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六 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線終於形成
在一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必須統一思想。當然，思想只能統一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只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一致的，只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一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半年前開了一個八屆三中全會，現在又要開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會有什麼不同呢？八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者是中央委員會，後者是全國代表大會。從法律地位上看，後者高於前者。
八大二次會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的。會上聽取並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聽取並討論了鄧小平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聽取了譚震林作的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增選了中央委員。
劉少奇的報告接受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正式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報告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指摘反冒進造成了生產建設上的「馬鞍形」（即一九五七年低於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全面闡述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闡述中，劉少奇特彆強調速度，要求「儘可能地加快建設」，以以論戰的語氣尖銳地批評了「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度緊張。」、「有些人懷疑多快好省的方針會造成浪費。」、「有些人擔心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長。」等對高速度懷疑態度。劉少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
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註四十三）
劉少奇在報告中要求各級領導「真正地能夠站在群眾的前面，運動的前面」，對群眾的熱情「應當十分愛護，絕不允許向群眾潑冷水。」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講話四次，在五月八日的第一次講話中，他廣徵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講解放思想，無所畏懼，講年輕人勝過老年人，講學問少的勝過學問多的，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講這些的目的還是超英趕美。會議期間，他在一份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毛澤東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後變成了全民破除科學；他提倡的「敢想敢幹」變成了全民的蠻幹，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後變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的狂想；他說的「高貴者最愚蠢」成了打擊專家、學者的根據。
在五月八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揚歷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毛澤東這時站了起來，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就著林彪這個話頭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註四十四）
毛澤東在五月十七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志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一次統計，一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百分之三十鬧得最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你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一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飢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裏。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話。
講到「準備對付災難」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講到：
假如黨分裂，要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黨代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注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栽跟頭。凡不顧大局搞分裂的，有什麼好結果？……高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麼好處？不應當鬧分裂，鬧分裂是不對的。（註四十五）
毛澤東在這裏警告對總路線持懷疑態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沒有好下場。周恩來徹底投降了，沒想到一年以後又跳出個彭德懷出來「搞分裂」。這段話為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埋下了伏筆。
對於反冒進的批評，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已經很徹底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批評火力不減。周恩來、陳雲再一次作檢查。陳雲在檢討中說「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了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及時糾正，聽任這個錯誤發展下去，必將使命我們的事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註四十六）周恩來在五月十七日的大會發言中說：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采，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迹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訓。（註四十七）
接著，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作深刻的檢查，還把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進攻聯繫起來。他又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把話題轉到對毛澤東的歌頌上：
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註四十八）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發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澤東，整個會上對澤東的歌頌聲不絕於耳。陶鑄在發言中不僅歌頌，還要求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了學習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教科書。……毛心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註四十九）
人們普遍認為，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實際上，陶鑄比林彪早了好幾年！讀者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幾年以後說的話和陶鑄的話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鑄的專利權？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在專制制度下，爭相向皇帝獻媚、爭相邀功取寵，本來是正常現象。這是在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現象。
王任重發言的題目是《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從六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頗有新意的是「大辯論，大字報，大檢查」：「幹什麼，辯什麼，哪裡不通哪裡辯，方式靈活，田邊地頭，床頭灶頭，會內會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間，都可以辯。一場辯論之後，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後保守容易克服，先進經驗好推廣了。」王任重這個「發明」很快在全國推廣，辯論會實際是批判鬥爭會。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倡的「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全國，不知多少說真話的人被摧殘在「大辯論」和「拔白旗」之中！
柯慶施的發言內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繪了十五年以後的美好情景：人人知書識理，大家都能讀《資本論》，大家都懂得高等數學。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驚人的一致。從五月八日開始大會發言，口頭髮言一百一十七人，書面發言一百四十人，都表示完全擁護這條總路線。國務院有關部委的發言不僅完全支持總路線，還把已經很高的指標，再進一步調高。
五月二十三日，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在這次會上，大躍進已經開始。思想一旦統一，經濟官員們急忙把總路線落實到具體建設指標之中。
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的發言題目是《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關鍵》，他把超英趕美的設想一一落實到令人振奮的指標數字上。這些指標得到了大會批准。他說：「一九五八年的形勢完全說明，第二個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躍進的。」
中央各部門唯恐說自己落後，他們的躍進指標又遠遠高於國家計委的指標。冶金部長王鶴壽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他說，明年鋼產量達到一千二百萬噸，一九六二年達到三千萬噸以上，一九六七年達到七千萬噸以上，一九七二年達到一點二億噸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鐵道部長滕代遠在發言中提出了十五年內修建十二萬公里鐵路的安排。農墾部長王震發言提出十年內開荒三億畝。沒有大會發言的部長們也向大會提交了本部門大躍進的報告。交通部黨組的報告是：《全黨全民辦交通，水陸空運大躍進》；紡織部黨組的報告是《在五年內紡織工業主要產品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林業部的報告提出五年內把十五億畝荒山全部綠化…..。（註五十）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又把中央部門的指標分解到各自的省。為表示自己緊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標。省委書記們競相向毛澤東表示效忠，你的指標高，我比你還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還要快。這些指標，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實際，除了毛澤東以外，是沒人有敢提出質疑的。
中國有句古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在專制制度下，下級官員迎合上級的情形。一九五八年的情況也是如此。處在一層一層的權力階梯上的官員們，總是把最高層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極端。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除了進一步鼓吹大躍進以外，又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有些中央領導人說：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本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光輝範例，同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註五十一）「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這恰恰是殘酷的現實！八大二次會議后，毛澤東意猶未盡。他對「躍進」這個詞兒不停地玩味和欣賞。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五月二十五日，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彭真送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躍進」一詞是這篇社論最早使用。毛澤東立即揮筆寫了一段話，稱讚最早提這個詞兒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詞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註五十二）
其實，周恩來使用「躍進」一詞比這篇社論早一百四十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處使用「躍進」這個詞。周恩來看了毛澤東表揚《人民日報》社論，好像自己的專利權被別人侵犯了一樣，連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並標明「躍進」這個詞在第九頁和第十四頁上。同時為自己反冒進的錯誤辯解，但辯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謙恭的，對自己首先發明「躍進」一詞的估價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單行本送上。在第九頁和第十四頁上提到一九五六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一九五六年建設是「冒進」的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到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從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代會上發言，說那是「開始覺醒」，經過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一些群眾的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為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抵觸，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我在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一九五六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二月十二日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看立的什麼旗，破的什麼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立的是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大旗，破的是反「冒進」而「促退」的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的價值和功勞。
周恩來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夜（註五十三）
看來，「功不在禹下」應是周恩來，而不是人民日報社論的作者。為了不埋沒周恩來最早使用「躍進」這個詞的功勞，毛澤東把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發給到會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志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功過已經分明，思想已經統一，總路線已經確定。全國很快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總路線的熱潮。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全國所有的報紙按同一口徑發表文章。文藝界也開足了馬力，全國每一個角落，頌揚總路線的歌聲如潮：躍進，躍進，再躍進！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處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迴避。
從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上，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都從比較實際向錯誤的方向轉變：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性作用。但是，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一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制，還有一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制。當時毛澤東的確有點頭腦發熱，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發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偏差，並在實際中進行了糾正（反冒進）。但是一旦毛澤東堅持己見，糾偏的人放棄了糾偏，反而附和毛澤東。其他的人不僅不支持糾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澤東一邊，把毛澤東的錯誤認識更推向極端。為什麼沒有糾錯機制？這是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一九五八年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
註解：
[註四十三]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一九頁。
[註四十四]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時五十分，《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第七十二頁。
[註四十五] 以上毛澤東的話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中的《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和李銳的《大躍進親歷記》上，第三三二頁，三八零頁，三九零頁。
[註四十六] 陳雲：《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七九八-七九九頁。
[註四十七]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六九頁。
[註四十八] 同上，第三七零頁。
[註四十九] 同上，第三五九頁。
[註五十] 同上，第三四零-三四六頁。
[註五十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八二一-八二二頁。
[註五十二] 《看重[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后寫的信》，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五四頁。
[註五十三] 李丹慧：《也談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詞從何而始》，《當代中國史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周恩來同志的信——「躍進」一詞的來源》，存吉林省檔案館，全宗號：一，目錄號：一-一四；卷號：七十五，第九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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