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高級幹部特需供應
和農村基層幹部多吃多佔不同，城市裡的高級幹部和著名高級知識分子，卻有合法的特殊照顧。能受到照顧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受惠最多的還是高級幹部。高級幹部在照顧高級知識分子的名義下享受特需供應。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註十三），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中共中央在轉發時，把齊燕銘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幾個字改為「特需供應」，從此「特需供應」成了一個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詞語。齊燕銘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應辦法，分為以下三類（自十一月起根據中央指示，黨內以下標準再減半，紙煙不減）：
第一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十一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二斤。
根據上述規定，應當確定第二類和第三類照顧人員名單，各部門應分別報經國家機關黨委、中直黨委審查送國務院批准后，按照名單供應。
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的按語中還有有這樣一段話：「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幹部必須從嚴。不宜不分黨內外，籠統地規定某一級以上的幹部一律享受特需供應。堅持這一條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了便於團結、教育和改造黨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顧他們一點，群眾是不會有多少意見的。但是，對黨內的照顧面如果規定得過寬，或者雖有比較適當的規定，而控制不嚴，聽任某些幹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後門』來取得額外供應，不作嚴肅處理，其後果就很嚴重。」
中共中央這個批語是很清醒的，反映了執政黨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由於沒有制度性的制約，執行過程中全憑幹部的自覺。好乾部一般能嚴格要求自己，儘可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數幹部能身體力行。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又發了一個關於「特需供應」的文件。（註十四）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國務院財貿辦和北京市委的的報告中規定：
一、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糖一斤，大豆三斤。
科學研究機關九級至八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十級至八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十二級至九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九級至八級編輯人員；新聞界十三級至十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十一級至九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九級至八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七級至五級教學人員；中等學校四級至三級教學人員；小學一級教學人員；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十七級至十四級行政幹部。
二、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二斤，雞蛋二斤，糖一斤，大豆三斤，紙煙二條。科學研究機關七級至三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七級至三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八級至三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七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九級至四級編輯、記者；文藝界八級至三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七級至三級教學人員；中等專業學校四級以上教學人員；中等學校二級以上教學人員；全國人大在京代表；全國政協在京委員；國務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長，國務院參事；民主黨派在京常委；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十三級以上的其它人員。
三、對於下列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四斤，雞蛋三斤，糖二斤，大豆五斤，甲級煙二條。
科學研究機關一級、二級研究人員；工程技術界一級、二級工程技術人員；醫務界一級、二級醫務人員；出版界一級、二級編輯人員；新聞界一級至三級編輯人員；文藝界一級、二級文藝工作人員；高等學校一級、二級教學人員；全國人大、政協在京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人大、政協副秘書長；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
實行本辦法后，中央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發字九二七號文件中第二類和第三類供應人員，即改按上述標準供應。該指示中第一類人員除按原定標準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應大豆五斤。
一九六一年這個規定除了照顧面更寬以外，對高級幹部增加了五斤大豆。這次沒有提黨內嚴黨外寬的原則。
有了特需供應人員，隨之就出現了特需供應商店。特需供應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這種特需供應商店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前，成為中國特權階層的象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對象和批判對象。
由於市場上沒有食品供應，餐館幾乎停業，僅靠這些特需供應，也難解決食品的不足。何況在一個家庭中能夠享受這種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個人。一個人的四斤肉，也難以維持全家人一個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這種特殊照顧，生活水平還是大幅度下降。一九六零年，衛生部和中國科學院等單位，曾對在京的一部分著名專家的健康狀況進行了一次重點調查。這次調查了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教授有馮友蘭、朱光潛、馮定等三十三人，醫生有黃家駟、林巧稚、吳英愷、黃宛等五十二人，科學家有華羅庚、錢崇澍、陳煥鏞等二十五人，作家藝術家有歐陽予倩、戴愛蓮、馬思聰、劉開渠、葉淺予等十三人。這些人當時是中國知識界的頂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調查結果是，這些頂尖人物的健康狀況也不怎麼好，體重普遍下降，體質減弱，疾病增加。這一百二十三人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體質減弱，但健康狀況還比較正常的三十四人，占被調查者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體重下降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堅持工作的有四十九人，占被調查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體重下降突出，並患有嚴重疾病，已經全休或半休的三十三人，因工作不能離開勉強工作的七人，共占被調查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二。（註十五）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寬特需供應面，使更多的幹部得到好處。一九六零年十月七日，邯鄲市輕工業局幹部石旭東向中央寫信反映了這一問題。信中說：「上級號召不吃肉以後，我們就一點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應的肉比我們過去大家吃的肉還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三兩）。」「 中秋節，全市幹部市民和工人連個月餅渣子也沒吃到，而領導幹部們卻每人發二斤。」「 邯鄲市裡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應商店，群眾很有意見。走進商店一看，什麼都有，但什麼都要特供證。老百姓看到那麼多好吃的，一問即說是供應領導幹部的，怎麼能沒有意見呢？（註十六）
五 幾類社會群體的生活狀況
在城市，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飢餓程度不同。飢餓最嚴重的是在街道工廠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擊又不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小知識分子。在校大學生的狀況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學生的生活
城鎮里的中學生也吃不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我最後一年的中學生活是在飢餓中渡過的。當時正是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學生幾乎每天都要參加勞動：到農村割麥，到工地挑沙，到碼頭挑煤。興修水利、開荒種糧，中學生也是廉價勞動力。大、中學生的糧食定量雖然是三十一斤，但副食供應很差，肚子里沒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熱量入不敷出，整天飢腸轆轆。食堂用瓦罐蒸飯，一個人一個瓦罐，四 兩米蒸出來的飯幾口就吃完了。學校用槐樹花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師的定量比學生低幾斤，他們餓得更厲害。我記得一位姓葉的歷史老師，在飢餓難耐的情況下，在學校的菜園裡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學碰見了。葉老師撲通一下跪在衚衕學面前磕頭如搗蒜，求衚衕學不要告訴別人。結果還是被學校知道了，葉老師受了處分。
大飢荒時期的清華大學，條件比中學好一些。每月定量三十一斤左右。女同學比男同學低一些。每人每月發一個硬紙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九十個小格（大月則是九十三個小格），每頓飯一個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頓飯，劃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賣飯處專有一個人「划卡」。儘管定量有三十一斤，但由於副食品少，每到第四節課，肚子里就咕咕作響。我班一個同學，平時表現很好，還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有一次吃飯時，划卡的同學還沒划卡，他拿了一個窩窩頭就離開了。不一會兒，划卡同學趕上來查看他的飯卡，果然沒有划。這事鬧到系裡，讓團支部開會批評，還撤銷了團支部宣傳委員的職務。這件事給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創傷。八十年代，他擔任一家大公司的領導。我們老同學去看他，他請我們吃了一頓極為豐盛的飯，飯桌上盤子摞盤子，怎麼吃也吃不完。我們都理解這豐盛背後表達的含義，但誰也沒有說出口。當時北京的大學生每人每月在糧食定量以外還供應半斤糕點，憑「糕點票」供應。這半斤糕點的美味，至今還給我留下深深的回憶。
由於營養不良，一些同學患上了「甲肝」病，個別也有浮腫的。一九六零年，清華大學有一個代號為四百八十八的科研項目（為保密起見，當時清華的科研項目都有代號），實際是培植小球藻。當時說小球藻營養價值如何如何高，我們期待著這種營養品以補營養不足。有一天，系裡通知今天午飯里有小球藻，但要對外國留學生保密。我們心裏暗暗高興，吃飯時才發現，只是窩窩頭裡有一點點綠色，吃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師的糧食定量比學生要低一些，飢餓比我們嚴重。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班在北院平房教室（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數學輔導課，上課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師。在課間休息時，他到北院的小河邊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講壇的抽屜里，我們發現了，他不好意思地說：「這可以做餡餅。」
清華大學是中國有名的高等學府，這裏供應情況應當是較好的。
高級幹家庭的生活
韋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當時在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她的丈夫楊述，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這是一個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結合的家庭。韋君宜用作家的文筆記錄下了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是一九五九年從農村歸來，又隨即下放到北京郊區長辛店二七機車廠的。在長辛店這年的後半年，我們已經從自己的餐桌上發現了問題。一開始，工廠還有小賣部、食堂，後來就取消了。工廠對門的小飯館，起初也還有肉菜，後來越變越差。夏天楊述帶孩子們到工廠來找我，過星期天，我還能請他們在廠外小飯館吃餃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經買什麼都困難了。長辛店稍稍好一丁點兒，我記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買到一塊熟牛肉和半個冬瓜帶回家。家裡的保姆和孩子們高興異常，因為在城裡已經買不到這樣並非高貴的食物了。
這樣情況，叫我回到城裡怎能說好話呢？而且，城裡情形也並不更好些。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一階段，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腌菜葉，稍炒一炒。這種生活，曾使過去在我娘家待過多年的老保姆貴芳對我的孩子們感嘆道：「唉！你們真命苦。這麼小,吃這種東西！你們的媽小時吃的什麼呀!」她這話作為「新舊對比」，那簡直得說反動。
這時候，飯館差不多都快關門了。孩子總嘴饞，有一次女兒纏著我：「媽媽帶我去吃飯館。」楊述這人愛吃飯館，以前常帶他們去的，這時也沒辦法了。我看孩子可憐，就答應：「好。」帶著她，母女兩人走到離家很近的一家高級飯莊－－新僑飯店對外餐廳。其實我也不知道這裡在這種年代賣些什麼，以為總還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進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飯放在櫃檯上，來就餐的人每人給盛一碗就是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比煮白薯加鹹菜好一點，我就讓小孩享受了一頓非同尋常的蛋炒飯。
狀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已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裡人也出現了浮腫。我的嬸娘雙膝以下都腫了。人的肚子無法用氣吹起來，批判也不管事。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讓它再長出幾個葉子，可以吃；機關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綠色漂浮物撈起來培養，也吃，據說有蛋白質。這時我們還得去農村勞動，有一次在東郊平房村，勞動完畢，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馬齒莧。我也摘了一大書包，拿回來煮著吃。沒有了肉，保姆張文英想盡辦法，她買些田雞來殺了吃，還有一回，買來一隻很漂亮的白兔。大兒子那時才幾歲，天天和這兔子玩。有一天他從幼兒園回來忽然不見了兔子，問張文英。張文英說：「用開水燙殺了給你吃。」孩子還哭了一場，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這樣也不行啊。於是最後陳雲想出了辦法，把各飯店賓館的庫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個菜好幾元。我記得我去百貨大樓點心櫃檯去看過，替孩子們買了一塊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個角要兩元。拿回來孩子們一個人掰一塊，連說：「真好吃啊！真好吃啊！」還有一回，全家八口去東興樓飯館開齋，專揀便宜的菜要，其實不過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類，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們號稱高工資，一餐花掉一月工資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夠常吃？一個月吃個一頓兩頓，不過給孩子們清湯寡水的肚子加一點油而已。
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這樣，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連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實際上只夠每星期炒著吃兩次，燉著吃還不夠。但是，比一般人自然還是高級多了。老百姓恨極了，北京市便出現了諷刺的民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食堂。食堂沒有高級飯，氣得老頭上醫院。醫院沒有高級葯，氣得老頭去上弔。上弔沒有高級繩，氣得老頭肚子疼。」老百姓憤懣的情緒自然地集中於這些高級人物，當然包括我在內。其實，不是吃這六斤肉有罪，而是讓老百姓挨餓有罪。
一切能進口入肚的東西都想絕了。我有個妹夫李××，當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們竟想出一個奇特的辦法，想到廁所里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乾淨，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李××秘密地告訴我們，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我聽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儘管黨的某些領導幹了那樣對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產黨還是有許多幹部，為了黨，為了人民，是什麼苦都肯吃的啊！（註十七）
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
新華社高級記者崔濟哲的父親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專家，一九六一年任第一輕工業部發酵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就是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也經歷了飢餓的折磨。崔濟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細膩筆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一九六一年，人們已經飢餓到了頂點，我們家吃過米糠窩窩，野菜粥，榆樹葉糰子；有一次，父親不知從哪裡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幾天酒糟窩窩頭。能吃的吃了，大家還都感到餓，天天餓得前心貼後背。那時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飽，吃什麼都行，只要能吃飽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聽到父母在吵架，準確地說是似乎是母親在和父親吵。母親在低低地哭泣，在數落父親：你每天吃飯，就只扒拉兩口，光喝白水，能行嗎？你這麼高的個子，這麼大的人，辦公室老孫跟我說，你幾次頭昏得差點支持不住。父親說話低沉緩慢：你不也把那幾口飯盡量剩給孩子們啦。哲兒他們是男孩子，運動量大，正在長身體，我們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說，你也不能這麼刻薄自己，瞞過別人還能瞞我，你也浮腫得快到膝蓋啦！母親抽泣著說，你看看你浮腫成什麼樣子了？小腿上一按一個深坑，蹲下都不敢馬上站起來。老人們說，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腫的都快到膝蓋了！聽說現在醫院里一看你們男的腫過膝蓋的連收都不收，叫回家等著……母親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嗚咽。
我只感到兩行熱淚順著眼角流下去。
從那以後，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簍子上六里屯農村或鬼子墳地去擼榆樹葉或挖野菜。那時因飢餓，學校已經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親準備了兩個大盆，我們弄回的樹葉野菜洗乾淨，用熱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澀的葉子汁都發出來。有時候星期天，母親會和我們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揮我們捉蝗蟲，挖地老虎，螻蛄。有時候，累得母親臉色鐵青吐綠水。但每捉住一隻大螞蚱她都很高興。母親告訴我們，她在北師大念書時曾專門旁聽營養專業的課，這些活動物都是人體需要的高蛋白，一個大螞蚱就相當於一個雞蛋。在這方面你爸爸膽子特別小，他最見不得這些小昆蟲，我們就瞞著他。把它們剁成餡和樹葉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記號，到時讓他不知不覺地吃進去。母親想得真細啊。好幾次我把作了記號的菜糰子也給母親遞過去，母親總是笑著不接，說我又不是夠不到，拿起的是一個沒有記號的菜糰子。（註十八）
核武器研究人員的生活
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研究試驗的張開善寫道：
我國原子彈正式起步研究制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這正是我國經濟困難時期，糧食定量供應，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廣大科技人員，同樣渡過了每天挨餓、身體浮腫的艱苦時期。
科研人員每天在食堂吃不飽，但回到研究室立刻開展工作。兩個小時后，肚子抗議了，於是有人拿出醬油瓶沖一杯湯；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黃色糖沖一杯糖水；還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棗，含到嘴裏。「加餐」后立即又埋頭工作，就這樣堅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勵和互相鼓勵：喝一杯醬油湯或糖水，應堅持工作一小時以上；吃一顆伊拉克蜜棗，應堅持工作一個半小時以上。
我國的兩彈元勛鄧稼先，當時是院理論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德珩，有時支援他一點糧票。他拿這點糧票作為獎勵。誰的理論計算又快又好，他就獎勵誰幾兩糧票。
核研究院副院長、著名核物理學家朱光亞，從長城外爆炸物理現場回來，途中買一點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幾個給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飢餓的時候，我既沒有洗手，也沒有洗杏，馬上送到嘴裏，是苦是酸是澀，也未來得及感覺，但覺得有了點力氣，就繼續加了一會兒班。看著窗外還未落山的太陽，說了一句：「光亞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遠在新疆的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百萬大軍在那裡從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條件本來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難的時候，曾經斷炊。羅布泊本來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樹葉、沙棗樹籽，甚至駱駝草，都被他們拿來充饑了。當時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不得不向內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你們立即搞一點糧食和副食支援我們的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技人員太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註十九）
六 關於「毛澤東不吃肉」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傳毛澤東在困難時期不吃肉。二零零二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書的李成瑞告訴本書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時間不吃肉。二零零二年底，我在吉林省一個資料室發現一個資料，這是商業部副部長牛佩琮給吉林省主管財貿的副書記栗又文的一個電話記錄。電話記錄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為了堅決保證完成今年豬肉出口計劃，中央開會已決定不吃肉了，並且已從前天開始執行，中央對此決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將以上情況轉告各省財貿負責同志，現在中央財貿各部已從六月十五日起，開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參考。
牛佩琮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五日上午電話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財貿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看到毛澤東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經十分感動。毛澤東能夠以身作則，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斷批露的資料，卻是另外一種情況。毛澤東是有一段時間不吃肉，吃什麼？他的私人廚師回憶道：
記得一九六零年的十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提出中央帶頭「以素代葷」……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葷」。當時北京沒什麼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務科科長問我：「上海有什麼北京沒有的菜？特別是可以根據北京的條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說：「有的。如大力油麵筋、烤麩、素雞等，都是北京沒有的。」他又問：「你會做嗎？」我說：「可以做做。」第二天，汪東興（當時的中央警衛局局長兼一組組長）和服務科科長找我，讓我到一組去燒菜。那時的一組就是毛主席，二組是劉少奇，三組是周恩來，四組是朱德，五組是彭真，六組是鄧小平，七組是林彪。就這樣，我開始到毛主席家燒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麵筋、烤麩、素火腿、素鴨，做著做著，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來的廚師調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廚師，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開始……毛主席「以素代葷」一直吃到一九六一年底。（註二十）
這些名為油麵筋、烤麩、素火腿、素雞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製品，要達到較好的烹調效果，必須使用較多的植物油。這樣一來，無論是脂肪還是蛋白質，都是十分豐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東興擔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收了一份一九六一年四月廚師為毛澤東制定的西餐菜譜，其中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十七種，這裏不妨抄錄一下：
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 （註二十一）
延安時代以來的見證人、黨史專家何方在他的書中寫道：
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註二十二）
何方這段引文中註明，他這段資料來自《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七零一頁。
看來，「毛澤東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傳。即使毛澤東一段時間不吃肉，也不足以證明毛澤東與民共苦。一九五九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庄賓館」和「汪庄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等等，都是在一九六零年前後建造的。這些「行宮」極盡奢華，氣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在國家極端困難時期，耗費了大量財富。和這些巨額投資相比，少吃一頓肉算什麼？
天津迎賓館位於天津河西區，園中的主建築為四座別墅，據說分別為毛、劉、周、朱提供的。這四座別墅，建築的規模，豪華的程度，內部的陳設，呈梯形的差別，絕不雷同。令人驚嘆等級之森嚴。毛澤東家鄉那個投資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澤東的老家韶山衝西南約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澤東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於此。毛澤東自己說：「這是個好地方，小時候我在這裏放過牛，打過柴，割過草，和小夥伴們打過架」。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回故鄉時，對隨同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小舟，這個地方很安靜，我退休后，你在這個地方搭個茅棚給我住好嗎？其它領導來休息一下也可以嘛！」（註二十三）一個多月已后的廬上山會議，周小舟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他沒有機會實現毛澤東的這個要求。一九六零年五月，毛澤東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談起這件事。張平化很快拍板在這裏大興土木，代號為「二零三工程」，遷出了在這裏居住的農民，整個滴水洞地區封鎖保密。參照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樣，再吸取蘇聯建築保暖防寒的優點，修建了以三座大樓為主體的建築群，毛澤東住的那棟樓有主房、副房、會議室、餐廳、娛樂室等，同時還修通了韶山衝到滴水洞的公路。整個工程歷時兩年，一九六二年竣工。在建設期間，正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韶山原東郊公社（后改為龍洞公社），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個大隊死亡七百零七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陳賡公社的楠香和石匠兩個大隊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縣約死三萬人。（註二十四）
我們還從茅台酒的生產 可以看出「毛澤東不吃肉」的虛偽。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有天晚飯後，貴州省委書記周林同毛澤東散步，毛澤東叫周林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保證質量。周林回去后對茅台酒廠下達指示說：「要保證茅台酒的生產，既要抓鋼鐵生產，又要抓茅台酒的生產」，「對於你們來說，鋼鐵是元帥，茅台酒是皇上」。於是，貴州省各級政府積極調糧支持酒廠「獻禮工程」，使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茅台酒的產量分別達到八百二十噸、九百一十二噸，真正實現了產量的大躍進。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三年，茅台酒合計產量為二千零七十九噸。其中，出口一百三十九點八六噸，其餘都被國內高級幹部消費。生產一斤酒，需要耗費糧食五斤，二千零七十九噸茅台酒，耗去原糧約一點零四萬噸。
茅台酒的產地為仁懷縣，當時有二十萬左右農民，年人均統計數字上的分配糧食為三百斤左右（包括種子、飼料）。如果把生產茅台酒的糧食用來救濟，每個人可平均分得一百斤左右。換言之，二千零七十九噸茅台酒約等於二十萬人三個月的口糧，再配些野菜、樹皮之類，估計熬過最危險的春荒沒有什麼問題。然而，懷仁縣卻餓死了不少人，有更多的人因飢餓而浮腫。
一九六零年，茅台酒原料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地調糧數據為：遵義地區十一萬斤、畢節地區二十九萬斤、銅仁地區十萬斤、黔東南地區十二萬斤、貴陽市七萬斤、湄潭縣一萬斤、習水縣十萬斤、桐梓縣十萬斤、正安縣一萬斤、赤水縣四萬斤、務川縣一萬斤息烽縣一萬斤、仁懷縣二十萬斤，共計一百一十七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省江津縣調來七十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九百一十二噸茅台酒。飢荒年代的這個單年生產記錄，直到改革開放的一九七九年才被超過。（註二十五）
擔任過仁懷政協副主席的周夢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建國前，當地遇上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窯的沙，也不準翻烤，已烤成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而在餓殍遍地的大飢荒年代，茅台酒卻創造歷史最高記錄。（註二十六）
註解：
[註十三] 《中央關於轉發齊燕銘同志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的報告的指示》，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零]九二七號。
[註十四] 《中央批轉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一]七八四號。
[註十五] 羅平漢：《「三年困難時期「的知識分子》，載《炎黃春秋》二零零五年第四期。
[註十六] 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六零] 六一九號：《河北省委批發石旭東同志反映邯鄲市特需供應問題的意見》。
[註十七] 韋君宜 ：《思痛錄》第六章：《「反右傾運動「是反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八零頁。
[註十八] 崔濟哲：《清唱》，北京，新華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四零-四二頁。
[註十九] 張開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十大要聞》，載《炎黃春秋》二零零四年第六期。
[註二十] 蘇林達口述，趙光整理：《我給毛主席當廚師》，第一次發表在何處不詳，網上廣為傳播。
[註二十一] 顧鈞：《中國人初嘗西餐》，《中華讀書報》，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註二十二]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零一頁。
[註二十三] 本書作者一九九五年參觀滴水洞時，摘抄那裡介紹滴水洞的資料，講解員也講了這一情況。
[註二十四] 胡喬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央轉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一]三二三號卯。
[註二十五] 帥好：〈以酒為天：中國大飢荒中的茅台酒紀事〉，網路版。
[註二十六] 周夢生〈茅台酒廠今昔見聞〉，載《仁懷文史資料》第六輯 ，第七十五、七十六頁。政協仁懷市委員會編，證號：黔刊字H-零零四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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