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6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一九五八年的失誤。他在七月十八日、十九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註一百零三）
在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二十三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三十公里」的人中的一個。（註一百零四）
二十三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衝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衝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註一百零五）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八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十月九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十月十一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一九五九年二十二期上。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註一百零六）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但毛澤東還是記住了他的右傾之表現，後來批林彪、陳伯達時又重提此事。
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註一百零七）
七月三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註一百零八）
七月六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一九五八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七千五百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彙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雲：「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彙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註一百零九）
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註一百一十）
七月十八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一九五八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一九五八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註一百一十一）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急忙緊跟。八月十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衊」的長篇發言。（註一百一十二）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藉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八月十一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七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一九一六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七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七．二三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七月二十四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註一百一十三）毛在七月十七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註一百一十四）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八月三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註一百一十五）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羅瑞卿的態度。
七月八日，還是在「神仙會」階段的早幾天，李銳發言批評「以鋼為綱」和指出國民經濟沒有搞好綜合平衡時，羅瑞卿就打斷李的發言，極力維護「大躍進」。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發表反擊講話以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由於想不通，在周惠住處發泄情緒。周小舟懷疑毛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認為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他們三人就去找黃克誠談談，後來，彭德懷也進來了。他們出來時，被羅瑞卿碰上了。（註一百一十六）當然羅瑞卿不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但是，在這個時間，在這個地點，這幾個人相聚，引起了羅瑞卿的高度警惕。經羅瑞卿揭發后成了「二十三晚事件」。在會議後期的批判中，這個事件成了追查和圍攻的重點。
八月三日，羅瑞卿在第五組發言說，彭德懷生活上學馮玉祥（指艱苦樸素）是「偽君子」，「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了政治上的慾望』），他的政治慾望很大……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生活，為人很多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有什麼用處？」羅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否定彭德懷的人格，在會下見面時還當面質問彭德懷。（註一百一十七）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組裡發言。但羅瑞卿十分活躍，不僅在自己組裡發言，還到其它幾個組裡發言。八月十日，羅瑞卿強行帶著著李銳到黃克誠那個小組去，就「二十三日晚事件」和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和黃克誠對質。批鬥會形成了一個新高潮。像爆發了一棵炸彈，全組立時嘩然。羅發言時疾言厲色，說彭德懷、黃克誠的住處成了反黨司令部，成了搞陰謀活動的地方。他厲聲質問黃克誠：「你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了把毛澤東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什麼不氣憤？為什麼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什麼不反映？」（註一百一十八）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羅瑞卿由公安部長升任為總參謀長，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軍委工作。據說這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政治高壓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葉劍英元帥為此賦詩一首，其中有「將軍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陸羅楊」中的彭真，在廬山會議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懷的得力幹將。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會上，彭真多次發言、插話和質問。
蕭華對彭德懷也是落井下石。由於他和彭德懷一起出訪東歐，他的揭發是很要害的。八月九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志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著念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註一百一十九）
在彭德懷蒙受冤案時，其他幾位元帥沒有人為他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澤東去勸降，要彭早點認罪。七月三十日上午（彭德懷說是七月二十四日，李銳的日記中記的是三十日），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勸說彭德懷作檢查。彭德懷記下了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他們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了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了我準備寫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談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註一百二十）
八月三日，聶榮臻在小組會上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主席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話時，都激動得掉淚了。」
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八月二十四日，外事系統召開批鬥張聞天大會，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集中火力追查「裡通外國」的問題，一盆盆污水潑到張聞天頭上，對一切問題都要當場交待清楚。張聞天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回到家裡，同親人相對默坐，禁不住潸然淚下。（註一百二十一）主持批鬥張聞天的，就是陳毅元帥。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不少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八月一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著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么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註一百二十二）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一九六二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周惠的歸順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四十年以後，作家權延赤合寫了一本書，書中把右傾反黨集團寫成「彭黃張周周」，把本來不是反黨集團的周惠加了進去，還對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實的粉飾。據知情人說，這是周惠的子女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況。（註一百二十三）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鄉――《新湖南報》即《湖南日報》的前身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自費出了一本書，書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態，回湖南和張平化一起，不僅窮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還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株連二萬多名幹部落馬。這本書還揭露，一九五七年，周惠製造了一個「新湖南報右派反黨集團」，將五十四人打成了右派（全報社共有編輯記者一百四十五人）。當年《新湖南報》的社長朱九思還在這本書的前面寫道：「誰是真金，誰是糞土，包括當年那位不可一世現在仍不知羞恥的人物，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結論。」（註一百二十四）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們，要保住地位，是很難成為「真金」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誰沒整過人，誰沒挨過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內蒙古任書記時，還是做了一些好事的。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親有一個光輝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過於粉飾，反而損害長輩的形象。順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一些高官的親屬、子女、部下，寫了一批歌頌他們父輩的書和文章，其中，不少有類似《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的問題。
註解：
[註一百零三]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五三頁。
[註一百零四] 同上，第一四二頁。
[註一百零五] 同上，第一五四頁。
[註一百零六]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四六-五四七頁。
[註一百零七]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頁。
[註一百零八] 同上，第三十六頁。
[註一百零九] 同上，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註一百一十] 同上，第七十四-七十五頁。
[註一百一十一] 同上，第七十八-七十九頁。
[註一百一十二] 同上，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註一百一十三] 同上，第一五三頁。
[註一百一十四] 同上，第七十三頁。
[註一百一十五] 同上，第二三九頁。
[註一百一十六]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三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第一四四頁。
[註一百一十七]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三九頁。
[註一百一十八]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九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八零頁。
[註一百一十九]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五一頁。
[註一百二十]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七八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註一百二十一] 程中原：《張聞天的發言》，載張湛彬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七五頁。
[註一百二十二] 楊第甫：《廬山會議周小舟堅持不批彭德懷》，《炎黃春秋》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註一百二十三] 權延赤、黃麗娜：《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廣州，廣東方旅遊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註一百二十四] 朱正主編：《一九五七新湖南報人》，長沙，湘新出准字（二零零一）第一六一號，二零零二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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