萬中東難民潮水般湧進德國。
到了這個時候，ISIS再殘忍野蠻、在中東殺了多少基督徒和卡菲爾、在歐美發動了再多次恐襲，統統不是問題，需要以怎樣的角度和姿勢熱情歡迎難民才是問題。於是芬蘭總理說願意將自家閒置的一棟住宅提供給難民，白種姑娘們身姿妖嬈地舉著標語到火車站迎接難民，一對老年夫婦被逐出家門，因為德國政府認為他們的住宅更適合接待難民……
德國的「難民營」環境條件非常好，有些地方是賓館似的大樓。第一財經曾採訪過一個三口之家，住著寬敞的三室一廳，客廳裡48寸平板電視機令人印象深刻，他們每月可以獲得1500歐元補助金，生活得十分滋潤。到了2016年，單身難民每月的零用錢為145歐元，每對夫婦262歐元，每個孩子有85~114歐元；單身難民還享有每月食物補貼219歐元，每對夫婦392歐元，每個孩子135~200歐元不等。這些都是在免費住房、免費煤電氣供水供熱、家居用品以及教育醫療之外的現金補貼。當這些難民一年後政治庇護獲批後，就能與德國公民吃同等的福利待遇。
這些難民是怎樣報答熱情歡迎他們的歐洲的呢？他們在收容所裡實施伊斯蘭教法，襲擊基督教徒、庫爾德人和雅茲迪人難民，男女混居收容所裡的女難民都會遭受男難民性侵或被迫賣淫，比如德國巴伐利亞州一間難民營，社工們稱「這是慕尼黑最大的妓院」。他們還強姦女清潔工和女義工，跑到街上去性侵穿裙子的女人，更有甚者，他們幫助ISIS向歐洲發動恐怖襲擊。2015年丹麥發生多起難民強姦本地女孩事件後，政府為難民開設「穿裙子不代表淫蕩」課程。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德國科隆等13個城市發生男難民大規模性侵德國女性事件。2016年1月，一名13歲的俄裔少女在柏林被男難民當街擄走輪姦，事後警方聲稱該少女是「自願性交」。同月，瑞典一個自稱「15歲」的男難民在收容中心用刀刺死一名女職員。2017年1月，三個留絡腮鬍子的穆斯林難民闖進一名瑞典女子家裡，將其輪姦後在Facebook上進行直播，而瑞典警方輕描淡寫地表示，這不是性侵，只是一起「室內虐待」案。
瑞典光在2015年就接收了19萬難民，當時是歐洲之冠，結果瑞典國內的強姦案發率多年來一直也蟬聯歐洲之冠。2016年12月，一名17歲的阿富汗難民姦殺了一名19歲的德國少女，死者是歐盟高官的女兒，到難民中心當義工。2015年11月，法國巴黎發生導致130人喪生的連環恐怖襲擊，7名攜帶自動步槍、身綁炸彈的凶徒中至少兩人是登記在冊的敘利亞難民。2016年3月，比利時布魯塞爾發生連環恐襲案，共造成32人死亡、340人受傷，恐襲核心策劃者就是一名為IS效命的敘利亞難民。2016年7月，德國三天內發生了三宗難民襲擊事件，一名效忠IS的27歲難民在巴伐利亞州音樂會上當人彈，炸傷12人。2016年12月，一名穆斯林難民駕駛卡車衝向柏林聖誕集市，12人死亡48人受傷……
左翼把這盤棋下得太大，連自己都無法收拾殘局。對於社會受到難民和伊斯蘭價值觀的無情衝擊，他們只有一個撒手鐧，就是以「政治正確」的名義讓人民閉嘴。於是有無數被強姦的女人不願意報警，因為擔心「難民的名聲受到影響」。左翼政府還拐彎抹角地用「文化差異」為難民罪犯們開脫。
然而這個鍋太大，不是這麼容易甩掉。起碼從現象上，歐洲難民危機疑似由ISIS與伊斯蘭教阿訇們合謀推動。2015年2月，ISIS警告西方國家不要向他們在利比亞的據點發動攻擊，否則他們會放出夾雜恐怖分子在內的50萬名「難民」進入歐洲。2016年11月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穆斯林難民正在企圖把德國變成一個伊斯蘭國家，方法是大量生育增加人口，用子宮占領德國，以使穆斯林人口終有一天超越非穆斯林人口，到時就可以接管德國並消滅德國的基督教徒。差不多的話也出於伊斯蘭國家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口中，他要求在德國和歐洲的土耳其僑民多生孩子，「生三個孩子不夠，要生就生五個。」
正如美國右翼以ISIS的崛起為契機強勁回潮一樣，歐洲右翼亦以難民潮為契機，獲得了二戰後最迅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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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勢，跟著美國國內形勢作轉移。
特朗普上台這兩年，是美國左右兩派鬥得你死我活的兩年。左派除了朝野合力炒作「通俄門」企圖彈劾總統，甚至還發生過企圖槍殺共和黨全體議員的醜劇。而特朗普及其右派同僚，則在大法官任命、禁穆令、築牆、驅逐非法移民、廢止約翰遜法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發動貿易戰等事項上發動全面進攻，行釜底抽薪之計，「抽乾沼澤」，鑿空左派根基。
左右派的對壘已經有二三十年沒這麼激烈了。至少從小布什年代起，共和黨在一些關鍵議題上就越變越溫和，幾乎淪為「民主黨二號」。美國當然存在著不少班農這種「極右分子」，近十年茶黨也發揮了對共和黨左傾的制衡作用，但始終沒有契機讓右翼強勢回潮。一些觀察家認為，再這麼下去，只需十年八年，共和黨便會變成一個溫和左翼政黨。當然，特朗普的當選徹底扭轉了這一消極進程。
20世紀是歐美右翼的悲慘世紀。其實，右翼的噩夢從17世紀就開始了。我們這裡說的右翼，與中國的「右派」、「鄧右」無關，其源頭是中世紀的教會和英法革命時代的保王黨。反對天主教會的英國清教徒移民美利堅，大發展了三百年後，受到現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挑戰，也加入保守派行列。這一脈傳承，一般稱為「保守主義」。美國的民主黨原來是保守派，但到了20世紀40、50年代與原來激進主義的共和黨乾坤大挪移，互換了角色。
英國的保守黨全稱為「保守與統一」，俗稱「托利黨」，就是英國王政復辟時期的托利黨、保王派。很多人以為只有法國發生過革命，英國不喜歡革命，從來都是保守主義者。這種看法大謬不然。17世紀克倫威爾領導的宗教戰爭就是一場大革命，最終砍掉了國王查理一世的頭、全面清洗國內保王派。查理二世王政復辟之後，英國革命派分裂為輝格黨和托利黨，前者要求繼續革命，驅逐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弟弟），後者要求尊重王權、尊重法治。結果又是革命的輝格黨勝利了，執政長達一百多年。
深受馬克思讚譽的輝格黨，其影響遠銷美洲大陸，與歐洲1848年無神論革命的思潮合流，在美國誕生了一個叫共和黨的革命派政黨，與馬克思們的「第一國際」攜手，掀起「美國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發動南北戰爭，推翻了代表保守派的「南方三十萬奴隸主的罪惡統治」，顛覆了華盛頓、傑斐遜的貴族精英+憲政/有限民主模式，開啟了一種融進步主義、社會主義、以福利收買選票的「全民民主主義」於一體的激進政治模式。日後享譽中國的「鬥爭哲學」、「發動貧農（黑奴）鬧革命」等等創舉，早在南北戰爭當中就已經預演過了。
革命的祖宗輝格黨最終過氣了，被「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淹沒在「進步」的洪流中，由工黨所取代。反而俗稱托利黨、被攻擊和邊緣化了一二百年的英國保守黨延續至今，生命不息。
革命派的共和黨擊敗了南部民主黨後，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發生了兩場運動，人民黨「改革運動」和「進步運動」，深刻改變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走向。共和黨經過進步黨分裂後逐步變得相對保守，本來代表了右翼保守派的民主黨則排除了南部民主黨對總統提名的干預後迅速左轉（南部民主黨是維護民主黨整體保守傾向的基本盤，北方民主黨因所在地區的工商業發達，被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影響甚深），最終在小羅斯福執政時期左到與斯大林做了朋友、與蘇聯結成同盟。從此，美蘇建立了雅爾塔分贓體系（簽署密約，將外蒙古、中國東北、中東歐諸國悉數出賣給蘇聯），白左與紅左瓜分世界。
民主黨在逐步左轉的過程中，發現了黑人這個票倉，北方民主黨人要求改變保守主義社會價值綱領，爭取黑人的選票；但南方民主黨人堅決反對，堅持固有的保守主義傳統。上述矛盾在194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爆發，總統候選人杜魯門站在北方民主黨人一邊，終於促成了大分裂，南方民主黨人集體脫黨，剩下的北方民主黨人就往白左之路一路狂奔不回頭。
另一方面，1964年貝利‧高華德被推舉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創立了保守主義聯盟，提出保守主義綱領， 推動共和黨接受保守派價值觀。儘管他在選戰中不敵民主黨的林登‧約翰遜，但保守價值觀從此被共和黨全面接受並成為核心政治綱領。原來受馬克思影響的革命派共和黨由此變為保守主義政黨，並一直延續至今。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戰時就定了下來。二戰後數十年，總的說來是白左民主黨的天下。雖然共和黨議員麥卡錫挺身而出，抨擊羅斯福政府與蘇聯勾結的「賣國20年」，在全美掀起反共產主義浪潮、狠挫左傾之風，但當時共和黨並未啟動向保守主義的價值轉換，受麥卡錫之惠擊敗民主黨人當選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同樣是羅斯福新政的信徒，轉過頭來與民主黨議員一同譴責麥卡錫。艾森豪威爾甚至任命了白左中的戰鬥機厄爾‧沃倫當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系列左傾判例，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左轉。
50年代的民權運動……60、70年代的反戰運動……街頭騷亂……火燒底特律……槍殺白人警察……嬉皮士運動……「要做愛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樂節……赴河內為北越勞軍唾罵美軍戰俘的珍‧芳達……以反美為時尚的文化界影視圈……直到80年代，左翼的洶湧澎湃才總算消停了下來：那時終於出了個真正的右翼總統羅納德‧里根。
二戰的勝利，本身就是左翼的勝利。
納粹德國、日本帝國、意大利王國等軸心國簽署了一個政治條約《反共產國際協定》，曾經結成了右翼同盟。後來許多學者老在法西斯、納粹究竟是左是右的問題上纏夾不清，尤其是自以為右翼的自由派如劉軍寧，提出了「納粹與希特勒不是極右是極左」，企圖為右翼辯護，實則凸顯了中國式書本知識分子對歷史政治的無知。事實上，不能拿著「集體主義」、「個人自由」這些理論的條條框框去判別上世紀30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集體綱領（□□黨宣言）、統一的組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國際），右派從來沒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組織，甚至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因為右翼—保守主義是在各國政治傳統中自然生發出來的，就像酒糟必然會釀成酒。正所謂「天然的守舊思想是人們心靈的一種傾向」，人類天然就對激進的改變抱有懷疑和不信任，天然就在熟悉的事物和環境中獲得安全感。保守主義是既成事實，代表著人民對土地、家庭、團體、傳統、國家的愛，彷彿自然法一樣天經地義，本身並不需要理論的定義。
然而，左翼美國從本質上是反美的，這就使得它們的勝利事實上是違背美國利益的。這叫「左派的自反原理」。什麼是左派的自反？種族上他們是白人，但他們從心底裡期盼著黑人等少數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踩到腳底下。社會階層上他們屬於精英和富人，卻整天要求政策「劫富濟貧」，結果富人反而更富，窮人更窮，還犧牲了整個勤奮工作的中產階級。信仰上他們的父輩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他們卻歡迎對基督教懷有千年仇恨的穆斯林帶著極端教義鯨吞歐洲、蠶食美國。
越戰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在蘇聯支持下北越進攻南越，美軍既然為了保護盟友參戰，本應竭盡全力打贏這場戰爭，阻止極左武裝集團對東南亞的侵略，但美國左翼卻反過來以美國的軍事失敗為目的。左派媒體天天報導美軍和南越政府「侵犯人權」、造成「人道災難」，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政變殺害南越吳廷琰總統，左派流氓天天上街反戰，左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爾‧沃倫）不顧軍事失敗和己方人員大批死亡，裁決《紐約時報》全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法，左派國會和左派政府都在輿論支持下要求撤離越南。於是，美軍撤退了，留下南越的爛攤子沒兩年就被北越「統一」了。百萬南越人民不願在北越政權下生活，變賣家產換黃金給蛇頭，乘坐漁船「投奔怒海」，為香港和美國製造了綿延多年的難民危機。
太陽底下無新事。2010年左傾總統奧巴馬下令從伊拉克撤軍，直接造成了一大幫伊斯蘭恐怖組織群魔亂舞，最極端的ISIS從中崛起，占領了大片伊拉克領土並蔓延到敘利亞。正是ISIS的荼毒使中東幾乎淪為越南和柬埔寨的翻版，大批難民以土耳其為跳板逃亡歐洲。敘利亞難民危機比越南難民強烈千萬倍，乃因穆斯林難民從意識形態上仇視西方。與親美的南越難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歡迎南越難民，卻對穆斯林難民張開懷抱，請它們來對西方社會基礎進行最徹底的破壞。
左派沒有祖國。
左派與「國有難、回必亂」的伊斯蘭教徒們一樣，也是教在國先，有教無國。《共產黨宣言》裡開宗明義說：工人沒有祖國（恩格斯的繼承者倍倍爾、伯恩斯坦、考茨基從1900年就反對八國聯軍進攻清國，一戰也強烈反戰）。左派的宗教就是共產主義及其革命理論。經過60年代「新左派」的粉飾，這套理論成功地由民權、女權、同性戀者權利、氣候變暖、普世價值、全球化進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裝，讓左翼看起來彷彿改換了門庭。其實它們的終極目標絲毫沒變，依舊是「砸碎枷鎖」、「解放全人類」。所不同者，以前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現在用全球化來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鎖」，現在用逆向種族歧視、逆向宗教歧視來合法地將整個西方價值觀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20世紀發動了三次大進攻。第一次是20年代到40年代，為歐美政經、文化、學術等精英領域奠定了左傾格調；第二次是70、60年代，反戰嬉皮士； 第三次是克林頓和奧巴馬。奧巴馬將穆斯林極端主義和伊斯蘭教法引入美國，而歐洲諸國也幾成歐羅巴斯坦。ISIS的出現，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但左右兩派都抓住了這個偶然—必然之機，展開大搏鬥。
對於左翼而言，這只不過是它們一兩百年來連綿不絕攻勢中的一環。對於右翼而言，這卻有可能是最後一搏。因為50年代民權運動增加黑人選票、六七十年代大量吸納拉美人口，雖然衝擊了共和黨，但畢竟不是宗教信仰的敵人。但信奉伊斯蘭教法的穆斯林們大批羼入，卻是真正致命的。伊斯蘭教根本不允許改信，千年以來也沒有向文明演進，20世紀奧斯曼帝國滅亡以後，反而在沙特酋長們的影響下變得越來越原教旨——具有極強的保守性、對抗性、排他性及戰鬥性。
右翼沒在60、70年代的左翼總攻中失敗，也許算是一個神蹟。越戰的失敗，令美國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人心惶惶，經濟滑坡，失業率高企，左派挑起的種族暴力衝突無日無之，另一方面則是蘇聯國力與日俱增，其世界性擴張無法遏止，駸駸然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勢。眼看美國從肉體到精神將走向全面敗落，保守派終於在絕地中吹響了反攻的號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會、對蘇聯的屈膝獻媚、道德瓦解和過度平權方面太過激進，尤其是阿以戰爭後左翼學生堅決反對以色列，引起了許多原先屬於泛左翼的自由派猶太知識分子的不滿。這些知識分子基本都是猶太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的弟子，將「猶太—基督教傳統」奉為圭臬，他們孜孜不倦地展開了與左翼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纏鬥，在最高學府的前線守住了保守派的陣地。後來艾倫‧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就是論戰中產生的名著。他們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主要信奉兩條政治哲學：一、自由民主與專制水火不容，民主陣營應堅決反對暴政；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他們強調美國的新羅馬屬性，指出必須用戰爭等激烈手段對抗邪惡暴政。在里根和小布什任內，新保守主義者紛紛進入內閣，成為美國內政外交的主導者，從格林納達戰爭、星球大戰計劃到「9.11」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無不出自他們的手筆。
比新保守主義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誠者」更猛烈的反攻來自於基督徒。
美國基督教真正的「覺醒」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基要派基督徒就成為議員麥卡錫的「反□十字軍」的中流砥柱。基要派反□組織「基督教聖戰」的創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師、「美國基督教會協會」的創始人卡爾‧麥金太爾成為了麥卡錫的智囊，有些演講稿都是他倆起草的。在他們看來，□□主義不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思潮，更像是一個與基督教對立的「邪教」，是全球福音傳播的障礙，是魔鬼的陰謀，必須加以阻止。
1976年，基要派佈道家傑瑞‧法威爾發起一系列「我愛美國」集會，拒絕「政教分離」原則，熱切地將傳教活動與右翼政治價值觀結合起來。以道德高潔的基督徒形象爭取宗教右翼選票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當上總統後，卻不推行右翼價值觀，反而全面倒向左翼。法威爾失望之餘，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數派」組織，力圖通過挫敗民主黨的激進社會議程，將處在「道德崩潰邊緣」的美國挽救回來，以聖經重塑美國的道德體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內，「道德多數」就擁有40萬成員，預算資金高達150萬美元。與此同時，帕特‧羅伯森創建的「耶穌的華盛頓」組織週日祈禱，吸引了20萬福音派人士參加。除了發動追隨者投票給推薦的候選人以外，右翼組織還派人出席共和黨大會，甚至親自出面參加競選。1979年，羅伯森和法威爾等人經過與共和黨總統競選人舉行了多番會談，確定里根為他們的最佳人選。
謀求連任的卡特卻被法威爾當頭一擊，直接打敗。卡特說，「那個秋天（1980），由傑瑞‧法威爾領導的一個小組在南方的廣播和電視上購買了1000萬美元的商業廣告，讓我成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徒。」 「基督教之聲」的策略專家科內爾‧多那揚言：「1976年，基督徒幫助傑米‧卡特以微弱優勢獲勝。在1980年，我們將使形勢逆轉。」
「基督教之聲」和「道德多數」發動了二百萬名福音信徒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在新教徒當中，里根獲得56%的支持，而競選連任的卡特獲得的支持只有34%。在里根多獲得的10%選票中，三分之二來自這些白人福音派信徒。右翼組織還在加利福利亞和阿拉巴馬為教徒提供投票指南，幫助共和黨人成功競選國會議員。
從此，以基要派、福音派為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與共和黨結成聯盟，參與共和黨大會，選擇共和黨候選人，並深度影響共和黨的政治議程。共和黨在里根時代堅定的反共、反墮胎、反女權、反同性戀等立場，均源於基督徒右翼的敦促。
第三波對左翼的反攻來自於文藝界中的保守主義者。文藝領域中對公眾具有最廣泛而直接影響的非影視莫屬，所以共產國際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對全世界電影行業進行滲透，包括歐陸諸國，靠著所謂的「先鋒藝術」、「蒙太奇電影」（《戰艦波將金號》）的鼓吹，實現意識形態（「革命」）的植入。
針對美國好萊塢，共產國際的滲透更是無孔不入。列寧的好朋友威利‧閔岑伯格受託進入美國，專事締造紅色好萊塢。在他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當時的美國影壇，還將大批電影名流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學英美學院學習，赤化好萊塢的第二代第三代。麥卡錫議員曾經將清算的矛頭指向好萊塢，時任演員工會主席的羅納德‧里根、華特‧迪士尼都曾出席國會聽證會，揭發美共成員。作家兼編劇海明威、演員兼導演卓別林都被打為蘇聯間諜，人盡皆知。被譯介過來，所謂「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多半是左翼電影，如《正午》、《北非諜影》、《十二怒漢》之類。
美國有史以來唯一一部將右翼政治理念以史詩形式展現的電影是大衛‧格里菲斯導演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它顛覆了南北戰爭的主流敘事，揭露早期共和黨指使流氓黑人燒殺搶掠，歌頌三K黨保護了南方人民的身家性命，將選舉秩序恢復正常，這才有了一個在戰爭廢墟中新生的美國。這部電影誕生後不久，好萊塢即被赤化，真正的右翼電影舉步維艱。
即便如此，右翼傾向的電影還是在美國和世界影壇上大放異彩。硬漢派電影全都是右翼傾向，因為左派反感個人英雄主義，偶爾塑造類似角色也不倫不類。西部片裡隻身抗暴的獨行俠們，如約翰‧韋恩、加里‧庫珀，都是保守主義者，韋恩長期的激烈反□言行招致斯大林下令對其暗殺，後來赫魯曉夫親自撤銷了刺殺令。以鏢客三部曲重塑新派西部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是保守主義者，至少擔任過兩屆共和黨大會嘉賓，2012年為羅姆尼站台時更曾一時興起，讓人搬來一把空椅子，當作奧巴馬加以痛罵，語驚四座。2008年他自導自演的《老爺車》裡，一個看不慣亞裔吵吵鬧鬧生活習慣的老年白種男人，最後為遭強姦的亞裔女孩報仇，死在黑幫槍下，是破除逆向種族歧視的經典之作。
近半個世紀以來，西爾維斯特‧史泰龍的洛奇（Rocky）系列和蘭博（Rambo）系列，堪稱影響力最大的右翼電影作品。當時，70年代的美國處於越戰失敗後遺症中不能自拔，國際形勢上處於守勢，被蘇聯壓著打，國內失業率和通脹嚴重，再加上石油危機，美國進入大蕭條以來最艱難的時代。左翼電影普遍從選材和表現手法上都刻意陰暗化、混亂化、骯髒化（參見羅伯特‧迪尼羅《出租車司機》），更使民眾的意識和心靈蒙上了厚厚的陰霾。洛奇第一部同樣是在灰暗的色調中開始敘事，演繹了一個典型的美國夢故事，小混混白人拳手抓住機遇險些將黑人拳王（暗喻拳王阿里）擊敗，強調奮鬥就會成功。
蘭博系列則可以代表整個里根時代的美國精神。1980年，里根當選美國總統。1981年，史泰龍開拍電影《第一滴血》。同名小說原本是部反戰小說，把主角Rambo塑造為一個殘忍的瘋子。但史泰龍親自操刀，將劇本變成「反反戰」電影。
越戰特種部隊退役軍人Rambo回到美國，步行穿過一個小鎮時受到警長侮辱並以「流浪罪」逮捕，在警局裡他不堪虐待爆發，打傷警察奪取摩托車逃入山林。受傷警察企圖利用追捕過程殺死Rambo報仇，卻被其反殺。警長調來了國民警衛軍，將蘭博趕入廢礦坑再用肩托式火箭彈轟炸，以為已將其炸死時，Rambo以卓越的求生技能穿過黑暗礦道，奪取了一輛軍車，手持M60重機槍單槍匹馬殺回小鎮，炸毀了加油站和野外用品店，將屋頂埋伏的警長亂槍打成重傷。原上司崔普曼上校現身勸他投降，說戰爭已經結束。蘭博終於打破沉默，憤怒地控訴社會對越南老兵不公：沒有結束！沒有！這場仗本不屬於我，是你要求我參戰，我拼了命要去打贏這場仗，但偏偏有人不讓我們打贏。我們為這個國家出生入死，回國後卻看到機場擠滿了蛆蟲們，抗議、吐痰，叫我嬰兒殺手和各種卑鄙的話！
影片中，蘭博代表著所有的熱愛美國者、所有出生入死的退伍美軍、所有戰死的英靈，向煽動反戰示威、出賣軍人和越南的民主黨，以及小半個被煽動起來的「蛆蟲美國」迸射出憤懣和怒火。沉痛悲愴的片尾曲 It’s a long road奏響，蘭博在上校陪同下昂然步出警局，彷彿一位凱旋的英雄。
左右翼對《第一滴血I》的評價是嚴重分裂的。左翼認為該片「歪曲了對越戰的評價」，而右翼則認為這是偉大的經典之作。30年後在youtube上只有一個定格畫面的It’ a long road單曲視頻仍然有368萬多的點擊、1萬多讚。
如果說《第一滴血I》是對民主黨卡特時代以及美國不再偉大的整個70年代的控訴，那麼《第一滴血II》就是對共和黨里根的80年代的熱情點讚。這正是美國右翼的一次回潮。服刑中的蘭博接受了上校安排的新任務，空降潛入越南，拍攝戰俘營裡的美軍俘虜。殊不料，隻身闖虎穴的蘭博被政府官僚（暗指民主黨人）出賣，落入越共軍隊之手，慘遭酷刑。越南地下抵抗組織少女Co Bao將其救出卻不幸犧牲後，滿腔怒火的蘭博爆發了，頭纏布條，持重機槍，挎子彈帶，握鋸齒刀，一個人單挑越共軍事基地，然後開直升機懟落蘇聯空軍，帶著一營美軍戰俘飛回泰國。最後蘭博闖入美軍基地的指揮中心，將出賣他的負責人按在桌子上，一刀插在他耳邊，怒吼道：「你知道還有很多人（美軍戰俘）在那裡（越南），找到他們，不然我會來找你！」 最終，蘭博向上校表達了他的願望：「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像我們愛他一樣愛著我們。」
而里根總統則對蘭博這個角色讚譽有加。1985年7月貝魯特人質危機結束後，里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昨晚看完Rambo II之後，我知道下次遇到危機和挑戰時應該怎麼做了。」里根經常將《第一滴血第二集》視為其國內外政策的典範。在另一次勞動節演講中，里根表示他將「本著蘭博精神」清理聯邦稅制。
史泰龍的電影甚至比里根自己對重塑美國的大國形象、激發人民的自信心態起了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滴血第二集》和《洛奇第四集》（洛奇英勇擊敗了蘇聯拳手）上映時，電影院的觀眾齊聲高呼「USA！USA！」蘭博這個角色成為了里根時期政治、意識形態和軍隊的標誌。某種程度，蘭博也預言了蘇聯的衰落——《第一滴血第三集》（劇情是Rambo代表美國政府幫助阿富汗游擊隊消滅了一個蘇軍基地）上映後一年，蘇聯被迫從阿富汗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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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局看似紛繁複雜，真看懂了卻無比簡單。二戰以後，所有自由陣營國家都遠眺著華盛頓的方向標，白宮換了個左翼總統，就集體左轉，白宮換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齊。在這過程中，與非自由陣營的媾和、摩擦、對立，都由左右方向所決定。套句物理學定律，這叫「強美國作用」，比E = mc²公式還簡單。
二戰以降，歐洲各國處在左翼不斷發動攻勢、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或轉化右翼勢力的過程。德國、法國，左翼政黨長期執政，德國是共產黨的發源地，社民黨（恩格斯和考茨基的黨）是魏瑪時代的執政黨，二戰後60年代到80年代連續執政16年，而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左翼分子。北歐三國奉行社會主義，社民黨連續執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勢力根深蒂固，但在90年代以後也左翼化。
孤懸海外的英國，也逃不過左翼當道的命運。早在1924年，蘇共政治局成員、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致信英國共產黨，要求不惜一切支持工黨贏得大選上台執政。二戰期間，保守黨與工黨合組戰時聯合政府，首相邱吉爾的注意力集中於海外和軍事，國內事務由工黨副首相艾德禮主持。工黨趁此機會大肆宣揚福利主義、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國有化，並聲稱社會主義在英國不是烏托邦，很快就能實現。1945年，工黨靠著這套模仿蘇聯計劃經濟的政綱「賄賂」選民贏得大選，邱吉爾和保守黨黯然下台。1947年，工黨宣布英國正式成為全球第一個福利國家。從此，高福利+高稅收+國有化一直是工黨的致命大殺器。其它國家亦步亦趨，福利主義和用高福利買選票的左翼政黨便在歐洲大行其道。
由於有美國的保護，歐洲自由國家可以大幅降低軍費支出，執政的左翼政黨有更多的錢可以大搞福利社會。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費於軍事和基建；革命後，社會福利一舉將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無異於一種毒品，民眾普遍變成吃福利的懶人後，便癮入骨髓，再也無法回頭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爆發，歐洲原油供應緊縮，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各國沒錢了，於是進入了「福利國家危機」。瑞典的社民黨試圖壓低福利、削減赤字預算，卻導致大選失利，結束了連續44年的執政黨地位。勝選的中央黨政府迫於財政困難，不得不提出了緊縮開支、削減福利，遭到民眾強烈抗議也無奈下台。於是各派政黨為討好選民，只能不斷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載」，國家靠借錢度日。
福利主義橫行的同時，另一波左翼浪潮——歐洲一體化亦開始泛濫。
歐洲一體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美國的民主黨。1947年3月，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富布賴特、托馬斯，眾議員博格斯等在國會提出決議案：「國會贊同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1950年後接棒的就是法國、德國這兩個左翼政黨執政的國家。歐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左翼組織，其理念是先將歐洲一體化，再進而將全球推向一體化，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超級烏托邦理念。
歐盟的理論推手當數法蘭克福學派和其它「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如哈貝馬斯、安東尼‧吉登斯等人。他們聲稱，歐盟正在實踐「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最近，當歐盟面臨脫歐風暴時，哈貝馬斯公開說，絕不能允許歐洲這個「文明社會的項目」失敗，全球共同體很有必要，「如果歐洲項目失敗，多久能回到現狀的水平就是個問題。還記得1848年的德國革命：革命失敗後，我們花了100年時間重新達到與革命時期同樣的民主水平。」撇開「民主」之類的修飾詞，這是明明白白地將歐盟的性質與馬克思、恩格斯親自參與的「1848年革命」等同起來，其對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蘭克福學派對歐美左翼最大的貢獻是從理論上開啟了「反文化」運動，用激進女權主義、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搖滾等形式將文化馬克思變成叛逆思潮，讓年輕人氣勢磅礴地站起來反對四五十年代父輩的價值觀，包括反冷戰、反越戰、反基督教、反種族隔離……
左翼極力推動的的歐洲一體化項目，四十年間經歷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衝擊來自於英國右翼領袖撒切爾夫人，她堅決反對歐洲統一貨幣，認為歐盟是「社會福利政策的試驗品」，建立歐元區「可能是當代最愚蠢的舉動」。正如梅麗史翠普主演的電影《鐵娘子》裡描繪的那樣，她在布魯塞爾一個人單挑整個歐共體，「在一群滿臉怒容、紛紛用德國、法國、意大利的口音興師問罪的歐洲領導人中，英國女首相顯得處境極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縮，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們妄圖建立的烏托邦式超級國家將是一個由德國主宰的、為經濟危機所累的「巴別塔」。
為什麼至今歐盟區都在用歐元結算，但英國還在用英鎊？
撒切爾夫人當初一直無法容忍英鎊要用歐元結算。在以首相身分接受的最後一次採訪中，撒切爾夫人指出放棄財政主權的危險，「我們將要擁有一種我們根本無法控制、連利率都不能由自己來決定的統一貨幣嗎？」下台後，撒切爾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誡英國民眾：「英鎊加入歐元體系是出賣英國的主權」、「英國放棄自己的貨幣永遠都是個錯誤」，「我認為，不管是從經濟、政治還是社會發展方面來看，單一貨幣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儘管什麼時候失敗、失敗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現在還不清楚。」
正因為堅決抵制歐元區， 撒切爾於1990年被保守黨同僚出賣暗算。親歐派沒辦法在選舉和公開辯論中打敗撒切爾夫人，於是由保守黨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內閣，然後以此為藉口黨內逼宮，再聯手工黨在國會對她發起不信任案。撒切爾夫人無奈黯然下台（小說版《紙牌屋》對此有真實記錄）。而美國輝煌的里根時代也在兩年前宣告結束。無能的老布什總統捱過了一個任期，左翼民主黨終於重登大寶。克林頓上任，歐洲左翼聞歌起舞，鬆散的歐共體也迅即簽約生效變成了強有力的歐盟，歐洲貨幣管理局、歐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歐元開始運作，歐元區覆蓋歐洲多國。十年之後，歐債危機爆發，十八年之後，英國脫歐。撒切爾夫人的警告可謂高瞻遠矚。
1979年撒切爾出任首相時，接手了一個爛攤子，一個「無法管理的國家」。英國已被工黨長期實行的福利制度癱瘓。產業的國營程度接近東德，缺乏活力。英國經濟陷入嚴重滯脹，收入稅高達83%，GDP增長率不足2%，通貨膨脹率則有22%，失業率居高不下。而受縱容的工會還在罷工，要求制定保護條款、要求加薪，使通脹愈演愈烈。
上任第二天，撒切爾夫人就派出騎警衝擊街頭的示威群氓、手揮大棒趕走罷工的利物浦礦工，一夜間打懵了一百多年來處於絕對強勢地位的英國工會。鎮壓了工會後，撒切爾夫人馬上推出全新的預算案：大規模減稅、大規模減少公共開支、大規模出售國企、大規模出售公租房，同時將「國企」全盤「民營化」。反對改革的內閣成員被她無情撤換，其果斷甚至超過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黨大會上，她訓斥黨內的溫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動的螃蟹」。不甘心失敗的工會發起了1980年和1984年大罷工，左翼組織也在城市裡發動騷亂，悉數被其鐵腕鎮壓。
她大刀闊斧的改革，使戰後英國再次崛起。產業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激活了經濟的一潭死水；削弱工會，降低了解僱成本；削減福利和政府開支、降低稅收（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33%減到25%，最高稅率從83%減少到40%），重建了英國的中產階層；採取穩健的金融政策，讓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整個80年代，英國GDP增速達5%，通脹率則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業股票的比例從7%上升到20%……一部紀錄片裡如此形容撒切爾時代的英國：「人民富有了：買房子，消費，跳舞唱歌喝酒。」BBC則用一句話讚揚鐵娘子的功績：「撒切爾夫人挽救了英國經濟。」
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與大不列顛差不多同時啟動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總統提出著名的「經濟復興計劃」，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同時減少貨幣供給，擴展自由貿易，以此政策組合全面取代自羅斯福新政時代以來一直居於支配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該復甦計劃以大幅度減稅為核心，個人所得稅率由原來的70%削減為50%，1986年後降到28%；資本利得稅從28%降到20%，企業所得稅率從46%降到33%，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減稅。
里根的減稅政策猶如魔法。祛除了社會主義蠱毒之後，美國漫長的蕭條期終於結束了，黃金盛世開啟了。從1982年到1999年是美國經濟的超級擴張期，被稱為「20世紀最持久的繁榮階段」。實際上經濟的強勁增長直到2007年才告結束，整整延續了25年之久。這1/4世紀裡，美國創造出的財富遠超過前兩百年的總和，經濟總規模比70年代後期翻了兩番，在經濟史上絕無僅有。
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在反共、反蘇問題上同樣有著高度一致的共識。撒切爾夫人當選為保守黨領袖後，就嚴厲批評西方國家對蘇聯的緩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宮後，就立即制定了對抗蘇聯的戰略。在英美兩大保守派的主導下，西方國家不再與70年代一樣處於哼哼唧唧的守勢和劣勢，而是積極從價值觀宣傳、經濟封鎖、軍備競賽等多領域全方位對蘇聯發動進攻。
里根在演講中怒斥蘇聯是「邪惡帝國」，可謂前所未有之舉。而1981年對蘇聯展開經濟制裁，數年後晉級為經濟戰——說服多個國家提高石油產量，導致油價大跌，使蘇聯經濟損失數百億美元，亦可謂今天特朗普貿易戰的先聲。
1983年的北約峰會上，撒切爾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換取與蘇聯互相廢核。她先在蘇聯人面前扮演「中間人」，讓蘇聯談判解決歐洲導彈對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訴他「戈爾巴喬夫是個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蘇聯和美國簽署了《美蘇關於銷毀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條約》。這個條約拔掉了蘇聯武裝的牙齒，為瓦解蘇聯及其衛星國奠定了基礎。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
這兩位「政治上的靈魂伴侶」，還拉上了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等人結盟，共同構築保守主義戰線，堅決對抗共產主義。撒切爾夫人還牽頭成立了包括西德、奧地利、葡萄牙、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和冰島等三十多個國家、四十多個保守主義和基督教政黨在內的歐洲民主聯盟，即保守黨國際，以與主張高福利、混合經濟體制、依靠國家計劃調節經濟的社會黨國際相抗衡。
對國際共運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個「社民黨國際」，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等人把持的第二國際，那這個「社會黨國際」又是什麼呢？
實際上，社會黨國際由英國工黨發起，1951年於西德法蘭克福成立，總部設在倫敦，是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的國際聯合組織 。它的英文名稱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會主義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正式名稱完全一樣。
一戰爆發後，第二國際裡的各國政黨為了工人應該保衛祖國還是應該繼續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而鬧得不可開交，只好暫停活動。列寧聽聞興奮得手舞足蹈，連忙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實，大造聲勢一舉奪得左翼的「正統」地位。二戰期間，斯大林為了讓美英反蘇右翼在軍援問題上無話可說，主動停止了第三國際的活動。二戰之後，英國工黨（前身費邊社，列寧的好基友）與德國社民黨（老牌社會主義政黨，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內西等人的政黨）便合謀重建第二國際。這個1951年版的「社會黨國際」，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國際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汲取了30年代大蕭條的教訓，認為大蕭條造成的失業及貧窮問題為極端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失業貧窮問題為極權主義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魏瑪共和的崩潰和納粹德國的崛起。以美國民主黨政府、英國工黨政府為首，連同西歐、北歐多國形成了戰後共識，即「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標榜國家資本管制、全民就業和福利國家，成為了歐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歐洲乃至全球自由國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這些高福利國家的底層，便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在凱恩斯經濟學方法論裡，增加貨幣供給=需求增加、經濟增長、失業減少、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減少貨幣供給=需求減少、經濟停滯、失業增加、物價下跌、通貨緊縮。
所以，採取「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的治國理念就是，不斷增加政府開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繼夜地開動央行的印鈔機，無限銀根寬鬆。用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就是「量化寬鬆政策」、「積極貨幣政策」、「四萬億」……這種被「馬歇爾計劃」、「戰後重建」等大基建項目刺激起來的泡沫經濟，在70年代受到蘇聯的軍事挑戰，再加上高油價的壓力，就像個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樣，砰然爆破。
撒切爾與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轉」，造就了二戰後歐洲第一次右翼政黨回潮，也摧毀了這種「戰後共識」。
然而，對於在危難之秋挽救了美國和歐洲還消滅了蘇聯帝國的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並不像人們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們看作偉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來，他們是福利制度的邪惡破壞者。撒切爾夫人被保守黨同志出賣、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國下議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載歌載舞，高唱《叮噹！巫婆死了》。里根第二個任期的中期選舉，美國左翼揪住所謂的「伊朗門」大肆炒作，重奪議會控制權，將里根政府變成「跛腳鴨」政府，如同今天民主黨企圖炒作「通俄門」敗壞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後，左翼列舉了他的12條「罪狀」——加劇貧困、險些引發核戰、減稅濟富、壓制工會、引發中美洲血戰、支持南非種族政權、摧毀發展中國家經濟等等，聲稱這是里根「對美國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惡」。左媒發表的文章認為：「羅納德‧里根造成並加劇了經濟和種族的分裂，留下一個更加卑劣和危險的美國及世界。」 比爾‧克林頓，這個喜歡拉開褲鏈的癮君子，從無能的老布什手上奪回民主黨丟失了十二年的總統寶座後，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稅的「羅斯福與凱恩斯共識」老路。靠著里根打下的經濟繁榮底子，誇誇其談的格林斯潘配合著「貨幣寬鬆」、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個越來越大的經濟泡沫。他們把這個泡沫時代稱為「克林頓繁榮」。（待續）
──轉自《新世紀網站》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