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7月24日訊】最近一週，長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長生生物」）疫苗造假以及生產劣質疫苗事件，在海內外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在大陸群情激憤、海外輿論沸沸揚揚之際，有資深生物製藥專家發文曝光了當年的「國企」長生生物被高家變為私人企業的黑幕。

長生生物不久前因遭內部員工舉報而被葯監部門立案調查，近日被查實該公司在生產狂犬疫苗時存在造假行為。隨即，長生生物去年逾25萬支「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簡稱「百白破」)曾被檢驗出質量低劣的醜聞也被踢爆，而這些疫苗當時已經全部銷售到山東，用作兒童疫苗針劑，由此引爆海內外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

當地時間7月23日，資深生物製藥專家徐實撰寫的《疫苗案掀起黑幕一角，國有資產如何變成私人提款機？》一文在陸媒上發表。該文首先指出，在中國，企業的違法犯罪代價極低，而其違法行為的潛在收益遠高於違法成本，因而導致類似長生生物這樣的驚天醜聞頻頻發生。

據徐實的文章介紹，上述長生生物的逾25萬支「百白破」疫苗事件發生後，吉林省葯監局曾於2017年10月對長生生物處以344.29萬元的罰款。問題是，現在的長生生物是由高俊芳家族絕對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只需隨便減持一點股份就可以套現幾個億。因此344.39萬元的罰款對長生生物來說完全是「九牛一毛」，起不到任何懲戒作用。

文章表示，雖然歐美葯企也有生產事故和產品安全問題，但整體上要比中國少得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監督處罰力度更大，加上相關的司法制度十分嚴密，決定了其葯企的違法成本很高。像長生生物這樣生產出上萬支問題疫苗的事件，如果放在歐美發達國家，賠償金額將是「天文數字」。

此外，該文還爆料，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中共的貪官污吏們把國企轉變為「私人提款機」的案例比比皆是。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某些私慾膨脹、急功近利的官員把國企直接賣光，典型例子是現已身陷牢獄的仇和，當初在宿遷任職的時候把當地國企和公立醫院賣了個精光；而王珉在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時候，也曾大肆出售吉林省屬國企。

其二，是中國（中共）國企高管以及他們的「保護傘」以轉制為由，把國企資產「化公為私」，其典型代表就是長生生物的董事長高俊芳一手主導完成的長生生物「國企改制」的黑歷史。

據文章披露，長生生物是原衛生部直屬的6大生物製品研究所之一，母公司是「長春高新」，是長春的一家國企。

據2003年的年報顯示，這家能夠生產甲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的國企在「化公為私」前，年凈利潤已高達1888.3萬元，是當時長春高新旗下業績最好、人均產值最高的公司。

2003年，長生生物被其母公司以遠低於市場報價的每股售價2.4元的價格，賣給了這家國企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高俊芳，變成了高氏家族的私營企業。

在「管理層收購」的幌子下，國企一夜之間變私企，而且買家和賣家竟然是同一個人——高俊芳。所謂「改制」後，高的兒子張洺豪擔任了副董事長、副總經理；丈夫張友奎任副總經理兼銷售總監，其他的重要崗位，也均由高俊芳的親屬控制。

而高俊芳當年的年薪其實不到6萬元，她在國企私有化時用於購買長生生物股權的巨款從何而來，至今仍然是一段「黑歷史」。

文章指出，當初中國東北地區在世紀之交時發生的許多「國企改制」事件。這種「改制」其實與國企「脫困」毫無關係，許多被強行改制的國企，恰恰是當地經營狀況良好、正在盈利的國企。

文章表示，國企改制的黑箱操作極大地助長了當地的腐敗狀況，惡化了當地的政治生態。而這些人手裡一旦有了錢，就「忙着製造更多的糖衣炮彈，向上層建築發起進攻。」

（記者黎明報導/責任編輯：曲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