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7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第八章 人口.就業與犯罪
七、「杜潤瓊事件」在人口問題上敲響的警鐘
人口問題帶給中國的負面影響已不容忽視，這方面已有發生於1996年初的「杜潤瓊事件」給中國人敲響警鐘。
1996年1月，廣東高要市金利鎮要西村村婦杜潤瓊連續投毒殺人的特大刑事犯罪案件披露以後，大多數人都覺得杜以一個普通村婦的身份，竟想整肅社會十分荒謬可笑，而筆者卻從杜潤瓊殺人所持的理由－－社會問題叢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看到了這一事件所蘊含的社會意義：人口問題必將成為社會危機的潛伏點。多年以前在寫《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時，筆者己預感到會有這種局面的出現，只是它比我預想的來得更快，且萬萬想不到的是，竟然由一個農婦用投毒殺人這種匪夷所思的非人道方式，來執行這種荒謬的「人口自然抑制」。
《嶺南文化時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杜潤瓊臨刑前的妄語」的採訪，詳細記載了這位普通農婦那邏輯清晰、「理論」充份，顯得很有「道義感」的臨終自白。由於這實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社會學研究資料，筆者將其中主要部份錄之於下：
記者：你為什麼對社會現狀不滿？
杜：生活不由自己去想。現在社會上許多不正當的東西，都是因為人太多造成。社會治安不好，偷搶殺，民工沒活干。毛澤東時代到哪個城市鋪頭都是食店，現在到處都是「雞店」（妓院）。毛澤東時代城市很少偷搶殺，現在經常看到。把毛澤東時代與社會現狀對比，覺得現在時代不正確。……社會不正當的，我們需要搞一搞，對吧。
記者：一個人可以通過許多正當的途徑去關心社會，不需要投毒殺人啊！
杜：嗨，將別人放毒殺害是不對的，但用放毒方法一路去殺，人口就平衡了，自己認為怎樣公道就怎樣為自己做。
記者：你是否認為現在社會不公平而造成你的生活比別人差？
杜：為國家著想。樣樣自己有份才去想，那怎麼行？……我自己屬於窮的生活，我為大家著想。……我看大局顧大局。
……
記者：你認為文革時期農民比今天富裕嗎？
杜：富就不富裕，但能長久平衡。
……
記者：你平時總笑著摸小孩的頭，到時又讓他們吃毒藥，這樣很殘忍呀。
杜：為搞國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
……
記者：你懂宗教嗎？道教、佛教是怎麼回事，你懂嗎？
杜：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槍，殺人應是這種方式。為辦好國家，要用這方法。
記者：你在村裡被人稱「律師」？
杜：平時在村裡我和個個人都談得來，所以人人都說我好，為國家做事一定要和群眾搞好關係，「啟民」很重要的。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後要變成惡，才搞得成事，樣樣都隨人，怎麼搞得成？
記者：你的這些思想是不是別人灌輸給你的？
杜：我讀過三年級，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辦事自己應該的。
記者：你怎麼評價自己的行為？
杜：社會人多亂，我用投毒治療方法做，為國家大部份，不是為別人說自己「叻」（厲害之意）。
－－杜潤瓊並非沒有自己思想的普通農婦，她對社會有自己的看法。這段話表明她有幾個「情結」：
一是毛澤東時代情結；二是她意識到現在的社會有諸多問題；三是她感到人口壓力太大。她是廣東人，這個地方每年的「民工潮」帶來的諸多問題使她有這種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她自己的兒子高中畢業沒能就業，更使她對人口壓力感到可怕。她有思想但又不深刻，且兼認識有誤，於是便陷入了一種危險的信念之中。在她做著這些滅絕人性的事情所持的那種自以為正當的信念當中，可以看到社會公共價值觀念己被扭曲到了何種可怕的程度。
杜潤瓊事件所發出的危險信號應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惕。
筆者認為，通過這一事件，社會應該充份注意到這一問題，即對改革究竟應該怎樣看？這方面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清醒認識的，沒有人會懷念反右、文革那種被剝奪精神生活，10億人民一個大腦，赤裸裸地鼓勵虛偽和無恥的時代。更何況所謂「腐敗問題」「人口問題」等許多弊端並非改革所帶來的，它有著深刻的體制根源和歷史根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從開始的那一天就註定了中國的歷史命運。這一點當然不是杜潤瓊這類農婦所能認識到的。她是一個40來歲的中國農婦，所經歷的無非是「文革」和「改革」兩個時代，在其成長階段所吸取的精神營養都來自於「文革」時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育，這從她在法庭上說的「殺得屍骨成堆，繼續前進」那種文革式政治語言，以及她認為為了自己認可的「崇高」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去「辦好國家」的信念中可以得到證實－－因為這正是「文革」那種血腥的政治理想所培養出來的信念。杜的生存能力在平均主義盛行的年代里沒有受到挑戰，而在社會轉軌期卻因其生活狀態受到懷疑。她個人自視甚高，卻沒能「發」起來，她對改革后的局勢判斷與其生存狀態有關。個人願望受挫后的失落，一旦與對時代的錯誤判斷結合起來，就演化成對社會的慘厲報復。這種心態在中國有深厚的歷史土壤，從水滸英雄自以為「替天行道」就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到杜潤瓊自以為「為辦好國家」就可以用毒死別人的方法來控制人口，這兩種思想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似乎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在珍視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與珍視別人的生命與生活這兩者之間，始終沒有建立一種因果鏈。
經過這樣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使公眾更明白一點：社會改革選擇從上到下有序進行的方式，是中國社會唯一可以避免大的社會震蕩進行社會轉型的機會。對於社會來說，「流氓無產者意識」或曰「暴民意識」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敵。這幾年思想界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總結得已經很有水平，可惜這隻是思想界一部份人的認識。據筆者所知，有部份人居然還在設想通過「紅衛兵運動」來達到「均貧富」的目的，我不敢設想有那樣的事情出現，但我肯定那樣做的結果，只是使中國陷入無邊的苦難之中。
八、人口問題：古老的祭壇
但是將眼光放長一點，就會認識到人口問題確實是中國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在杜潤瓊的法庭辨護詞中，她一再聲稱自己殺人是「為國家，為人民」，是因為這個國家「不正當」，到處充斥著腐敗與犯罪，而罪惡的總根源則是人口太多，常規方式無法控制，她需以殺人方式控制人口，以便活著的人能夠過好生活。這種辨護的危險性在於其似是而非，很容易誘使素質低下的人相信並跟隨。說這種信念錯誤，是因為在人類社會，任何人都不擁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說它「似是」，是因為中國人口確實太多，很多問題都是由此而產生。
在《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中，筆者談的主要是歷史，但其針對的卻是現實，是成書時的中國現實和歷史的對話。自寫完那部書以後，我很少再談中國人口問題。這倒也不完全是因為我個人興趣轉換到「國情研究」所致。而是因為我覺得人口問題對中國社會現在及未來的惡劣影響己無須討論，除了那些渾渾噩噩、毫無社會責任感的人們之外，控制人口增長的緊迫性應己達成朝野共識。
但是，不談論並不等於不再關注這個問題。事實上我一直在觀察中國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消化天文數字般的過剩勞動力，以及作為生育主體的農村人口的總體生育行為。因為我總有種預感：只要中華民族的大多數人不改變落後陳腐的生育習慣，我們最後必將受到大自然非常慘厲的報復。在人口問題這個古老的祭壇上面，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安定，以及文明和進步的積累，總是作為祭品擺在那裡。
人口壓力造成的環境污染已不容忽視。在保護環境的長遠利益和快速脫貧二者之間，不少農村選擇了後者，對環境開始了掠奪性的使用。以淮河流域為例，該河流全長1,000公里，流域面積270,000平方公里，流經河南、安徽、山東、江蘇四省。兩岸農村為了發展經濟，開辦了不少用石灰法、礆法和亞銨法製漿等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小型造紙廠。就是這條河流，每年要接納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23億噸，按國家地面水環境標準，干支流總長約3,000公里的河段，已喪失使用功能。環保專家警告，如再不採取果斷措施，5年以後，這條河將不再有任何用處。淮河兒女們終於受到了自己短視所造成的懲罰：從1995年9月份以來，由於降水稀少，大量工業廢水滯留于淮河，飽受污染的淮河水質迅速惡化，居住在淮河流域兩岸的人飲用水發生嚴重困難。在一些鄉鎮造紙廠的周圍，農田顆粒無收。數百公里的潁河，早已變成黑水河，兩岸的農村耕牛大量死亡，不少人被硫化氫臭氣熏瞎了眼睛，還有不少人患胃潰瘍致死。（註53）貴州西部地區為了脫貧，用最原始的土法煉礦，從赫章到威寧的76公里的路上，就有6,000多個煉鉛鋅的爐子，直接威脅到不遠的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土法煉焦、煉硫的結果是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煉爐四周一片赤黃，基岩裸露，土都隨著雨水流走，只剩下慘白的石頭和腐爛的樹根，象原子彈爆炸后的遺迹。另一個結果是產生了大量的有毒氣體，周圍的農民大都患上了呼吸道疾病。（註54）這種以污染環境、毀棄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為代價「脫貧」的事，不獨在貴州發生，全國各地都有。據統計，由於大氣污染，農村地區居民死亡的首位原因是呼吸道疾病，1995年的死亡率為169.38/10萬人,占死亡總數的26.38％；農村惡性腫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101.00/10萬人上升到1995年的111.43/10萬人，占死亡總數的比例上升到17.25％，成為農村居民第二位的死因。（註55）就這樣，農民生育過多使自己陷入了這樣一個經濟「怪圈」：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為了快速「脫貧」又對環境掠奪性使用，最後使自己喪失基本生存條件。
中國的生態污染絕不止上述幾個事例，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對中國的生態污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佔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到GDP的15%。（註56）
中國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曾公開說，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註57）
在中國目前這種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現代經濟部門對剩餘勞動力的吸納非常有限，鄉鎮企業在這方面己盡了最大努力。從下列數據可以窺測到這方面工作的艱巨性：中國現有農村勞動力4.2億，預計90年代中後期農村勞動力年平均增長2.07％，每年新增勞動力達920萬；如果按1993年的基數計算，到20世紀末，農村勞動力將達到51,081.6萬，到2010年預計會達到62,696.7萬－－這還不包括那些漏統部份，即生活在城市邊緣、數量龐大的「超生游擊隊」每年生育出來的人口。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存在己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人數並不因經濟的擴張而有所減少。有數據為證：從80年代改革之初到現在，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從1.3億增至現在的1.6億，生產能力的擴張遠遠趕不上人口規模的擴張，農村低素質剩餘勞動力幾乎呈無限供給趨勢。天文數字般的龐大人口不管怎樣，都必將成為社會危機的潛伏點。
目前中國人口問題的障礙點是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因為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絕大多數城市人口有相當大的約束力，而且己有不少城市人己意識到生育問題和生活質量的密切關係。但在廣大農村，多生多育的古老生育文化還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尤其是近年來各地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更是使中國那種 「多生多育」的傳統生育文化得到了「實踐」意義上的支持：家庭在家族中的地位依賴於家中男人多，家族在農村中的社會地位更是首先由人口數量（主要是男人數量）來決定。在這種社會背景涵蓋下，即便是家中一貧如洗的農民，其生育積極性也決不比富裕家庭遜色。中國人口的總規模就在這種毫無理智的生育慣性下繼續擴大。那些體現人類關懷弱者精神的「希望工程」，其救助對象絕大多數都生長於貧窮而多育的農村家庭。這些家庭陷在 「越窮越生，越生越窮」那種自封閉生育怪圈裡，壓根兒不用考慮生育行為的社會後果和後代的教育費用－－他們計算「生育成本」非常簡單：有口飯吃就行。但社會出於人道主義，又必須救助這些家庭，使他們的後代享有人的基本權利，接受起碼限度的教育。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直到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人類一切有關人口和資源的憂慮，以及有關人口危機的種種討論，離他們顯得非常遙遠。控制人口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政府的口號和知識分子的大驚小怪罷了。由於農村基層幹部將計劃生育作為罰款的手段，所以農民對中國政府最直接的抱怨之一是計劃生育。
應對過剩人口的所有對策都不是根本性的治本之策，只能說是聊勝於無的補救措施。如將農村城鎮化和工業化作為安置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渠道；注重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等等。說這些措施聊勝於無，是因為這些措施展拓餘地都己不大。比如城鎮化和工業化，在高潮時期都還趕不上新增人口的需要，更遑論今後平緩發展時期。
枯燥的數字所顯示出來的問題，遠遠不如實際情況那般觸目驚心。誰都知道，目前中國勞動者地位低下，其根源就在於勞動力市場的極度傾斜。在勞動者絕對供過於求的今天，即便是《勞動法》的頒布，也無法從根本上改善勞動者的處境。更可怕的是如前文所述，不少盲目流入大城市而又無法在這些城市裡找到棲身之地的盲流，常常鋌而走險，結成一個個以偷盜、搶劫、賣淫、拐賣人口、逼良為娼、販運毒品的次生社會集團。這些集團無所不為，無惡不作，成為威脅城市安全的毒瘤。各大中城市的外來人口聚集地，往往是各種犯罪行為的集中發生地。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和他們的後代，附生在城市邊緣，他們和現代文明雖然只有一步之隔，但可能永遠也無法跨越這一步，進入現代文明。他們不能為現代文明創造多少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但他們的墮落，卻還要社會為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必須再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和其它任何危機相比，人口危機才是人類社會一種深刻的內生危機，即令中國沒有通脹、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等所有令人頭痛的問題，僅僅是解決天文數字般人口的生存，社會也得殫精竭慮，窮於應付。我甚至不敢想象，這樣一個充滿流民的社會，一旦失去強有力的社會管理，會陷入一種怎樣可怕的暴戾之中？這個充滿了流氓無產者意識的杜潤瓊，由於能量還不夠大, 其「理論體系」構築也不完備，故此死在她毒藥下的冤魂還只有18個，倘若她能提高自己的檔次，再利用「巫術」之類去「啟民」，向一班流氓無產者灌輸「為辦好國家」的人擁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的「文革式」信念，這個社會將會怎樣？其情景之可怖，己有被杜潤瓊毒殺的18條生命和中毒的160多人，及數千被毒死的牲畜擺在面前，實在令人不敢想象再有這樣的場面出現。
借用當年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說的那名著名的話：「雖然人類制度似乎是人類許多不幸的明顯的突出的原因，其實，這些制度與自然法則（即人口增殖）所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罪惡原因相比，只是輕微而且浮飄的東西。」如今中國雖已到了這種人滿為患的地步，卻也不能因此就賤視人的生命。在人口和環境這個方程中，中國更不能期望單靠技術上的解決方法使自己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還必須依賴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杜潤瓊事件的啟示是：所謂道德教育再也不能依靠單純高唱「利他主義」高調，或者簡單的遵紀守法，應當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社會良知已經是中國社會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除此之外，中國已沒有別的防線可守。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道防線還必須與強有力的正義制度相結合，也就是說中國必須建立一個能夠降低社會不滿情緒、能夠體現人類公平正義原則的社會制度，否則前景堪虞。
對中國來說，當前和今後全部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只是民族的生存，而是要避免讓中國人在毫無價值的狀態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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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3：《法制日報》1996年4月22日，《南方周末》1996年4月12日。
註54：《南方周末》1996年8月23日：「脫貧的代價」。
註55：《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6月5日：「1995環境公告發布：污染從城市流向農村」。
註56：「中國生態的盛世危言 」，《南風窗》2005年2月（下）。
註57：「中國生態的盛世危言 」，《南風窗》2005年2月（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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