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五十七）

【新唐人2014年1月2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飢荒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十月三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致電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對中國增強軍事力量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過貸款方式為中國提供六十個師的裝備）。但是，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使毛澤東不快，毛澤東只能忍氣吞聲，不便發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蘇關係出現了新的轉機。赫魯曉夫在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時送給毛澤東的禮物：促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援華項目的簽字，歸還旅順海軍基地，出讓中蘇合股公司的蘇方股份，增加援建重點工業項目和軍事貸款，提供原子能反應堆和加速器等。約一萬八千人次的蘇聯軍事和技術專家來華工作。

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的主體是提供重點工業項目的整套設備和技術，據中方資料，整個五十 年代與蘇聯簽訂協定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成套設備項目共計三百零四項，單獨車間和裝置六十四項。正是這些項目和設備，構成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框架。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現代工業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領導層接連不斷地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赫魯曉夫為了戰勝其政治對手，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一再討好毛澤東。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批准了蘇聯高教部關於幫助中國進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滿足中國政府的請求，幫助在北京和蘭州組織教學，培養原子能專家。這年十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遠郊坨里地區興建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代號為六零一廠，一九五九年改稱四零一所），並將蘇聯援建的反應堆和加速器安置在這個基地。以索洛諾夫和阿里柯謝夫為代表的蘇聯專家組與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一道，為基地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年十二月，以諾維科夫教授為團長的蘇聯原子能科學家代表團訪華，向中國贈送了一批有關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書籍。蘇聯代表團還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報告會，講授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項問題。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來與蘇聯代表團舉行的會談中，雙方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原子能事業規劃大綱(草案)》。蘇聯科學家主動表示，蘇聯準備給中國核工業建設以全面援助。

此後兩年蘇聯的核援助進一步擴大。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中蘇簽署的協議規定，將鋪設從哈薩克的阿克斗卡至蘭州的鐵路，以便向設在羅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實驗中心運送設備。同年八月十七日，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協定規定，蘇聯援助中國建設一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一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的實驗室。在這一基礎上，十一月十六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十一次會議通過決定：設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改名為二機部)，主管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機部制定了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求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在中國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業體系。一九五七年五月，著名的核物理專家沃爾比約夫率領十幾位專家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此時已由中科院和三機部雙重領導）工作。沃爾比約夫專家組最初的任務是培養研究濃縮鈾和鈈方面的中國專家，後來也負責指導反應堆的實驗。由於蘇聯專家的幫助，實驗性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繼建成，並從重水反應堆中獲得了少量的鈈。此外，通過教學和實驗，還培養了一批中國科學技術人員。儘管以後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為中國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一顆原子彈打下了重要基礎。（註十七）

中蘇關係的破裂是逐漸演變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至三月二十七日的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澤東不快。《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兩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點名地批評蘇聯二十大的作法。但中蘇關係並未像外界估計的那樣受到重要影響。一九五七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曉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係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在蘇聯進行了長達十八天的訪問。毛澤東遊說于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

一九五八年夏天，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這個提議觸動了毛澤東敏感的神經，他在尤金面前大發雷霆。赫魯曉夫不得不親自到北京向毛澤東解釋。毛不熱情接待，反而穿著游泳褲與不會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會見。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曉夫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但中蘇關係還是沒有破裂。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中蘇兩國簽訂協議，決定蘇聯在技術上幫助中國建設和擴建冶金、化學、煤炭、機械製造、木材加工、建築材料工業和電站，具體落實為建設和擴建四十七個工業企業。（註十八）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採取的軍事行動引發了第二次台海危機。毛澤東事前有意向蘇聯隱瞞炮擊金門的決定。毛澤東此舉，一方面無視中蘇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蘇同盟以要挾美國，這令赫魯曉夫十分惱火。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制薩姆-十二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里；前後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 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中國官兵。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台灣起飛的美製Ｕ-二 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使世界震驚。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註十九）

蘇共對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評態度，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因此，中國就大張旗鼓地批判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赫魯曉夫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大慶，在這期間，他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對美政策、中國和印度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發生了爭論。

大躍進、大鍊鋼鐵、炮擊金門，使赫魯曉夫憂心忡忡。他更怕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后在台灣海峽製造事端，把與中國結盟的蘇聯和與台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壞蘇聯與美國搞緩和的戰略。兩黨決裂勢不可免。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註二十）此時，中國的大飢荒已經出現了半年有餘，顯然這次合同的撕毀不是大飢荒的起因。何況蘇聯這次撕毀的是原子彈的協議，不影響農業生產，也不會影響工業。而與農業有關的蘇聯援建項目――洛陽拖拉機廠，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建成投產，達到了每五分十二秒生產一台拖拉機的設計水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項目，在執行的過程中，由於若干項目合併建設，總數改變為一百六十六個。這些項目，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一百一十三個。從一九五九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議的項目外，根據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一百二十五個企業的建設。（註二十一）一九六零年三月，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還說，蘇聯一九五九年繼續給了我國巨大支援，對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起了重大作用。（註二十二）

一九六零年二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要求華沙條約締約國家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的發言唱了反調，並且在中國報刊上發表了這個發言。在會議結束后的招待會上，赫魯曉夫喝了酒之後就開始罵人。他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會議結束后的第二天，即二月六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波斯別洛夫和外長葛羅米柯向中國代表團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的，對內政策是主觀唯心論；說中國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是違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線。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對赫魯曉夫進行反擊，於是，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突然襲擊」，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毛澤東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也作出了激烈的回應。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六百個合同（專家合同三百四十三個，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撤走在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並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多人。據中國官方宣傳，蘇聯專家撤走時，帶走了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註二十三）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撕毀的是專家合同和科技合同，與農業無關，而且撕毀合同是在一九六零年下半年，此時大飢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把中國的大飢荒歸罪於蘇聯撕毀合同顯然是違背事實的。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五日到十二月八日，劉少奇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慶典，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兩國又簽訂了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的協定。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沒有完全中斷。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國外貿部長葉季壯率政府貿易代表團赴蘇聯商談一九六一年中蘇兩國貿易問題，簽訂了中蘇兩國關於一九六一年貨物交換議定書。這次會談，還就處理一九六零年中蘇貿易業務上的中國欠賬問題達成了完滿的協議，同時還商談和簽訂了關於蘇聯借給中國糖的協定。葉季壯在蘇聯外貿部舉行的宴會上講話說：「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零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一九六一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一九六零年貿易業務中的欠賬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註二十四）

三 償還蘇聯債務也不會產生大飢荒

蘇聯對中國的貸款數量其說不一，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記載共有十一筆貸款，總額為五十六點七六億舊盧布。（註二十五）原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經濟學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蘇中經濟貿易關係史（一九一七-一九七四）》一書中記載的貸款六筆，總額為十四點八六一億新盧布（摺合六十六點一一七億舊盧布――一 個新盧布摺合四點四五箇舊盧布）。（註二十六）而吳冷西在他的《十年論戰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蘇關係回憶錄》中轉引一九六零年七月中旬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數字：斯大林時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一百五十六項，赫魯曉夫時期又增加了一百四十八項，共三百零四項。這些援助不是無償的，共一百五十二億盧布。到一九六零年，已經還了七十二億盧布，還剩七十九億盧布。（註二十七）北京大學沈志華教授利用中國和俄國兩方面的檔案文獻和相關史料，對蘇聯一九五零年代援華的貸款數額、用途及其條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結論是：一九五零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應為十三筆，而不是十一筆，總金額大約是六十六億舊盧布，而不是五十六點七六億。中方少算的兩筆貸款是忽略了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和九月十二日兩筆追加的軍事貸款，其原因可能是這兩筆貸款沒有簽訂協議，而只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電報中商定的。（註二十八）

蘇聯向中國提供六十六億舊盧布的貸款中，軍事貸款總計六十二點八八億盧布，佔五十年代全部貸款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抗美援朝貸款在貸款總數中所佔比例大約百分之四十八。經濟貸款，如果不算一九六一年的三點二九六新盧布蔗糖貸款（合十四點六億舊盧布），則不到三點三億舊盧布。

【資料來源】沈志華：《關於一九五零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

沈志華教授認為，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后曾追逼還債，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卻發現了蘇聯為緩解中國的飢荒提供的援助的資料。一九六一年三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飢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一百萬噸小麥和五十萬噸轉口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三點二九六億新盧布。（註二十九）

按協議，這些債務應到一九六五年全部還清。到一九六四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五十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一九六五年十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中國提前還清了的債務，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吳冷西在他的書中回憶道：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十八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按八十億盧布計算（即前面說的七十九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五億，照此算需十六年才能還清。如果按八億計算，則要十年才能還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政治局會議討論后決定，要爭取五年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註三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點零六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點八九億新盧布，剩下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註三十一）

這裏引用的《人民日報》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只是摘要，沒有發布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多少錢。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中有這個數字：「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六十六點七億元，其中一九六一-一九六四支出的為三十五點五億元，佔百分之五十三。」既然能夠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並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飢荒的原因。

當年中國的援外是「無私」的。在大飢荒最為嚴重的一九六零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一九六零年十月，中國和朝鮮簽署了貿易協定、延期還款換文、供應成套設備和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朝鮮副首相李周淵感激地說：「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兄弟般的深情厚誼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金日成稱讚說：「朝鮮七年計劃的前期將有重點地發展手工業和輕工業，而中國援助的十八個工廠都是輕工業，這些工廠投產後幫助朝鮮解決了大問題。」（註三十二）中國幫助朝鮮建立輕工業的同時，自己的工業品極其匱乏，婦女連頭髮卡子都買不到。中國對外援助常常被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五八年就跟中國要了五十萬盧布。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中阿雙方在北京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貸款協定》的規定，進一步簽訂了幾份議定書，並且交換了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糧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換文。根據上述議定書和換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設化學、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二十五個項目方面，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供應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糧食和其他商品。（註三十三）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二十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註三十四）阿爾巴尼亞 駐華大使雷滋•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里回憶說：一九六二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註三十五）

中國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錢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黃油」變成了「大炮」。在大飢荒年間，中國的國防費用比償還外債的錢高出很多倍。這也說明還債不是造成大飢荒的原因。

【資料來源】 歷年國家財政決算報告和《中國財政統計：一九五零-一九九一》（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

【註】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當時各省市都設有「國防工業辦公室」，負責「軍工動員」任務的落實。此外，一些重要的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所以，表中的「國防費用」低於實際國防費用。

表十五•五中的外援數字低於周恩來報告中的六十六點七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表十五•五中可以得知，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償還外債總額為十九點七三億元。此數不僅是還蘇聯的債，還包括償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賬。同期外援數十七點三六億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資）僅多出二點三七億元；相當於同期國防費用一百六十四點九億的百分之十一點九六。如果償還外債真的不堪重負，影響到食品供應，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點點資金變成「黃油」就行了。

註解：

[註十七] 沈志華：《援助與控制：一九五零年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歷史研究》二零零四年第三期。

[註十八] 新華社新聞稿，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新華社國內資料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一九四九-一九八零）》，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五一八-五一九頁。

[註十九] 沈志華：《援助與控制：一九五零年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歷史研究》二零零四年第三期。

[註二十] 《解放軍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

[註二十一] 李富春：《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二十二] 李富春：《關於一九六零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註二十三] 《解放軍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

[註二十四] 《葉季壯在蘇聯外貿部舉行的宴會上的講話》，新華社通稿，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

[註二十五]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一九五七-一九六九）》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五七-二五八頁。

[註二十六] 轉引自沈志華：：《關於一九五零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

[註二十七] 吳冷西：《十年論戰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三六頁。

[註二十八] 沈志華：《關於一九五零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三期。

[註二十九] 同上。

[註三十] 吳冷西：《十年論戰一九五六-一九六六——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三六-三三七頁。

[註三十一]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三十二] 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

[註三十三]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經濟代表團和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經濟代表團會談的新聞公報》，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註三十四] 原《耿飆回憶錄》本書選自一九九八年四月《新華文摘》。

[註三十五] （阿爾巴尼亞）雷滋•馬利列：《我眼中的中國政要們》，王洪起譯，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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