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集體化高潮。原來計劃一九六零年完成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毛澤東建議提前到一九五九年完成，後來到一九五七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報紙對農業集體化的報道很多。從已有的報道中給人一個錯覺，好像集體化是農民的自願行動。其實不然。就農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別是就那些生產和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對他們利益的侵害。相當多的人是不願意集體化的。因此，在集體化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退社與反退社的鬥爭。一直伴隨著對農民的強制和迫害。
先說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國鬧退社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當時趕往處置鬧退社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里同志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可見農村確實不夠穩定。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衝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註十六）仙居是鬧退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堅決壓縮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發展。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浙江省仙居縣只有四個高級社，入社農戶佔總農戶百分之五十五點八六都是初級社。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一五，一九五七年春天達到百分之九十一。同時，社的規模過大。賬目混亂，生產上不聽群眾意見，盲目地將兩熟水稻改為三熟，造成減產，全縣全年減產百分之二十二。由於生產管理上問題很多，全縣一九五六年每個勞動日最高的七角四分，最低的只有九分錢，平均為三角三分錢。與此同時，農村幹部作風惡劣，在生產和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動不動就對社員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合作化以來，在二百五十一個鄉幹部中，有七十四人吊打過人；二十三具鄉鎮一千一百一十七個黨員中，有貪污行為的四十八名，佔百分之四點七。幹部不參加勞動，而且多得工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退社的越來越多。此時，縣委不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卻大批「富裕農民思想」，從而使矛盾激化。
一九五六年秋收后，這個縣個別地區就發生退社問題。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在全縣三十三個鎮中有二十九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三百零二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一百一十六個，部分垮台的有五十五個。入社農戶由百分之九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十九，被打幹部一百零七人，社員幹部家庭被搜查的有四百三十戶。
事件發生以後，縣政法部門、兵役局（他們有槍）、駐當地部隊、地區公安處組成聯合辦公室，對案件進行偵察。最後共捕了九人，拘留了四十二人。（註十七）
對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對楊心培的報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為戒，要及時解決社員的意見和要求，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氣壯地批判錯誤言論，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反擊。
無獨有偶。一九五七年一-四月，浙江上虞縣發生各種鬧事四十七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二十三起，因糧食問題引起的有十一起。到五月份又發生鬧事六十三起，涉及四具區，二十五個鄉，四十七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鬧事的人數共達一點三萬人。七份，事態進一步發展，百官鎮和永徐鄉馬家村發生了大旗會（求菩薩的組織）鬧事，參加人數達二千多人。警察向天鳴槍警告，無濟於事，後來向鬧事者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二人，傷十二人，才驅散人群。事後逮捕了鬧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幹分子十四人，拘留了二十三人。（註十八）
農民要求退社不僅發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一九五六年冬天以來，河南省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寧陵、柘城、淮陽、睢縣、杞縣、中牟等十二個縣的部分地區部分農業社一度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這次鬧社退社涉及到二百七十八個高、初級社，七百多個生產隊。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願。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的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飼料。有的社員毆打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些鬧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毆打幹部六十六人，拉走牲畜四千九百四十六頭，私分糧食十二點五萬斤，種子二點四萬余斤，油料三百九十多斤，農具二百多件，柴火五點二萬余斤。鬧的方式先黑夜活動，后白天活動；先秘密醞釀，后公開開會；先婦女、老年鬧，后壯年參加；先幾個人、幾戶，后發展到一個生產隊、一個社或一個鄉。因為鬧社、退社，臨汝縣老連社，元月小麥才種百分之四十，虞縣寓賢鄉，元月冬耕地只完成百分之十八點六。民權縣渾子鄉，因鬧社停產一個月。中牟縣劉庄社鄭油磨村，在鬧社過程中，牲畜沒好喂，七天死了十一頭。（註十九）
據不完全統計，到一九五七年八月，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七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百分之一左右。已垮掉的社共一百零二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十二點七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百分之二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為群眾性退社的風潮。如佛山專區的順德、南海、中山三縣經濟作物區，受退社風波影響的就有六十五個鄉，二百一十多個社。僅中山縣永平、南興兩個區，十月下旬分別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十六個鄉，六百多人。他們有的要回原來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鎖上，不給社用。有的到社的魚塘桑基去撈魚、摘桑葉，有的將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種。有的因鬧退社而包圍、毆打區鄉幹部、社主任的事件已發生多起。（註二十）
遼寧省對昌圖、鳳城等九個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一萬多戶，已退社的有四千多戶。退社的社員把入社的馬拉回去。（註二十一）
一九五七年春天以來，江蘇省各地農村發生了不少的群眾鬧事，泰縣鬧退社事件竟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有二千多人到縣裡請願。鬧退社員的社員中，中農佔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他們絕大多數是因為收入減少，少數是因為耕牛、農具、果木折價不合理，或因為在社內不自由，受幹部歧視等。（註二十二）
一九五六年，農民退社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百分之一，多的達百分之五；思想動蕩想退社的戶，所佔的比例更大一些。」「鬧退社的戶主要是富裕中農，其次是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和手工業者、小商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減少。全省一般地都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社員戶減少了收入；二是對社員勞動時間控制過死。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有一個禮拜天」；三是幹部作不民主，社員肚裏有氣；四是對社員入社的生產資料處理不當，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也入了社；五，農村自由市場放開以後，有些社員，特別是一些富裕農民，認為是單幹賺錢的門路了，不願留在合作社裡。（註二十三）
在這些退社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組主持這種辯論，「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一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註二十四）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實際是一場政治運動。大辯論一到農村就成了大批判，大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和城市的反右派鬥爭互相呼應，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兩個方面，有的地方乾脆稱為農村反右派鬥爭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的同一主題。在這場運動中，一些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的人受到了懲治。據河北省保定地委報告，清苑縣自開展政治宣傳運動以來，有十一個鄉六個人被打，七人被拉，二人遊街，七人被鬥爭。徐水小東張鄉在遊行時，遊行隊伍走到生產不積極的社員門前喊「不生產是右派」，走到瞞產者門前喊「瞞產是右派」，有的單幹農民不願交公糧，遊行隊伍就喊「不交公糧是右派」，看到婦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時右派帽子滿天飛。（註二十五）
不知道有多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僅廣東省「全省已斗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達一萬六千多人，其中已捕二千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一千一百多人，管制一百三十五人。陝西咸陽縣鬥爭了一百五十人，有七十九人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了六百四十三人，其中被打一百零二人，自殺十五人，逃跑八人。廣東惠來縣鬥爭對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東打死、嚇死約十多人。河北省邢台縣王快村四十多戶，摸出六十五戶右派。有的合作社把鬥爭對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註二十六）
不僅富裕中農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些在土改時分得土地的貧農也有人反對。如河北省清苑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整的二百三十多人當中，有十八人是貧農。對待貧農的反對意見，通常是教育。全國樹了「劉介梅忘本回頭」這個樣板，教育翻身農民不要忘本，要緊跟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要過飯，生活在最底層。一九五零年當了鄉農會主席，入了黨，當了工作組長。土改時分了田，分了「果實」（沒收的地主財產分給貧農）。他想好好種田、經商、發家。但是，統購統銷，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種田經商發家夢，他就開始反對。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劉介梅承認錯誤，作了深刻檢討，認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頭搞社會主義。（註二十七）當時，報紙上大力宣傳劉介梅這個典型人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舉辦「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後來這個展覽到全國各地巡迴展出。
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在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背後，有著廣泛的抵制和強制、反抗與鎮壓。但是，和當年蘇聯集體化比起來，中國農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鎮壓都要緩和得多。當年蘇聯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嘩變。僅在一九三零年初，捲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七十萬人。蘇聯「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四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註二十八）中國的農業集體化過程沒有蘇聯那麼慘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是一個原因；中國文化傳統不同於俄國是深層次的原因。
既然農業集體化過程是反抗和鎮壓的過程，那麼，加入了農業社的農民，退出農業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誰要退出，誰就要受到批判和鬥爭。但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農民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尊重，直到一九五八年的公社化運動后，退社自由的權利才被剝奪。還說，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退出權」是產生六十年代大飢荒的重要原因。（註二十九）顯然，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的論斷。
註解：
[註十六] 卞悟：《公社之迷——農業集體化的再認識》，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第四十八期。
[註十七] 楊心培：《關於仙居群眾鬧事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七年六月，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三二頁。
[註十八] 何祖明、徐敬堯：《上虞縣大旗會鬧事的始末》載《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註十九] 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簡報，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二四頁。
[註二十] 《廣東省委關於退社問題的報告》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零五頁。
[註二十一] 《遼寧省委關於處理少數社員退社拉馬問題的通報》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二七頁。
[註二十二] 《江蘇省委關於正確處理農村人民鬧事問題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三零頁。
[註二十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退社和大社問題的報告》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零八頁。
[註二十四] 《中共中央關於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三五頁。
[註二十五] 《中央批轉河北省委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宣傳教育的兩個文件》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三八-四四一頁。
[註二十六] 中央辦公廳綜合：《十三省農村整風情況》，載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四四三頁。
[註二十七] 劉介梅口述，潔民、聶彬記：《從思想上挖掉資本主義根子》，《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註二十八] 卞悟：《公社之迷——農業集體化的再認識》，載《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八月號第四十八期。
[註二十九] 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二零零零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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