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兩天，毛澤東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親自主持，批判彭德懷。連中午都不休息，午飯吃包子充饑。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人。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註一百二十五）這兩天會議，為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了調，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政治局常委會上的發言不可能公佈於世，幸虧李銳在場，而且做了筆記。所以，這一段，我還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廬山會議實錄》中的內容。
七月三十一日，由毛澤東一人主講，由他定調，其他人插話幫腔。八月一日，也是毛澤東講話最多，其他人逼問和圍攻。其中林彪上綱最高，發言最尖銳。會上沒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全都是一邊倒。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既定的前題，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凡是和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都是歷史問題，都是政治上的污點。以後再和毛澤東不一致時候，都要清算過去這些問題。
在兩天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親自清算彭德懷，說過去三十一年年的共事過程中，彭德懷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註一百二十六）把兩人過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綱上線，重新清查在過去的路線鬥爭中彭德懷的站隊情況，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也是彭德懷的重要罪過。
毛澤東在清算歷史舊帳以後，又說「同在北京城，十年九次電話，一年不到一次」，說彭德懷和他疏遠，請示回報太少。（註一百二十七）對七月十四日的信，毛澤東說：「多次重要時期，你從沒有寫過信，為什麼這次要上萬言書。」「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講『得心應手』這話，是指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註一百二十八）「是準備發表了，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要修正總路線，你想搞另一個……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沒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註一百二十九）「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后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
參加常委會的其它人除了追問彭德懷的政治問題以外，還否定彭德懷的人格，並乘機吹捧毛澤東。林彪、劉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懷反對搞「個人崇拜」的言論，肯定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常委會本來應當是一個領導集體，毛澤東應當僅是這個集體的召集人。實際上，毛澤東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體領導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出現這種結果，當然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為毛澤東「抬轎子」、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
這兩天常委會為彭德懷等定了調子，冤案已經構成，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的鐵帽子已經戴在他們的頭上。第二天（八月二日下午），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為這個冤案蓋上合法的圖章，並動員全黨開展批右傾運動。
全會開幕時，毛澤東講話不長，但十分鮮明而堅決地動員全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說：「我們的路線到底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初上廬山後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不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後來才了解，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我們反了九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的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註一百三十）
也是在全會開幕的這一天，毛澤東寫了《給張聞天的信》，並立即印發給全會。這封信雖然只有五百多字，卻大量引經據典，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信中為他們五人羅織了「軍事俱樂部」的罪名，還說這個「軍事俱樂部」的成員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註一百三十一）
自八屆八中全會開始以後，對彭德懷的鬥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並成大組，共分成三個大組，李井泉大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大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大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採取批評質問的方法，十分尖銳。（註一百三十二）在這些批判會上，進一步圍剿「軍事俱樂部」和追查周小舟說過的「斯大林晚年」問題。圍剿之烈，追逼之嚴，氣氛之緊張，不亞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會。在接連不斷地追逼下，彭德懷說：「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台，你們願意聽，可我不能那麼講。」有人指責他態度不好，彭德懷說：「我沒有辯護律師，你們像法庭審判。」（註一百三十三）
八月十日，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作批示，也同時印發給全會。毛澤東說彭德懷等：「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機會主義的黨。」「 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註一百三十四）
為了給批判彭德懷等提供理論武器，並不是理論家、也不從事理論工作的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動組織人編寫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馬、恩、列、斯、毛語錄，毛澤東收到后如獲至寶，八月十五日和八月十六日，接連寫了兩個長篇批示。十五日的批示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經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斷橫行』，不給你們『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十六日的批示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幾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註一百三十五）
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不僅使得八屆八中全會上對所謂「右傾反黨集團」的批判鬥爭一步步升級，還為會後的全國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提供了錯誤的指導思想。
八月十六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一開始就給他們定了性：「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持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說，彭德懷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段彭、高反黨異同論：「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你看他，連偽裝都不要了，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只能說彭德懷比高崗更加瘋狂，所以叫做猖狂進攻，不過也還是有偽裝的：「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決議》向全黨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為了揭露，《決議》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老帳：「立三路線時期、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他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地發難，猖狂進攻呢？《決議》對此作出了分析，這些分析今天看來特別值得回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顯然註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是因為毛澤東決策重大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引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而是總路線等等的勝利使面臨滅亡威脅的剝削者蠢動的。
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成員，除了「彭黃張周」以外，還有李銳。因為李銳不是中央委員，級別不夠，所以沒有提他的名字，但對他的處分很重：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勞動。
廬山會議加劇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了伏筆。
六 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註一百三十六）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這種變態在他給《詩刊》主編、副主編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來。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裡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夥，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覆那些王八蛋的。（註一百三十七）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飢餓而死只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面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一，公開散布系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四，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採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五，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一九五八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党進行攻擊的；六，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一九五八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上述六條，只要有其中一條，又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划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註一百三十八）
在軍隊系統，中共中央批准了總政治部提出的四條標準：一是公開散布系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党進攻的；四是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后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凡是犯有上列情況之一的，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划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隊的反右傾標準定在地方幹部之前。地方標準是在軍隊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為全國做出榜樣。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從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到一九六零年一月中旬，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共有一千九百人，佔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三（其中司局級以上有二百八十七人，占同級黨員幹部的百分之九點三）；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的共有二千七百一十四人，占這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百分之四點四。重點批判和重點幫助的共占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七點五。經過揭發和批判，這兩個黨委給二百二十四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其中司局級幹部六十一人。此外，在這次運動中，還揭發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它壞分子九十多人。（註一百三十九）
九月初，各地反右傾的戰況彙報到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一些省市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以推動運動時一步深入。九月初的情況如下。
甘肅 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主要問題是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說省委在糧食問題上犯了錯誤。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后兩人的罪名是在反對「三面紅旗」方面的看法與霍維德完全一致，他們所發表的「露骨的反黨言論」還受到霍維德的讚揚和支持。
青海 揪出了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陳光遠。說張國聲攻擊省委第一書記，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偉大成就。張毅忱的罪狀是「攻擊」省委在一九五八年中的做法，「認為去年省委訂的糧食產量過高」「誇大了農村缺糧問題」。陳光遠的罪行是寫了一篇題為《要注意加強州、縣、公社黨委的集體領導》（內參），批評了黨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風，還寫了《革命膽略與實事求是》（發表於七月十日的《青海日報》）的文章，「誇大了一九五八年的陰暗面」。
新疆 揭發批判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辛蘭亭。「對大辦鋼鐵潑冷水」、「對去年大躍進成績有懷疑」、「對自治區黨委領導不尊重」。
貴州 一九五八年八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到廬山會議后，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 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一樣的，並和周小舟一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 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張愷帆「下令強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發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農到處叫喊等嚴重問題。」陸學斌「認為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大躍進是一筆糊塗帳，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國農民太老實了。」「誣衊毛主席給公社小隊長寫信是不相信中間這一層幹部。」
黑龍江 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校長兼東北農學院院長劉成棟，哈爾濱市委委員、哈爾濱電機廠黨委書記邢子陶，雞西市委委員、雞西礦務局長李奎生。劉成棟說大躍進的「缺點是一個大拇指」。
河南 「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 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一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岳邦珣等人反對大躍進、公社化、大辦鋼鐵的一系列反動論點。
吉林 全省黨員幹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書記李晨反對農業八字憲法，反對供給制等右傾言行。
廣東 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一書記王蔭軒等二十四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
江西 揭發了省地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承恩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今年再躍進「絕不可能」等右傾言論。同時還揭露了一九五六年省黨代表大會期間，原贛南區黨委工業部長等人，對省委領導和三反、五反、鎮反、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毒攻擊。
中共中央在這個材料的按語中寫道：
現將一些省市自治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簡報發給你們。右傾分子的人數雖然不多，在高級幹部中所佔比例雖然很小，但是在適合他們的氣候下，卻可以興風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時加以揭發和批判，就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躍進，給工作以很大危害。請你們加以注意。（註一百四十）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如青海省定為「以張國聲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撤銷張國聲省委書記、常委的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聶景德的宣傳部長等一切職務；撤銷程光遠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的職務。（註一百四十一）
在工礦企業，按照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對職工進行分類排隊，對問題嚴重的進行重點批判。為了推動各地的反右傾運動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連三地批轉各地反右傾的經驗：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十一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上的批示中強調：「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裡把他們的思想影響掃除。」批示全文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批判。（註一百四十二）
這個文件不僅把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匯流排路也是不可能的。」（註一百四十三）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一九五八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一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百分之三十點八，生豬減少百分之五十一，耕牛死亡百分之十二，社員出勤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註一百四十四）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一九六二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划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註一百四十五）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四十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註一百四十六）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飢荒。
因此，一九五九年繼續餓死人，一九六零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一九六一年飢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下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結束）（註一百四十七）
毛澤東有一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麼膚淺！
註解：
[註一百二十五]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五頁。
[註一百二十六]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八五頁。
[註一百二十七] 同上，第一九四頁。
[註一百二十八] 同上，第一九六頁。
[註一百二十九] 同上，第一九六-一九七頁。
[註一百三十] 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九九一-九九三頁。
[註一百三十一]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九九頁。
[註一百三十二] 王任重日記，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九九九頁。
[註一百三十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六五頁。
[註一百三十四]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三一-四三二頁。
[註一百三十五] 同上，第四四七-四四八頁，第四五一-四五二頁。
[註一百三十六] 《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
[註一百三十七]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八八頁。
[註一百三十八] 《中央批准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在反右傾鬥爭的整風運動中犯錯誤同志的處理問題的指示報告和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原則》，一九六零年一月十五日。
[註一百三十九] 同上。
[註一百四十] 《中央轉發一些省、市、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
[註一百四十一] 《中央同意青海省委關於以張國聲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決議》，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
[註一百四十二] 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七三頁。
[註一百四十三] 同上，第五七三-五七四頁。
[註一百四十四] 《中共綿陽地委關於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改造落後公社、隊的情況報告》，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第一次地委書記文件之二十五。
[註一百四十五]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三六七頁。
[註一百四十六]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收入《鄧小平文選》時刪除了這個數字。
[註一百四十七] 毛澤東：《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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