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整個一系列壓制性法律中，包括1932年8月7日頒布的一項知名法令。它在農民和政權之間的戰爭達到頂峰時，起著決定性作用。該法令規定，只要犯下「任何盜竊或損壞社會主義財產的行為」，就對其進行處決或判處關集中營10年。它在民眾中逐漸被稱為「穗法」，因為根據該法被判死刑的人通常不過是從集體農場的田裡拿了幾穗玉米或黑麥。從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超過12萬5,000人依據這項惡法被判刑，5,400人被判死刑。
儘管採取了這些嚴苛的措施，但徵收的糧食量卻依然不夠。1932年10月中旬，政府在該國糧食主產區的徵收計劃僅實現了目標的15%~20%。10月22日，政治局派出兩個特別委員會到烏克蘭和北高加索，試圖加快徵收過程。其中一個委員會由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領導，另一個則由拉扎爾‧卡岡諾維奇領導。11月2日，卡岡諾維奇的委員會抵達頓河畔羅斯托夫（Rostov-on-Don）。該委員會中包括根里克．雅戈達。他們立即召集北高加索地區所有地區黨委書記開會。書記們通過了以下決議：「在徵糧計劃遭遇特別可恥的失敗後，所有地方黨組織都有義務瓦解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網路，並粉碎這次破壞活動中起帶頭作用的鄉村共產黨人和集體農場場長的抵抗。」對於某些被列入黑名單的地區（根據官方說法），採取了以下措施：立即從商店裡搬走所有商品、全面禁止貿易、即時償還所有貸款、突然課徵特別稅，以及在格別烏幫助下，迅速逮捕所有「破壞分子」、「外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被懷疑進行破壞的地區，人口遭到大規模放逐。
1932年11月，打擊破壞行動的頭一個月，北高加索地區有5,000名鄉村共產黨人和15,000名集體農場工人被捕。這些共產黨人被認為對破壞徵收運動「洋洋自得，犯了罪」。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看，該地區具有高度的戰略性。12月，對全村的大規模放逐開始了，包括對1920年就已遭遇類似措施的大型哥薩克村莊（stanitsy）。被放逐的特殊工作移民的數量又開始迅速攀升。來自古拉格的記錄提到，1932年有71,236名被放逐者抵達；次年，新「特殊移民」的數量飆升至26萬8,091人。
在烏克蘭，莫洛托夫的委員會採取了類似的措施。凡未按照要求達到徵收目標的地區，該委員會就將其列入黑名單，後果正如上述那樣：清洗當地黨組織，進行大規模逮捕，不僅僅逮捕集體農場的工人，還逮捕被懷疑「將產量最小化」的管理人員。不久，相同的措施也應用於其它糧食產區。
國家採用的這些壓制措施是否本可以贏得對農民的戰爭？根據意大利駐新羅西斯克領事的一份清晰報告，絕對不是。報告說：
「蘇聯國家實力強大，武裝到了牙齒，但它打不了這種仗。沒有任何敵人可用草原上的戰鬥隊形來打。敵人無處不在，必須於小型作戰中在無數條戰線上予以打擊：這兒有一片田地需鋤草，那兒有幾英擔（hundredweight）玉米被藏起來；這兒有一輛拖拉機被損壞，那兒又有一起破壞活動；三分之一已誤入歧途……一個倉庫被突襲了，那些書被煮了，集體農場的負責人因無能或不誠實，從不說出收成的真實情況……諸如此類，無窮無盡，在這個巨大的國家無處不在……敵人在每座房屋裡、在一個又一個村莊裡。要打他們，簡直就像用篩子盛水一樣。」
只有一種解決方案有可能擊敗敵人，即必須以飢餓迫使其屈服。
1932年夏，一些報告送達莫斯科。這是最早談及「緊急糧食狀況」對1932~1933年冬造成之風險的報告。8月，莫洛托夫向政治局報告稱，即使「在收成特別好的地區」，也存在「真正的飢荒風險」。但他的意圖仍然是，不管代價多大，都要執行預定的徵收計劃。同月，哈薩克斯坦人民委員會主席彼得．伊薩耶夫（Pyotr Isaev）向斯大林通報了該共和國的飢荒規模。在那裡，集體化和強制移民計劃已經完全破壞了傳統遊牧經濟的穩定。甚至是強硬派的斯大林主義者，如烏克蘭黨委第一書記斯坦尼斯拉斯．科西奧爾（Stanislas Kossior）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epropetrovsk）地區黨委第一書記米哈伊爾．哈塔埃維奇（Mikhail Khataevich），也要求斯大林降低徵糧計劃的指標。「惟其如此，今後產量才能根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的需要而增加」，1932年11月哈塔埃維奇寫信給莫洛托夫說，「我們必須考慮集體農場農民的最低需求，否則將沒有人剩下去播種明年收割的作物。」
「你的立場完全錯誤，根本不是布爾什維克」，莫洛托夫回覆說，「我們布爾什維克經不起把國家需要排在第二位，更不用說按照優先級貶低它了。黨已有決議對它作出精心界定。」幾天後，政治局給地方當局發了一封信，下令對所有未達到所要求之目標的集體農場進行新的突襲；這次它們所有的糧食都要被清空，包括為播種下一年收割的作物而留下的儲備糧。
這些富庶農業區的數百萬農民，因受到威脅，有時甚至是酷刑折磨，被迫將其微薄的儲備糧全數交出，且沒有購買任何食物的手段甚至可能性，所以別無選擇，只能前往城市。然而，為了遏制農村人口外流、「肅清社會寄生現象」和打擊「富農對城鎮的滲透」，政府於12月27日對所有公民實行新的身分證和強制登記制。面對農民的遷徙求生，1933年1月22日，政府實際上對數百萬飢民下達了死亡判決。一份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簽署的命令，指示地方當局尤其是格別烏，要「以一切必要的手段」，禁止「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農民大規模前往城鎮。這些反革命分子一旦被逮捕，就將被押回其原居住地」。這份通知對形勢作了如下解釋：「中央委員會和政府都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這場大規模的農民遷徙是由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反革命分子和波蘭特工所組織的，作為一種特別針對集體化進程乃至整個蘇維埃政府的宣傳政變。」#（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