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毛澤東批評「反冒進」
批評反冒進的條件終於有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經過去，國內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一五」計劃完成，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
毛澤東開始反擊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儘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請大家研究一下。
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註十七）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委」，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註十八）
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一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噤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毛澤東推翻「八大」決議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要判斷，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領導幹部中是有基礎的，黨的幹部大多數是階級鬥爭的專家，一提起階級鬥爭就十分興奮，就會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為。毛澤東舉起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把刀子，為一九五八年以後壓制不同意見，準備了武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於十一月十三日，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向全民公開。這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為農業發展綱要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受到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啟示，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十一月六日，赫魯曉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布，在以後的十五年中，蘇聯不僅能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主要產品產量。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二千萬噸，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註十九）毛澤東設想一九七三達到四千萬噸鋼的產量，實際上，中國的鋼產量直到一九八三年才達到四千萬噸。毛澤東提的指標「冒進」了十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這一重大設想事前和事後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討論和分析，沒有組織專家論證，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離京，到華東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佈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和一月四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一個冬季就挖了十六億方土，超過七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一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一九五六年工業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一，沒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註二十）
四 南寧會議：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米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毛澤東到了廣西的首府南寧。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召開南寧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別墅里召開的。這座別墅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這個會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為了批評反冒進，會上把周恩來、李先念一九五六年有關反冒進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作為參考材料印發給與會者，作為批評反冒進的「靶子」。在印發到會上的《人民日報》社論前面，毛澤東在文章上劃了很多橫線、波線、豎線、三角，加了很多批語：「庸俗的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既然幹部走至了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批了右沒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註二十一）。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裏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什麼要看？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評。」（註二十二）他說的序言是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作為南寧會議批判材料的還有周恩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關於一九五七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註二十三）
一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先從「紅」與「專」講起。他強調「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好，「專」指業務好。他說，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要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裡面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
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十個指頭中有一個指頭生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這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條綱要，三是促進委員會。這些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的反冒進。
「十全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借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說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講到這裏，他回答「右派」對他的指摘：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未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畝產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麼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問題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有些同志偏得不夠，還要偏。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落後的問題。古董總是落後一點嘛！一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對陳銘樞和張奚若等的這種不同看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反駁過多次。對「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什麼不好？」
在一月十二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前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五十米。」（註二十四） 這是說周恩來的。這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十三日，周恩來一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一月十三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十六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讚。這是柯慶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卧不安。（註二十五）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王任重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陶鑄表示「要趕上柯老」。對反冒進的批評，使會上氣氛很緊張。李先念緊張得睡不著覺，吃安眠藥。大家心裏納悶：這到底批評誰？劉少奇說，主席是批評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講批評主要是指陳雲的（陳雲沒有參加南寧會議）。一月十九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一時結束。不知周恩來是顧全大局還是以退自保，在這次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註二十六）
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在毛澤東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成了君臣關係。周恩來主動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經常放棄自己的看法順從毛澤東。周恩來的順從，更使毛澤東的認識沿著錯誤的思路繼續發展。南寧會議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周恩來被毛澤東壓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以後，他決定辭職。到目前為止，研究者還沒有看到周恩來寫的辭職報告，也沒有看到別人記錄下他的口頭辭職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討論還討論彭德懷的「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辭職要求。（註二十七）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註二十八）。
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主要講要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在這個文件中，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實行「兩本賬」制度：「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望完成賬變成下級的必須完成賬，各級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沉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高指標」、「浮夸風」也就難免了。
註解：
[註十七] 《做革命的促進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四七四-四七五頁。
[註十八] 同上，第四七五頁。
[註十九]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二五-三二六頁。
[註二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六三五-六五七頁，張湛彬等：《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第一-四頁。
[註二十一] 毛澤東：《在一份反冒進摘錄材料上的批註》，一九五八年一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十二-三十六頁。
[註二十二]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一頁。
[註二十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六七三頁。
[註二十四]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一頁。
[註二十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三六七頁。
[註二十六]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八十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六三九頁。
[註二十七]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一三九六頁。
[註二十八] 楊明偉：《「大躍進」席捲神州 周恩來險些辭職》，《炎黃春秋》二零零零年第一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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