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彭德懷為民請命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在「大躍進」的時候，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註十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武昌會議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在討論公布一九五八年糧棉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產量在一萬億斤以上。彭說糧沒有那麼多。譚震林對他客氣地提出了批評：「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後來毛澤東說公布七千五百億斤，彭同意了，但心中還有懷疑。（註十三）武昌會議閉幕後，彭德懷到湖南考察，他覺得糧食產量沒有公布的那麼多。在平江縣他還發現了數字造假的情況。他認為按公布的糧食產量確定的一千二百億斤的徵購任務太重。在株洲，他給中央發了一個電報，說不能徵購一千二百億斤糧食，只能徵購九百億斤。在湖南考察時發現農民挨餓的情況，連「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兩米。有一位紅軍時期的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農民悲慘的生活，幹部們的胡作非為，是他在湖南老家親眼目睹的。上廬山以後，他怎能昧著良心不「鼓嚨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後來這成了周小舟的一條罪狀：為彭德懷提供「炮彈」。
一九五九年五月，彭德懷到東歐國家訪問，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訪問時，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肅反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接見他時，彭德懷感慨地說：「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總參謀長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
六月十三日，彭德懷出國回京，他對國內問題十分關注，認真看了內部參考，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很多。六月底彭德懷收到了到廬山開會的通知，他不想去，讓黃克誠去，黃克誠說：「中央通知你，沒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裏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覺得彆扭。他後來還是開會去了。（註十四）
北京到廬山開會的高級幹部們先從北京乘火車到武漢，再從武漢乘船到九江上廬山。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一日，在北京赴武漢的火車上，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等同乘一節車箱，車上交談很隨便。彭德懷都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四十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註十五）後來，他的這些話都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錯誤，而嚴加批判。
在「神仙會」期間，彭德懷在西北組連續作了七次發言，坦率地講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關係到毛澤東的內容。如：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主席家鄉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了解實際只增產百分之十六。我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七月三日上午）「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高。……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為黨在群眾中威信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一零七零』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七月四日上午）「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一萬三千多個，現在怎麼辦？」「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七月六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七月七日上午）「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七月八日上午）「什麼『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擴大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七月九日上午）「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的威信，只建立個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七月八日上午）等等。柯慶施把彭的這些尖銳發言，送給了毛澤東。這些話，在原來的西北組《簡報》中刪去了，後來批判彭德懷時，又整理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註十六）
據彭德懷說，在「神仙會」階段，周小舟到彭的住處談過兩次。第一次談話是周向彭談了湖南的工業情況。還談了水利建設的成就。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說去年糧食數字造了假。還談到公共食堂的問題。彭對周說，這些問題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註十七）李銳在日記中記載這兩次談話的時間和內容，（註十八）第一次是七月五日，周介紹了湖南的一些情況。彭德懷除了向周小舟重複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組，沒有聽到他的發言），還談到，今年一月毛澤東找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認為二千萬噸指標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還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彙報，談到鐵托左右幾十個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這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還對周說在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地開展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彭對周說，有些意見想找毛主席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第二次是七月十二日上午，是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之後。他們三人都感到毛是能聽不同意見的。周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談一談。彭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組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一封信。小舟贊成寫信。
七月十二日下午彭德懷又覺得寫信不易，還不如當面談一次。他下午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又想到會議幾天內要結束，於是下決心寫信。（註十九）
十三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以後，他親自修改兩遍，參謀謄了兩次，於十四日下午送給毛澤東。也許彭德懷自己不會想到，這封信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他接著談到「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 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零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
彭德懷還肯定：「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解決」
彭德懷還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大躍進：「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談到「全民鍊鋼鐵」，彭德懷說：「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了一筆學費（貼補二十余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這裏，彭德懷說「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接著，彭德懷談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據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接著，彭德懷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浮夸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他認為「政治挂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註二十）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餘地，並且一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七月十六日，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各同志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七月十八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註二十一）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字條：「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註二十二）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胡喬木、周小舟、李銳很支持彭德懷的信。一機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21 日在第四組發言時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陶魯笳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種精神，信中某些內容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賈拓夫在第三組發言中也表示，彭總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軍隊幹部萬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懷的信。（註二十三）後來，有這類發言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應召於七月十七日上山（毛澤東七月十六日讓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信讓調來的，同時調上山的還有林彪、彭真、陳毅、宋任窮、安子文等）。把黃克誠召上山來，是毛澤東向彭德懷發起攻擊的一步棋。如果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北京掌握軍隊，毛澤東感到不安全。把黃召上山來，不僅解了北京之憂，還可以一網打盡。黃克誠上山的當晚，彭告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給黃看。黃克誠看后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寫得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樣幹什麼？」彭說：「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註二十四）十八日，周小舟、周惠、李銳去看望黃克誠，他們三人都談到在會上有一種壓力，不能多說缺點。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上我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是一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在這期間，黃克誠和大躍進的激進派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發火說：「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說：「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註二十五）黃說「反兵」的本意是和譚震林的意見相反，後來受批判時說成是「畜意謀反」。
在毛澤東發起反擊以前，與會者的發言中批評彭德懷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陳正人、程子華、賀龍等人。陳正人有這樣的態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慶施的影響，在會議期間，他與柯慶施住一棟房子。在毛髮起反擊以前，柯慶施和李井泉卻沒有在會上對彭的信發表意見。七月二十一日賀龍在小組全上發言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頭腦發熱和虛報。」他批評彭德懷的信說：「我們的缺點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中有一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著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過火了。」（註二十六）
賀龍把火車上的私下閑談拿到政治鬥爭的桌面上了，這個揭發非常要害。二十三日毛澤東講話中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這句很重的話就是針對這個揭發的。
彭德懷和毛澤東這裏說的「紅軍」是指中國工農紅軍，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鄧力群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的談話中（註二十七），談到廬山會議時，卻在紅軍前面加上了「蘇聯」二字，硬說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來，鄧力群先生直到四十年以後，還堅持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罪名。
賀龍給彭德懷這麼重重的一擊，大概是出於倆人的關係原因。八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話：「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哪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山頭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註二十八）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也整過劉伯承、肖克等高級將領。我還記得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我與同事陳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採訪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肖克上將，肖克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談到大躍進餓死人的情況。我接他的話薦說：對大躍進，彭德懷還是講了些實話。沒想到肖克說：「別提彭德懷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說彭德懷和林彪一起整劉伯承。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批評彭德懷的，還是在八十年代，彭德懷已經平反、在社會上備受稱讚的時候。高級將領來自不同的「山頭」，他們之間有種種矛盾和成見。高級將領之間不團結，對毛澤東的地位來說是最安全的。毛澤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在七月十七日，彭德懷的信交上去兩天以後，下午五時到十時，毛澤東還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五人去談了五個小時。他們在一起吃飯，喝茅台酒，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給李銳的感覺是「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註二十九）從七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沒有流露出反擊彭德懷的意思。但當時會議的形勢，猶如廬山氣象：密雲不雨，氣壓很低，雲霧繚繞，山上的人都不識廬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澤東心中。
事有湊巧，彭德懷回國不久的七月十八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蘭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發表講話中談到，蘇聯在內戰剛結束時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備經濟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所以這些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我們就不搞了，就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認為，赫魯曉夫七月十八日的講話讓毛澤東佔了理，這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原因。（註三十）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是不對的。蘇聯《真理報》七月二十一日才發表赫魯曉夫講話的全文，只有這個全文中才有批評人民公社的話。新華社七月二十七日在《內部參考》二八三一期以《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為題刊出，胡喬木七月二十八日才將這期《內部參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七月二十九日就批給與會人員參閱。也就是說，毛澤東知道赫魯曉夫七月十八日的講話是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以後。毛澤東七月十六日就把彭德懷的信當作「意見書」批給大會，而且對會議作了兩個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編組；二是調援兵上山，這些顯示毛此時已露殺機，這時赫魯曉夫還沒有發表講話。中國作家權延赤也寫過與麥克法誇爾類似的文字，他說，在蘇聯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後，在毛看來，「『 意見書』本身的內容已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事業而言，他的威信，共產黨的領導權，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這些是遠比彭德懷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註三十一）言外之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是出於大局。四十年以後的一九九八年，鄧力群也持這一看法，他談到廬山會議時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的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引起懷疑：裡外互相呼應。」（註三十二）根據我上面列出的時間順序，權延赤和鄧力群的說法也是與事實相悖的。其實，在廬山會議之前，在彭德懷訪問東歐國家之前，毛澤東就知道蘇聯對中國的「人民公社」有批評。顯然，蘇聯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與彭德懷訪問東歐無關。
註解：
[註十二]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四八頁。
[註十三]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六五頁。
[註十四]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四八頁。
[註十五] 程中原：《張聞天的發言》，載張湛彬等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四七-二四八頁。
[註十六] 叢進：《曲折發展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九八-二零零頁。
[註十七]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六七-二六八頁。
[註十八]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九十九頁。
[註十九] 叢進：《曲折發展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二零三頁。
[註二十]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八一-二八七頁。
[註二十一] 同上，第二七六頁。
[註二十二]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三五頁。
[註二十三] 李維民：《萬毅將軍在廬山會議》，載《炎黃春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註二十四]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四九頁。
[註二十五] 同上，第二五零頁。
[註二十六]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一零-一一二頁。
[註二十七]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一九零頁。
[註二十八]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三七頁。
[註二十九] 同上，第七十三頁。
[註三十]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興起，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第三二九-三三零頁。
[註三十一] 權延赤 ：《彭德懷落難與林彪得勢真相》，載《炎黃春秋》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註三十二]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一九零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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