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集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干年後，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一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鬨，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毛澤東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曆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條條兇猛的鷹犬對彭德懷勁頭十足地批判，無根無據地加罪，這是意料之中的。這些人在文革以後也沒有多少人為他們說好話。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後受到報刊輿論備加稱讚的高官中，在廬山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於廬山會議檔案還沒有公開，我無法引證更多的資料研究七月二十三日前後高官們態度的變化。目前唯一公開的信史就是李銳根據他參加廬山會議的記錄整理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是按時間順序寫的，高官們的態度變化淹沒在複雜的事件和冗長的過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每一個人的資料，按人頭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來。這樣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個人在七月二十三日前後態度的變化。請讀者原諒，在這一節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銳這本書的資料。我儘可能再引用其它當事人的材料，儘可能地避免李銳一個人的孤證。
劉少奇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國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說是當選，實際是毛澤東指定的，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當時毛澤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這把交椅就讓給了劉少奇。但毛澤東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最有實權的職務。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麼說，當時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真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和鄧小平因生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如果劉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隨心所欲。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名義上劉是二把手，實際上劉是毛的臣下。劉的命運還是由毛主宰。所以，劉還得看毛的臉色行事。
七月四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時發了言。他說，一九五八年的躍進，吃了一九五七年的庫存、預支了一九五九年。他指出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訓。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忽視。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不犯長期性、全國性的錯誤。全民鍊鋼、親身經驗，碰釘子轉彎，就是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欲速不達，不要責備下面。他談到教訓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義為失誤辯護。（註五十二）
七月十六日劉少奇講話，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作為會議的開法。（註五十三）對於認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來說，這十二個字中，「缺點講透」四個字是核心內容。
李銳認為，劉少奇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他曾找胡喬木長談過反左問題，胡喬木沒有敢向毛反映。（註五十四）劉少奇是毛澤東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澤東談，還得通過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喬木向毛反映，這正如皇權時代丞相的意見還得通過皇帝的近臣轉達一樣。胡喬木雖然地位遠低於劉、周、朱、陳、林、鄧，但他是毛澤東的近臣。在武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陳雲也向胡喬木表示，不同意公布七千五百億斤糧食產量，胡喬木也沒敢及時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劉源也說「廬山會議前後，劉少奇是反『左』的」。（註五十五）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毛澤東通知要開大會，他要講話。劉少奇頭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突然接到開會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性還沒有過去，警衛員扶著他晃晃悠悠走進會場。劉聽了毛批彭講話以後，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一個反左文件。要胡喬木起草這個文件。胡喬木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劉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胡喬木讓彭真找劉少奇談，才決定不寫。（註五十六）
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集體圍攻中，看法本來與彭德懷接近的劉少奇，不僅沒說一句公道話，在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還抓住機會插話、幫腔，當別人追逼彭德懷交待什麼問題時，劉少奇也積极參与追問。八月一日，劉少奇發言說彭德懷「腦子裡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劉少奇還揭發了一件事：「會理會議（註五十七）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劉少奇的這個揭發引起了毛澤東和林彪尖銳的插話。（註五十八）劉少奇還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彭認為中國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了。劉少奇的發言中把八大黨中沒有寫上毛澤東思想這一條的責任推給了彭德懷。（註五十九）劉少奇這個揭發不僅打擊了彭德懷，還討好了毛澤東。
黃克誠回憶說，有人說我是彭德懷的走狗，我氣得要命，說：你砍了我的頭，我也不承認。有位中央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絕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註六十）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第二五三頁可知，這位兩次找黃克誠談話的中央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
八月十七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開了一個中央工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他一開頭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接著又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辯護說：「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個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接著，劉少奇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先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是最正確的領導」，接著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註六十一）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面前進行拍馬比賽，八月一日，在常委會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八月十七日，劉少奇又超過了林彪。
其實，劉少奇並不是不知道「三面紅旗」的危害。廬山會議后不到一個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時，他和鄧子恢一同上廁所。在廁所里劉少奇對鄧子恢說：「想不到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破壞這麼嚴重！」當時鄧子恢的秘書在場。事後，鄧的秘書將此事告訴了劉的秘書姚力文。四十年後，姚力文將此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可見，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但他還是參与圍攻了彭德懷。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乃父親生前有兩個錯誤：一是沒有阻止大躍進，二是沒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書中說：「對大躍進，劉少奇的態度是被動消極的，他的觀點即使在『文革』中，對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隱約可見；但他曾力圖緊跟，積極去理解，對人民群眾中迸發出巨大的積極性，倍感興奮，為取得驚人『奇迹』所感動，並由衷高興。正如他後來說的：『如果能夠快，當然好，誰願意慢呢？』不久，發現了嚴重問題。廬山會議前後，他堅決要反『左』，並在以後的工作中，儘力去糾正『五風』，反對高指標。」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与、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註六十二）
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飢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一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凌駕于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註六十三）
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註六十四）。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一九三五年三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註六十五）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係相處。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六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註六十六）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託，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七月一日上山的，二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十九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一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面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採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註六十七）
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七月十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一九五八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國后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扎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註六十八）
七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十二日周有一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註六十九）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迴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七月十六日，關於大鍊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一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四十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註七十）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麼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一邊表揚，一邊又說：「他們重複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三十公里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一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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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九千萬人上山。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一個革命。二千七百萬-三千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一千三百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泄氣分開。
彭：一千零七十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十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里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儲備。六月底的存糧只有三百一十億斤。去年增加了二千零一十萬人。按「一五」經驗，一元貨幣比九點六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一九五六年一比八點八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鑑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註七十一）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七月二十六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一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一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說：「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註七十二）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 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註七十三）
八月一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歷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后，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麼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八月一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八月四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國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七月七日在主席那裡彙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麼一回事。」（註七十四）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的錯誤。（註七十五）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七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註解：
[註五十二]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二頁。
[註五十三] 同上，第六十七頁。
[註五十四] 同上，第六十八頁。
[註五十五] 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八十二頁。
[註五十六] 同上，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註五十七] 會理會議是長征途中遵義會議之後的一次會議，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四川省會理召開的。這次會議之前，紅軍對中央軍委領導軍隊繞彎子走路有意見，林彪曾寫信批評，並建議讓彭德懷擔任前敵總指揮。三軍團也給中央打電報也批評軍委。當時三軍團司令是彭德懷，政委是楊尚昆，政治部主任是劉少奇。這個電報楊尚昆和劉少奇簽了字，彭德懷沒有簽字。會理會議就是解決這些軍事上的分歧。
[註五十八]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零三-二零四頁。
[註五十九] 同上，第二零七頁。
[註六十]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八頁。
[註六十一]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五一-三五二頁。
[註六十二] 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八十三頁。
[註六十三] 同上，第八十五頁。
[註六十四]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香港，利文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四-五頁。
[註六十五] 劉良：《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一次辭職》，《炎黃春秋》二零零三年第四期。
[註六十六] 王任重日記，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一七六頁。
[註六十七] 金沖及 主編：《周恩來傳》（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四七七頁。
[註六十八]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十八頁。
[註六十九] 同上，第六十六頁。
[註七十] 同上，第六十八頁。
[註七十一] 金沖及 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四七八頁。
[註七十二] 李雲仲是國家計委的一位司長，他從工作角度向毛澤東寫信，指出大躍進造成的一些問題，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說李雲仲否定總路線。
[註七十三]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六四-一六五頁。
[註七十四] 同上，第二一八-二二一頁。
[註七十五]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一四八五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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