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五十四）

【新唐人2014年1月2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十四章 大飢荒年間的城市生活

在中國計劃經濟制度下，城鄉分割，城鎮居民和農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兩個社會群體。國家計劃部門每年根據預計糧食產量安排下一年度糧食收支的「盤子」。「收」是指從農民那裡徵購的糧食和進口糧食，「支」是指城鎮居民口糧、農村非產糧人口用糧、工業用糧、出口和軍事用糧，收入減支出就是糧食庫存。中央政權對糧食庫存十分重視。由於「收」過了頭（即徵購了過頭糧），在「支」中還包括「返銷」給農民的口糧。「支」有強大的剛性，除了農民的口糧以外，是很難壓縮的。政府安排的順序是，先保證了糧食支出以後，再考慮留給農民多少口糧。由於「支出」盤子太大，所以經常在農民那裡徵購「過頭糧」。為了保證收支平衡，政府強迫農民做出最大的犧牲。所以，在大飢荒期間，餓死的都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一 城鎮的糧食供應

那麼，能夠享受糧食定量保證的城鎮居民的生活怎麼樣呢？普通人是按勞動強度大小不同來確定糧食定量指標的，高級幹部和極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則是按權力等級享受特殊供應的。權力層次不同，享受的供應水平不同。廣大普通市民，雖然不會餓死，但只能處於半飢半飽狀態。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從表十四•一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鎮供應的數量大體是均衡的，這和國家向農村供應的糧食隨月份變化有所不同（見本書「糧食問題」章）。其二，後幾個糧食年度國家向城鎮供應的糧食比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城市副食品供應減少的原因。其三，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國家向城鎮銷售的糧食大大減少，其原因一是二千多萬城鎮人口被趕向了農村，二是城鎮人口糧食定量減少。

二 城市和農村有一個時差

除個別地方外，農村的飢荒最早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冬天。而城市的飢餓發生在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時差大約有十個月。農村情況好轉大約在一九六一年秋後，城市生活好轉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時差大約一年。一九六零年九月從我縣城中學考進了北京清華大學。到北京前，我已經餓了二十個月了。入校以後，比我高一班的同學說，一九五九年學校的伙食還很好，飯能吃飽，菜的質量也很好，有魚有肉。當我們進校時，就只能半飢半飽了。一九六二年，農村自由市場可以不要糧票買到價格較高的食品，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經歷的大飢荒是三年，而我們這些一九六零年從農村考入大學的人，卻經歷了四、五年的大飢荒。

糧食在農村下場到國家徵購，再由國家糧庫進入城市居民的廚房，需要一段時間。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農村出現了飢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防止農村飢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本來是一體的，想防止農村飢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種種努力，可以稍微延遲城市飢荒的到來。所以，城市的飢荒相對農村而言，有一個時間滯后，簡稱為「時滯」。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秋，農村大飢荒來臨的時候，由於時滯效應，城市還保持原來的狀態。這時，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尋找食品充饑。四川作家東夫先生在他的記實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中，記錄了當時成都市周圍的農民湧入成都的一幕：

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壩子的農民開始大批流亡。七月，一次更大規模的流亡席捲川西壩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館車站、餐館、糖果鋪擠滿了農民，每日少則數萬人，多則十數萬人，他們有的提著幾個雞蛋，或一隻雞、鴨，想給城裡人換點糧食，有的背著個小包袱，尋求招雇，更多的人則是兩手空空，只想來吃一頓飯或買點可吃的東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縮街頭露宿。據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統計，七月二十日在西城區飯館吃飯的農民達五萬三千四百二十八人次，「擠購糖果」的七千八百五十人次。少得可憐的館子其擁擠程度從以下的統計中可見一斑；七月二十日，香雪海飯店進餐人數三千五百二十八人次，竹林小餐二千七百零六人次，東華飯館進餐人數二千一百人次，七月二十一日，香雪海飯店三千三百三十一人次，竟成園四千六百五十八人次。華陽勝利、桂溪、石羊等鄉「擋獲」進城購食品農民，查出餅乾一千四百斤，糖果四百斤，麵包八百多個，蔬菜二千斤，煤油二十斤……

農民有自發進城的，也有基層幹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隊給社員出具外出證明：「茲證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廠運輸」，「該人身體條件差，不適應農村勞動，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發生過類似成都的情況。不過，作為首都，是全國保證的重點，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才出現飢餓的情況。所以，北京的「時滯」到一九五九年底，比它周圍的天津、保定、石家莊還要晚兩個月。據記載，「一九五九年底，北京周邊城市（天津、保定、石家莊）在大小飯館已經實行了就餐收糧票制度，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雲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的早餐隊，早餐后又排午餐隊，午餐后又排晚餐隊，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複。」（註一）

到一九五九年底，農村和城市的飢荒「時滯」消失，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起來，再沒有農民進大批入城市了。從此以後，農村和城市的飢餓同步，但飢餓程度農村甚於城市。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冬天，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與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時滯」。

由於農村一度放鬆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給農民以自留地，允許農民開荒種「十邊地」，再加上相當一部分地區實行不同形式的包產到戶，農村糧食多了起來。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冬，大部分省的農村情況開始好轉，而城市好轉的時間滯后。此時，城市居民反而羡慕農村了。

據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糧食部辦公廳編《糧食工作簡報》第二十八期報道，不少地方糧食市場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現「剩市」。河南省魯山縣每天平均上市二千多斤，長葛縣每天上市五千多斤，葉縣和商丘每天上市一萬多斤。四川溫江縣雙流鎮每場上市三千-五千斤，成交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山東郯縣城關每天上市瓜二萬多斤，成交百分之五十。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種多。河北省糧食工作座談會分析，賣糧的百分之八十是社員，百分之十是生產隊，百分之十是商販；買糧的百分之五十是缺糧戶和災民，百分之十五是城鎮的非農業人口，百分之二十是買生賣熟的，百分之十是商販。四川金堂縣調查，賣糧的百分之六十是生產隊，百分之四十是社員；買糧的百分之七十是農村人口，百分之三十是城鎮人口。一九六二年，安徽合肥市二十二個自由市場中，平均每天上市糧食三千二百多斤，百分之八十是商販賣的，農民佔百分之十三，生產隊佔百分之七。

為什麼要賣糧？這期《糧食工作簡報》上說：四川溫江調查，社員賣糧的原因：購買豬仔；購買農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錢；有的戶分到超產油或獎勵工業券需要錢買。生產隊為什麼賣糧食？江蘇省興化縣的調查結果是：修理農船、買農具、化肥、農藥。不管是農戶還是生產隊，賣糧不是糧食富裕，而是擠出來的。但不管怎麼說，能擠出點糧食賣，說明情況比前兩年好。

農村糧食市場是一九六零年以後才開放的，當時是作為解決飢荒問題的一個暫時措施。這與開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時自由市場上農產的價格很高。城市裡流傳民謠：「城裡一個八級工，頂不上農村一捆蔥」。

城市和農村情況好轉的時間差，引誘不少工人私自離廠，希望到農村去吃得更飽一些。一九六一年四月，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經委的幾個幹部到石鋼、京西煤礦、龍煙鋼鐵公司考察時發現了這一情況。龍煙鋼鐵公司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共跑了二千八百多名工人，一九六一年一月到四月上旬就跑了一千七百多人。一九六一年私自離廠的工人逐月增加，一月跑了三百二十七人，二月跑了四百六十八人，三月跑了五百五十八人，四月上旬十天就跑了四百二十三人。石鋼一九六一年一到四月上旬就跑了八百四十五個工人。在工人當中，對於自留地、自由市場興趣很大。在生產時間，只要組長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議論紛紛，說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還可以搞自由市場活動。工人說，在廠里干一個月掙的錢，不如在自由市場上賣幾條魚、幾十斤蘿蔔、幾十個雞蛋。谷牧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並作為中央文件轉發。（註二）無獨有偶，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也向東三省發了《東北局關於穩定工人隊伍的通知》，通知說，「最近，據各地反映，廠礦企業特別是煤礦工人自動離廠離礦的情況十分嚴重，對生產影響很大。」遼寧省各煤礦自春節到四月底，工人自動離礦人數達九千一百多人。黑龍江省各礦一月到四月二十日，離礦工人達七千三百九十九人。吉林省僅通化煤礦四月份離礦工人就達七百 多人。從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二十七日，鞍鋼運輸部就有一百四十二名運輸工人自動離職。

在這種逆向「時滯」面前，城市裡的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農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農村建一個小型農場。在這些基地上獲得農副產品，以補食品的不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為例，一九六零年以來，有些廠不僅糧食短缺，還因原料和燃料不足，處於半停產狀態。雖然精簡了一批工人到農村，還有一些閑置勞動力。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一些大企業開始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據十二個大企業的初步統計，到一九六一年底，已辦起了三十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共有耕地二萬一千七百零五畝，收穫飼料、糧食一百二十七點四萬斤，蔬菜二百五十三點四萬斤，養豬四千六百三十二頭、牛六百五十九頭（其中奶牛四百九十二頭）、羊一千零六十六隻，雞三萬八千六百多隻。吉林化學工業公司過去職工保健牛奶全靠市裡供應，經常得不到滿足，現在已能自給。還組織有職業病和體弱的職工到農副業基地邊勞動、邊休養，對於恢復健康效果很好。（註三）當然，在建基地時，無償地或很少報酬調用公社的土地、車馬、勞動力。這時又颳起一股新的「共產風」，靠糧食定量吃飯的強勢群體，「共」弱勢群體農民的「產」。由於這些基地有侵佔農民利益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布《嚴格制止各事業企業單位擅自佔用公社和耕地的緊急通報》。通報說，「省委認為，各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學校等部門，利用工余時間，種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產，爭取自給或部分自給，對於這種積極性，應當加以鼓勵和支持。」但是，必須注意幾點：不得僱用工人或調動人民公社的勞動力；土地自己開荒，不能佔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種子、畜力、肥料自己解決，或與公社等價交換，不能從農村搞平調。

森林工業、礦山、鐵路等系統，有的組織職工家屬進行自給性農副業生產，以彌補國家供應不足，改善職工生活。一九六二年六月，周恩來到吉林視察時，要求吉林省委對這件事進行一次調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吉林省委向「中央、東北局、並總理」提供了調查報告（註四）。報告說，在職工家屬中，能夠參加農業勞動的只佔家屬總人口的百分之六-百分之十。這兩年職工家庭小片荒地百分之八十是職工本人耕種的。有的因耕地過多，已嚴重影響工業生產。據通化礦務局反映，在農忙時，井下工人工時利用率僅達四個半小時，今年春耕時期，因工人種地，出勤率一度由百分之八十五降到百分之七十五。工人說：「上班留點勁，下班好種地」，「星期五心長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擊，一幹幹到星期一」。

上述報告說，森林工業搞農副業生產最大的問題是與林爭地。據暉江市三個林業局統計，這幾年開荒種地佔用林地和採伐基地達五十一點九萬畝，佔三個局總面積的百分之十點三。許多生產隊和職工家屬為了生產糧食，不惜毀林開荒。景山林場職工家屬開荒的三百多畝的小片地中，屬於毀林開荒的佔百分之十三。開荒種糧也破壞水土保持，開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兩旁三十-五十米內的土地。職工開荒種糧與農民爭地的情況也比較普遍。

對城市居民來說，除了吃不飽以外，精簡下放是對不少家庭的另一種威脅。有些本來是來自農村因吃不飽是自願回鄉的，但相當多的家庭還是不願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城市。一九六一年五月到一九六二年六月，城市下鄉人口共一千八百萬人，減少職工一千七百萬人。城鄉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了二千萬人。當然，精簡下放的對象主要是一九五八年招工的農民。但是，城鎮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種種處分的，沒有固定工作的，也隨之下放到農村。一九六二年，流傳著一首民謠：「嫁軍官，怕打仗；嫁幹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個農民吃得胖」。當時中印邊界戰爭剛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軍人家屬的一種思想狀況。

三 靠國家糧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城鎮居民的口糧按人口定量供應。進入大飢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一壓再壓。一九六零年九月七日，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九月十日晚，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李先念在這個會議上講話（註五）說：「一點三億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銷售了五百九十億斤糧食。今年七月北戴河會議上經各省要求確定今年銷售六百二十億斤，為此總理作了檢討。現在看來只能銷售五百四十億斤。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壓低口糧標準。在上年度全國平均每人二十九點五斤標準的基礎上，再壓二斤。毛主席講：為什麼不壓三斤？為什麼不壓四斤？如果按全國平均二十九點五斤，再壓三斤也對，再壓四斤也對。當然，主席講的是問題的精神。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十個月算，就可以節約十五點六億斤糧食。」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糧食形勢開始好轉，城市居民糧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還是很低，詳見表十四•三。

【資料來源】同表十四•二。

在今天看來，三十斤左右的糧食，應當是夠吃的。但在當年，每人每月二 兩油，一年吃不到兩次肉，沒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這點糧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熱量來源。表十四•二中的數據是糧食部公布的，實際上，各地為了「留有餘地」，都相應地減少了糧食定量。例如鞍山鋼鐵公司輕體力勞動的定量只有二十七點五斤。（註六）

在定量中供應的相當一部分是紅薯。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百分之十，四斤薯折一斤糧。其它地方搭配紅薯比例更大一些。進入大飢荒時期以後，紅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礦企業由於糧食很緊張，工人鬧糧事件時有出現。一九六零年五六月份以來，遼寧省的工業生產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為鬧糧問題。遼寧省委工業部十月二十四日《關於在職工中迅速開展一次糧食問題的思想教育運動的報告》（註七）中反映：「鬧糧原因有三：一是人們心理緊張，二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影響，三是五類分子趁機造謠生事。解決糧食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政治挂帥，以增產節約為目的，對糧食問題進行正面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凡是採用這一辦法的，糧食問題都解決了。錦州市四零一廠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職工鬧糧或同情鬧糧，經過教育辯論后，反而壓縮了九千余斤定量，沒有一個人再喊糧不夠吃。」遼寧鬧糧，到底怎麼鬧，鬧到什麼程度，報告沒有提及。但報告中提供了一個信息：鬧糧是靠政治壓力平息的。把鬧糧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歸結為「五類分子的造謠生事，大辯論，說鬧糧是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在這樣政治高壓下，誰敢再鬧？工人鬧來鬧去，不僅糧食沒有增加，反而定量減少了，看你還鬧不鬧！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錦州的經驗很好，可以在工礦企業中推行。機關、學校、部隊也可推行。請各組同志討論一下。」（註八）

四零一廠的鬧糧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長周揚說：「一方面對廣大職工進行了正面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對少數鬧得特別厲害的人在小組會上進行了辯論，逮捕了三個進行政治破壞活動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強了食堂工作，解決了貪污、浪費和用糧無計劃等問題。」看來，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懾力量。毛澤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廣，但要解決一些實際上的問題」。（註九）

在鞍山鋼鐵公司，由於社會上的「鬧糧風」對職工家屬影響很大。據分析，在鬧糧中，能夠頂得住的約佔職工家屬的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在鬧糧中表現動搖、情緒不正常的占職工家屬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六十五；在鬧糧中鬧得最凶的佔百分之十左右。鬧得凶的家屬故意刁難職工，回家只叫喝稀粥，罵他們是「熊包」，甚至不給飯吃。挑唆鼓勵職工到工廠去鬧糧。有的說，「共產黨好，肚子吃不飽」，「人民公社好，把人餓跑了」，「生產大躍進，啥也沒有了」，「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為此，鞍山市在職工當中開展了「以糧食為中心的思想教育運動」。其主要內容是發動出身貧苦的「憶苦思甜」：「看看舊社會窮人的下場。在舊社會哪個窮人一個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時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為辯論對象。如第二鍊鋼廠鑄錠車間工人祝守義的老婆何秀英，偽滿時期是一個雜貨店老闆的女兒，在鬧糧中她編了一首打油詩：「二十七斤半，餓得冒虛汗，上樓腿打顫，有錢也完蛋」。鑄工車間就組織全體家屬對她「辯論」，她不得不認錯。（註十）這種辯論會實際上是批判會，鬥爭會。

由於營養不足，城鎮居民浮腫問題也相當嚴重。城市的幼兒也嚴重的營養不良。一九六二年六月，成都市在機關、廠礦、街道的九個託兒所所中檢查了五百七十二個幼兒，缺乏營養的佔百分之十八點八，患佝僂病的佔百分之五。重慶比成都更為嚴重，託兒所的患病率達百分之九點四，街道幼兒園的幼兒發病率達百分之四十，有的已雙目失明，死亡率也高。（註十一）

城市裡餓死的人很少，但由於營養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該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用《中國人口》所提供的數據計算，在大飢荒幾年間，京津滬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總共不到九萬人，而少出生人口總共為二十八點五七萬人。（註十二）

註解：

[註一] 高智勇：《北京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載《炎黃春秋》二零零七年第八期。

[註二] 《中央轉發谷牧同志「關於迅速克服工人私自離廠現象和鞏固工人隊伍的意見」和賈步彬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一]三三八號。

[註三] 中共吉林省委：《關於廠礦企業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情況的報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

[註四] 中共吉林省委：《關於礦工家屬參加自給性農副業生產的調查報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吉林省檔案館，一九五九年，全宗一，案卷一百。

[註五] 李先念同志九月十日晚在中央召開的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註六] 中共鞍山市委：《關於在職工家屬中進行以糧食為中心的教育運動和安排好群眾生活的情況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吉林省檔案館，一九六一年，全宗一，案卷二三三。

[註七]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宣教動態》第一一三期，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八] 《印發「在糧食問題上進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一文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四零二頁。

[註九] 《關於推廣錦州四零一廠解決職工鬧糧問題經驗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四一九頁。

[註十] 中共鞍山市委：《關於在職工家屬中進行以糧食為中心的教育運動和安排好群眾生活的情況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吉林省檔案館，一九六一年，全宗一，案卷二三三。

[註十一] 四川省衛生廳：《疾病情況》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省委辦公廳收文號一四七，四川省檔案館，辦公廳，案卷號：二九六三。

[註十二] 見本書「大飢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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