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飢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飢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註一）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一九六零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一九六一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飢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 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十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夸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十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夸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三月五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四月無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裏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儘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註二）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註三）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註四）在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一九五八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一九五六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註五）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註六）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註七）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五月七日和六月十一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註八）事實上，毛澤東對一九五九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一九六零年二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毛澤東說的『消極的東西』是指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的兩個文件和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的文件」（註九）
反右傾以後的一九六零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一九六一年一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飢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 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三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九位省委書記的彙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註十）四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註十一）五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九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註十二）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鬚髮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鍊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註十三）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註十四）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註十五）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註十六）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一九五八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註十七）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一九六一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四十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一九六零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儘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註十八）
十二條下達后二十多天，即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七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二十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註十九）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一九六一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 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裏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註二十）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註二十一）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三月九日開始，十八日結束，參加人數達一萬人，內有「觀潮派」一千多人。（註二十二）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一萬六千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註二十三）但是，這隻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一九五八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註二十四）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 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註解：
[註一] 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第二二二-二二三頁。
[註二]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一四三頁。
[註三] 同上，第一四五頁。
[註四] 同上，第一五二頁。
[註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頁。
[註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九三、二九四頁，三二八-三三四頁。
[註七] 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七三頁。
[註八] 同上，第五七二頁。
[註九]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紀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註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零八頁。
[註十一]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下），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四六頁。
[註十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八零八-八一零頁。
[註十三]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六日、七日、九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一四一-一四六頁。
[註十四]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下），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五八頁。
[註十五] 舒同：《我的檢查》，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山東省委擴大會議文件。
[註十六] 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七十六頁。
[註十七] 《黨內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一九九三年，第二三五頁。
[註十八] 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六一三-六一七頁。
[註十九] 《中共中央轉發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六四-三六五頁。
[註二十] 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三二頁。
[註二十一] 《黨內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百頁。
[註二十二] 《介紹安徽的經驗》，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二頁。
[註二十三] 《介紹麻城的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八七-一九零頁
[註二十四]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二百-二百零一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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