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座無與倫比的城市，一座在臨別時連輕輕的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都顯得多餘的城市，幾百年來吸引著無數人流連忘返。讓人嘆惋的是，今日讓我們為之傾倒的巴黎卻已非昔日的巴黎，而正是一百四十六年前巴黎公社點燃的那場大火，燒燬了盧浮宮的黎塞留圖書館、維勒旅館、榮譽勛位宮、司法宮，燒燬了杜伊勒裡宮、警察府、審計法院、聖馬丁劇院和很多其它地方。這也難怪法國眾多的知識份子痛斥巴黎公社，稱其是「一個刺客委員會，一群流氓，一個充滿罪惡和瘋狂的政府。」
巴黎公社為何要焚燬巴黎？下令焚燒宮殿的國民自衛隊司令Jules Bergeret曾給公社領導人發了這樣一封信：「皇室的最後殘骸剛剛消失了，我希望巴黎的所有古蹟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顯而易見，推崇暴力，敵視傳統的巴黎公社和蠱惑其的馬克思主義，是巴黎真正的罪人。
然而，巴黎公社的幽靈並未因其消亡而消逝。一百多年後，與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有約的這個幽靈閃現在擁有五千年文明、文化的中華大地上。同樣，在這個充滿文化底蘊的國度裡，每一座房屋，每一條路，每一座寺廟，每個人的舉手投足，背後都有道不盡的故事，其瑰麗的文化幾千年來讓無數外國人神往。只是巴黎的命運在這片土地上再度上演。
根據中共官方的報導，中共始終對巴黎公社「懷有深深的敬意」，「公社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使我們神往，公社社員為事業慷慨赴死的犧牲精神使我們熱血沸騰」，為此，中共建政後，幾次將馬克思撰寫的總結公社經驗的《法蘭西內戰》作為中共黨員必讀的經典，而學習高潮則是在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
巴黎公社對文革的指導作用
據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文革前，中共對巴黎公社和《法蘭西內戰》的宣傳、學習主要集中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在與蘇聯「修正主義」的論戰中。
被後人稱為「中國農村的地獄之旅」的人民公社，就是將農民的衣食住行全部掌控在公社之下，公社是農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實體，公社統一分配勞動，採取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而且農民不能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人民公社實行後，最終因挫低了人們的積極性，管理不善，歸於失敗，緊接著的是發生了三年大飢荒。
然而，彼時的毛卻將人民公社與巴黎公社相提並論，認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個公社，遂平的衛星公社是第二個公社。1959年官媒在刊發紀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時，要求「從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角度闡述巴黎公社的意義」，意思是人們要正確對待「大躍進」等運動。而毛推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也再次證明巴黎公社在中國的變種同樣缺乏其成長的土壤，而這折射的是其所信奉的馬克思理論根本不可行。
人民公社化運動失敗後，中蘇關係因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也出現裂痕。在與蘇聯的論戰中，中共再次掀起學習巴黎公社和《法蘭西內戰》的熱潮，強調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對蘇聯等國家共產黨的「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九十週年》，《人民日報》1960年4月20日）；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批判蘇共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等等。
不過，上述宣傳和學習與文革後的宣傳和學習所產生的影響是小巫見大巫。
毛為了消滅黨內可以與自己抗衡的對手，如劉少奇等人而發動的文革，在爆發後不久，就對巴黎公社的宣傳達到了狂熱的地步，巴黎公社直接選舉、直接參與的經驗得到了高度評價和廣泛宣傳。
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中共學到的是文革「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機構、舊紀律、舊制度打亂」。
1966年6月1日，毛還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同年11月3日，林彪在講話中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為了給奪取毛的對手的權力做鋪墊，1967年，官媒對巴黎公社的宣傳又突出了《法蘭西內戰》中總結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並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員是人民公僕」等內容，並鼓勵「採取群眾運動中湧現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來代替舊的東西。《人民日報》當年2月3日的社論稱，毛「把建設巴黎公社式的嶄新社會的歷史任務交給了我們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權力機構「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實行全面選舉」，等等。
無疑，對巴黎公社的高調宣傳，是彼時的毛為了「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尋找理論和歷史根據，為脫離中共的領導從體制外造反、奪權提供合法性依據。在這樣的宣傳下，毛為各種造反行為披上了正當的外衣，這也是為何當時許多群眾造反組織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擺脫黨的領導、「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
而正是通過體制外民眾對原有體制的衝擊，毛在黨內的對手一個個被打倒，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抓後淒慘的死去，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等也被打成「反黨集團」。
在毛達到打倒黨內對手、鞏固權力的目地後，毛開始恢復原有秩序，進而打壓群眾運動。于是，從1968年至1976年，官媒對巴黎公社宣傳的數量開始減少，且側重點發生變化，如讓領導幹部學習巴黎公社經驗，不要利用職權去謀私利、搞特殊化等。中共翻雲覆雨的嘴臉由此可見。
文革後期，中共面對民眾中日益不滿的情緒，又要求民眾用馬列支持巴黎公社的態度，正確對待文革中的各種「新生事物」，並批判否定文革、不滿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右傾翻案風」。
文革罪惡清單
文革伊始，正是在毛的有意識的支持、鼓動下，向暴力、血腥的巴黎公社學習的「紅衛兵」們殺氣騰騰的指向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就是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此一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文物的破壞、對知識份子的迫害遠遠超過巴黎公社多少倍。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裡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十八萬五千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而這僅僅是北京一地。
讓我們不妨列列全國被毀掉的古蹟清單：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改造成了「烈士陵園」；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塚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孔子的墳墓被剷平，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廢墟；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筑被平毀無遺；太原一百多處古蹟一天之內全部毀掉；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被毀；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杭州岳飛墳墓被刨，其被焚骨揚灰；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海南明代名臣海瑞的墳墓被砸；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墓，還有吳承恩、蒲松齡、張之洞、康有為等諸多歷史名人的墳墓被挖、被砸、被毀……
除了無數的古蹟被毀，文物古董被毀壞更是無計其數。除此而外，還有無數知識份子遭到了凌虐，而他們最終選擇了自殺。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舍、吳□、翦伯讚、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此外，海外學者研究認為，文革至少造成773萬人的死亡。而其對文革道德方面的摧殘也是史無前例：宗教場所被大量破壞，出家人被迫還俗，有信仰者被迫放棄信仰，文物被大量焚燬，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的儒、釋、道三家被批判，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迄今，文革結束亦40年，儘管中共把文革定為「浩劫」，儘管中共否定了文革，但對文革的真正反思卻被官方禁止。這是因為中共害怕反思的結果是揭了中共的老底，而巴黎公社與文革的關聯也應是中共害怕反思的原因之一。畢竟中共「懷有深深的敬意」的巴黎公社是文革暴力的榜樣，暴力的文革被否定了，暴力的巴黎公社還要「懷有深深的敬意」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