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五十三）

【新唐人2014年1月2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飢荒輕重不同的原因

為什麼在高度集中的國度里嚴格執行著統一政策下，各地會出現輕重不同的差別？

李若建認為，飢荒輕重不同與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有一定的關係。內陸省份的飢荒重於沿海省份，山區的飢荒重於平原。（註十四）

曹樹基認為，近百年來各地遭受的飢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區經歷過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則否。因此，關於飢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間記憶。他認為，民間飢荒記憶強的地方，對新的飢荒的抵抗能力就強。江西在太平天國時死人最多，山西、陝西近百年內曾出現過大飢荒。在這樣的省份，人們對糧食的重視，遠遠超過未經過飢荒地區，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來自上級政府的高壓。政府對於民間糧食的徵集是有限的。所以，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飢荒時死人就少。

我認為，李若建、曹樹基兩位學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視。不過，我認為下面兩個原因對造成地區死亡率的差別起著重要作用：

哪裡的地方的官員對毛澤東的向心力越強，哪個地方的飢荒就越重

飢荒程度的輕重主要是以各省對毛澤東的政治向心力強弱不同而異。總的來說，各省的省委書記對北京，特別是對毛澤東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離心力的幹部早被視為異端而受打擊。沒政治向心力的幹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強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強的省份，飢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較弱的省份，飢荒程度就相對輕一些。通俗地說，在「大躍進」中緊跟毛澤東、並且「創造性地發揮」的省委書記，這個省的災情就重。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強的省委書記，認為這些政策從根本上不符合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有的在執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執行。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果然批評一九五九年春的讓步政策，說明這些向心力強的省委書記和毛澤東心有靈犀，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政治向心力和毛澤東距離、與官員的地位高低有關，但這些不是決定性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是這位官員的政治態度和毛澤東的親合程度。和毛澤東的政治態度親合力強的幹部，不管他在哪一偏遠地區，不管他是省級還是縣級，都會加重當地的飢荒程度。他們雖然遠離北京，雖然只是縣級幹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報》，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聽到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傳達。所以，在省委書記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強的省份，全省總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轄的省份下面也可能發生影響全國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壽陽事件，寧夏的中寧事件，廣東的羅定事件等。

對多數省份來說，都是執行中共中央關於「三面紅旗」的路線和政策，但沒有什麼創造性的發揮，災情就處於中等或較輕的狀態。就一九六零年死亡率而言，山西千分之十四點二，陝西千分之十二點三，河北千分之十五點八四，江西千分之十六點零九，吉林千分之十點一，黑龍江千分之十點五，遼寧千分之十一點五，江蘇千分之十八點四一，浙江千分之十一點八八，廣東千分之十五點一二，福建千分之十五點三四。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過千分之二十。東北三省災情較輕，不僅與省委書記的態度有關，也與這裏的自然條件有一定的關係，這裏歷來是中國的糧倉。

飢荒最輕的應當是比較邊遠的民族自治區，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千分之十五點六七（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七年死亡率均為千分之十四以上)、內蒙古自治區（千分之九點四）和西藏自治區。同屬自治區，但廣西壯族自治區（千分之二十九點四六）和民族自治縣較多的雲南省（千分之二十六點二六）的災情重於前三個自治區。因為後兩個自治區的領導幹部主要是漢族幹部，政治向心力強於前三者。

對毛澤東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態度的親合力以外，還有由幹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對形勢跟得緊的幹部提拔得快，不緊跟形勢，不僅得不到提拔，還有政治風險。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在當時形勢下，他們的行為可以分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確的規定、地方官員是非做不可的。如，糧食徵購指標必須完成，人民公社必須建立，必須大鍊鋼鐵和興修水利等。但是，對這些必須做的事，也有執行程度的不同。如徵購指標可以同中央糧食部門討價還價，也可以不顧農民死活儘可能多上交；興修水利和大鍊鋼鐵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顧條件地勞民傷財。在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彈性。地方官員可以激進些，也可以保守一些。顯然，激進還是保守，對地方官員的仕途是有影響的。

其二，有的事雖然中央沒有明確規定，但在當時的強大政治壓力和輿論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風險的，多數官員隨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發展工農業和各項事業，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員是有決定權的。由於速度定得過低有右傾危險，所以多數官員寧可選擇高速度；又如大辦公共食堂，開始中央強調社員自願參加，但中央向全國發布統計，報道各省在食堂吃飯的社員佔全體社員的比例，為了不落後其它省，就只好剝奪社員「自願」的權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沒有要求這樣做，但社會上有一股風，報刊不停地造勢。社會上的風可以不跟，報刊上的話也不一定非聽不可。但是，跟風可以得到先進，不跟風可能被說成落後。如高產放衛星，農民在食堂吃飯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規模大小等。

其四，在對飢荒的反應方面，地方官員也有不同的態度。當糧食已經嚴重不足時，是不顧農民死活繼續完成徵購任務、還是要求中央減少徵購指標？災難出現以後，是縮小或隱瞞災情，還是如實上報、爭取中央幫助？當發現食堂給農民帶來災難時，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實際上給農民以生火做飯的權利，還是堅持辦食堂？農民在死亡的邊緣時，敢不敢開倉放糧救濟災民? 對農民自發的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自救措施，是堅決反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是支持？這一切，是依地方官員政治態度而異，依地方官員素質高低而異，也是對地方官員人性和良知的考驗。只有那些和毛澤東向心力最強的地方官員，才會不顧人性和良知。

山東省昌樂縣縣委書記王永成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山東省是餓死人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擔任縣委書記的山東省昌樂縣卻沒有餓死人。

一九五九年，山東省昌濰地委把青州、壽光、昌樂三縣定為「落後縣」，並派出三個工作組分別去「改造落後」，時任地委宣傳部長的王永成被派到昌樂。

王永成到昌樂后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這時的食堂里已沒有多少可吃的東西；他到農民家裡去訪問，農民家裡也沒有糧食。王永成意識到，這是個天大的事情，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保住農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顧個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個人「進步升遷」等具體利益，不顧一切地要確保全縣十萬戶家庭的安全和四十萬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顧當時接連而至的政治運動，沒有顧及正在進行的「反右傾」鬥爭，也沒有效法派往鬃縣「改造落後」所搞的「扒兩張皮」（逼富裕中農賣糧——認為富裕中農有糧食）等做法，而是呼籲上級儘快調來救命糧，解決百姓的燃眉之急與此同時，王永成在縣裡提出「千方百計」救災渡荒的要求：對那些絕糧的村子，號召群眾千方百計自救渡荒；對那些沒有自救條件的群眾，凡是有親友可投的都允許他們去投奔親友以爭得一線生路；實在沒有親友可投的，那就採取「破產渡荒」的斷然措施：變賣傢具物品，換回糧食，以保住生命為原則。

接著，王永成帶領群眾「生產自救」。糧食生產周期長，解決近期吃糧有困難。調來的少許糧食僅能解決部分絕糧村的急需，來年夏荒是個大難題。於是，他們號召群眾種紅薯。紅薯是高產作物，產量高、生長快。那年的紅薯真作美，為全縣農民救災渡荒發揮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麥長得很不好，預料來年產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樂的南瓜產量高、熟的早。於是，他們就號召群眾種南瓜。也真巧，這一年又來了一個南瓜大豐收。那年全縣麥子收下來留足種子后，平均每人只有十八斤，老百姓生活就靠這些南瓜了，於是老百姓把這些南瓜稱為「保命瓜」。

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他們划少小隊的戶數。上邊要求每個小隊最少二十戶的情況下，他們做到了全縣平均每個小隊二十戶。由於上邊反對「包產到戶」的作法，他們就採取默認的態度。上邊規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比例進行安排，他們就按百分之七這個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溝邊、路沿、山腳等處可以由農民種些農作物，鼓勵農民種好管好「十邊地」，以補充口糧的不足。（註十五）

哪個地方糧食徵購多、返銷少，哪個地方的飢荒就重

一九六二年八月糧食部計劃司的統計表，記錄了大飢荒年代各省的糧食產量（表十三•二）、徵購數（表十三•三）和銷售數（表十三•四），利用這個資料，再利用《中國人口》一書中各省人口數字，可以計算出各省人均擁有糧食數。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資料來源】同表十三•二。

【資料來源】同表十三•二。

農民生產出糧食以後，除了上交農業稅（徵收糧食）以外，農民留足了口糧、種子和飼料以後就是餘糧。統購統銷以後，國家規定，餘糧必須全部賣給國家（即收購）。徵收和收購兩項加在一起，稱為「徵購」。但實際上，收購的不是農民的餘糧，而是按國家的需要分攤到各省。把農民的口糧、種子和飼料也當作「餘糧」收購了。最後還不得不返銷給農民一部分。

國家每年通過徵購把糧食集中到國庫，再從國庫向外銷售。從糧食部的角度看，前者為收入，後者為支出，收入減支出就是庫存。從各省的角度來看，徵購是支出，銷售是收入，產量減去徵購加上銷售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糧食。

我們用表十三•二、表十三•三和表十三•四中的數據，計算出各省可以支配的糧食。為了使于省際比較，我們再算出各省人均可支配的糧食。

計算有兩點說明：其一，《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原糧，徵購和銷售是貿易糧，為了便於比較，將原糧數換算成貿易糧（原糧數除以一點一五即是）。其二，此表中的（產量－徵購＋銷售），即為當年某省的糧食凈擁有數。但是，《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生產年度（當年一月-十二月），徵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當年七月一日到次年六月三十日）。例如，一九五八年安徽省糧食是量一百八十四點零零（原糧），是當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糧食年度，所對應的產量是一九五八年的秋收與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計算出來的某省各年糧食凈擁有量是一個近似數。差別是，計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於夏收在總產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誤差不是很大。

表十三•五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后三項扣除凈擁有的百分之三十為口糧。這個人均口糧是全省城鄉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剋扣，農民吃到口裡就更少了。不過，雖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很多地方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資料來源】表十三•二、表十三•三、表十三•四和《中國人口》一書各省人口數據計算。

我將表十三•五中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糧食年度和一九六零-一九六一糧食年度，人均擁有糧食四百二十斤以下（即人均口糧大約二百九十四斤以下）用黑體字標了出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由於有了自留地、小開荒和部分地區包產到戶，國家掌握的糧食數字可能低於農民實際擁有糧食數字，所以不作為依據）。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連續兩年人均擁有糧食四百二十斤以下省份是：
河北省（四百點六斤；三百六十九點一三斤）、
山西省（四百一十五點三四斤；三百七十九點九三斤）、
江蘇省（四百零六點四一斤；三百七十七點三四斤）、
安徽省（三百五十二點三七斤；四百一十四點二一斤）、
山東省（三百七十八點四五斤；三百六十六點二二斤）、
河南省（三百九十一點一八斤；三百六十三點六九斤）、
四川省（四百一十三點零五斤；三百九十六點八四斤）、
貴州省（三百八十六點零零斤；三百七十五點七二斤）、
甘肅省（三百九十一點四六斤；三百三十四點三一斤）、
青海省（三百六十點四零斤；三百四十二點二五斤）。

從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那些飢荒比較嚴重的省份和人均擁有糧食四百二十斤以下的省份絕大部分是重疊的，如安徽省、山東省、河南省、四川省、貴州省、甘肅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另外還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僅一九六零年人均擁有糧食低於四百二十斤，飢荒也較嚴重，但比上述十個省輕一些。飢荒嚴重程度與人均擁有糧食數也有不重疊的情況。如江蘇、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擁有糧食也很低，當然也有飢荒，但其嚴重程度遠不如前面幾個省。這說明，人均擁有糧食是造成飢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許農民靠自己尋找食品，即對自留地、三邊地的放寬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過度超過農民的體力支出；是堅持辦公共食堂還是允許農民回家做飯等。這些都與對毛澤東的向心力的強弱相關。

註解：

[註十四] 李若建：《大躍進後人口損失的若干問題》，載《中國人口科學》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註十五] 馬鍾岳：《大飢荒中的縣委書記王永成》，載《炎黃春秋》二零零六年第三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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