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學聯的同學們宣布了北上要求會見大陸領導人的細節。在漫長的佔領行動之中，親共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炒作衝突、佔路的場面，企圖排除爭取真正普選的討論。學聯成員計劃北上，重新聚焦政改議題，進一步揭示由特區政府到人大政協不負責任，拒絕處理當前政治局面的龜縮心態。
親共派針對學聯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國情』反擊。據明報的報導，有一度協助學生與政府斡旋的中間人，因應北上談判舉動，認為學聯『狂妄自大』，完全不理會北京辦事『有規有矩』云云，『不是想見誰便見誰』。又有人指稱學聯今次舉動是『上訪』。
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態從來沒有改變，當輿論機器開動定性，也就實際反映他們的思路邏輯沒有擺脫天朝心態，由此引證，北京面對這場北上，多數只會是閉門不見，原機送客，既維持封建王朝的體統，也作出拒絕正面處理的信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身陷險境或取得成果的機會皆甚微，只顯示北京延續死拖爛拖，迴避處理的方向。
結果雖近篤定 意義影響深遠
北上會見的結果幾可篤定，但背後的意義卻殊不簡單。大陸方面數十年來，一直視對港治工作為重要一環，通過各種途徑滲入社會各層面，不是甚麼特別的趣聞。前途談判和進入過渡期，中共領導人更重視籠絡香港各個團體：才俊團、商界、公務員都獲見面以示重視，甚至打趣說連街坊會也有機會接見。顯示中共着力聆聽香港聲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論調，香港人似乎已受困於中共刻意營造的氛圍之中。
時而勢易，八九年的決裂已顯示中共沒有需要面對反對聲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後，香港更只是中國大陸予取予用的經濟部署工具，自當沒有需要重視香港民意。單純的香港人也以為高規格接待理所當然，也以為兩地關係和承諾理所當然，原來當年所錯過的，是把握當年的優勢和機會，取得釐定中港關係的主動權，到今時今日才不知不覺間發現黃花已謝。
舉個例子，八十年代當日由李鵬飛、周梁、李柱銘、李國能等人組成的才俊團，因着統戰需要而與習近平的父親，當日的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習仲勛接見。當年所謂『才俊團』僅是香港之業界代表；但三十年後，大家記憶猶新的立法會訪滬之旅，與立法會議員會見的僅是正部級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但立法會可是一個擁有百萬選民授權的民意機構。當日沒有確定一個相對尊重的中港關係，造就了今日大陸以其壟斷憲制的權力，背棄一國兩制承諾的局面。
學聯直入核心 確立應有態度
因此，今時今日學聯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閉殼，要求政府首腦李克強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態度，處理香港的政制事務和民意，既係重申當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對香港政制的諸多動作，就要求解鈴還需繫鈴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堅持的兩個藩籬：一是維持專制政權所憑伺的官民藩籬、二是天朝中心所憑伺的中央/臣屬的藩籬。學聯帶出的信息不外乎兩點：正面處理，尊重以待。
從書本上看，基本法寫明北京只管外交國防，政制問題本不應該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為由，認為不應該與北京對口政改事務；但政治現實，遠較一紙空文更值得今時今日處理；未來前途，遠較白紙黑字值得確立。既然北京老早經已無視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釋；學聯就從政治行動上直接指出，特區政府既然沒有意志去處理當前事務，北京就應該解決自己遺下的爛攤子，不要再躲在權力的陰幕裏。
更重要的是，北京開動黑白雙簧，明線攻擊港人『僭越』，暗線挖苦學聯『上訪』，實際上就顯示觸動了中國大陸的忌諱，今時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國兩制已死，縱然深圳河兩岸彼此關係，已有很大轉變，但我城以骨氣為經，以理據為緯，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對、尊重態度』原則，就成就了『新中港關係』的軸線。
文章來源：獨立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