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陸良事件――「大躍進」中較早暴露的餓死人事件
陸良縣屬雲南省曲靖地區，位於省會昆明市東，距昆明不足二百公里。著名的石林風景區當時就屬陸良縣（現劃歸昆明市）。「陸良事件」以後，接任縣委書記的孔祥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向省委作了一次彙報。（註二十七）孔祥柱彙報時說：
從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就發生腫病，開始出現死亡。三月中旬蔓延到三十六個鄉。小春後有了吃的，腫病開始下降。小春收穫很快吃完，六月二十日腫病大量發生。七月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達一萬七千多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從二月到九月，全縣發病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九人次，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因腫病死亡五千二百零三人，占發病人數的百分之十五點六，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零四。
腫病的癥狀是：發病前疲倦無力，頭暈眼花，耳鳴夜盲，四肢發麻；繼則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隨後下肢浮腫，浮腫部分皮膚發亮，神經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蒼白；進而肚子發脹，並有腹水，腫脹及於手臉；多數病人開始腹瀉。這時病人心跳減少，血壓、基礎代謝及體溫都下降，身體消瘦，體重銳減，婦女月經停止，小孩哭不出聲；此時如不及時搶救，數日即死亡。
腫病大量發生，明明是飢餓所致，但地委還是責成衛生部門去了解發病原因。四月上旬，地委衛生局派醫生曹鍾朴和專區醫院院長到了腫病嚴重的西沖和獨木水庫工地，曹鍾朴認定腫病是過度營養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議。由於曹鍾朴一九五七年被划為「右派分子」，縣委否定了他的結論，還批評了專區醫院院長。他們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曹鍾朴的結論。黨政幹部和醫務人員的不同意見，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發生，因此對腫病原因長期得不出結論，延緩了救援。當然，即使縣裡聽取了曹鍾朴的意見，也沒有能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因為糧食掌握在上級手裡。直到七月份省里承認疾病和死亡是飢餓所致，才開始採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彙報中說，距縣城三公里的茶花鄉最為嚴重，腫病死亡九百四十三人，其它病死亡三百七十一人，共死亡一千三百一十四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九。距縣城三十五公里的大擠鄉共死亡七百五十九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召跨鄉死亡五百五十一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馬街鄉死亡九百六十五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零八。省委檢查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檢查陸良茶花鄉情況報告》中說，陸良縣茶花鄉原有二千五百一十三戶，因病、餓、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絕的有六十三戶，現有二千四百三十七戶。原有人口一萬一千二百零四人，現有人口九千七百二十四人。今年一-八月全鄉死亡一千六百一十人，占原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四點三七。其中被打死的四十七人，扣糧餓死的七十九人，無糧而餓死的四十三人，被迫自殺的四人，腫病死亡的六百三十九人，痢疾死亡的二百二十五人，因傷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二百六十七人。其它死亡三百零六人。死人當中貧農佔百分之六十一點八，中農佔百分之二十三點六，地主佔百分之六點六四，其它成份佔百分之三點六二。余家村共有五十八戶，死亡七十一人，其中當場打死或打而致死共十人。
一九五七年，陸良糧食不足，是農民鬧糧最凶的一個縣，縣委被迫放了一些糧食。事後省委把這次鬧糧當成「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的反撲」，認為縣委放糧是嚴重右傾。在一九五七年的四級幹部會上，省委嚴厲批評了陸良縣委，並撤換了縣委第一書記張志。一九五八年初腫病發生時，新任縣委第一書記陳盛年接受前任教訓，不敢說糧食不夠，眼看著農民餓死也不敢要糧，更不敢放糧救人。他還在六月十九日的電話會議上緊跟政治形勢說，農村有一股叫喊糧食的妖風。
陸良縣除去公糧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糧、種子、飼料三百七十九斤，死人最多的幾個鄉每人只有二百多斤。而勞動強度成倍增加。據醫務人員分析，一個農民在正常勞動情況下，每天需要熱量二千五百卡，勞動最緊張時需要三千卡到五千卡。過去農民每天勞動六七個小時，大躍進中，增加到十二個小時，有時達十六個小時。雲南省大米每斤含熱量只有一千七百卡。沒有油，沒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糧食幾乎是全部熱量的來源。也就是說，農民每天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不到一千卡，而熱量支出達三千卡到五千卡。這是造成腫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註二十八）
發病和死亡人數中，男多於女，老弱多於青壯。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佔三分之二。因為男人干重活勞動強度大，容易發病。而青壯年大多參加會戰隊，集體吃飯，優先得到糧食供應，抵抗力又強，所以發病較少，死亡較少。
省委農村工作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給省委的《陸良縣茶花鄉腫病死人情況調查》（註二十九）中說，茶花鄉現有二千四百三十四戶，九千五百一十人。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八月十六日止，發病四千零八十一人，佔全鄉原有人口一萬一千一百零四人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八，其中腫病二千九百四十六人。死亡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佔全鄉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四點三，占現有人口的百分之十六點七。較嚴重的第四社，共有二百七十三戶、一千零八十九人，死亡二百七十二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五。有的人患腫病後一瀉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腫反覆兩三次死亡，有的腫后皮膚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腫卻乾瘦而死。社員史正富沒有腫，十分瘦，在揀小白菜時倒地即死。三十歲的社員王德民因腫病插秧時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員史老秋腫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開始死人時還用棺材、木匣子裝好埋葬，後來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後來沒有人抬，用牛車拉，一牛車拉三四具屍體，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溝、房前、屋后隨便丟。縣委書記孔祥柱還看到一個塘里有九個死人，一條溝里有幾個。省委檢查組十一月二十日的報告（註三十）說，茶花鄉共有土地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七點一四畝，一九五七年產糧五百二十六點四七九六萬斤，一九五八年產糧三百八十一點零九九 萬斤，比上年減少了一百四十五點三七九九萬斤。減產百分之二十七點六一。一九五七年人均口糧三百三十六斤，還要扣除吃掉的羅卜（十斤蘿蔔折一斤糧）和已超前吃掉的國家供應指標，到一九五八年春天，農民能吃的口糧已經很少了。
省委書記處書記劉卓甫給省委的報告（註三十一）中說，曲靖專區從二月到八月二十日，累計發病人數為十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一人，死亡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三人。究竟死了多少還弄不清。陸良原統計三千零六十七人，后改為五千一百六十七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在病情嚴重時，個別母親吃小孩，父親賣兒女。由於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兒，僅瀘西五區就有孤兒一百五十多人。為什麼死人問題拖半年之久？劉卓甫認為，主要是幹部不敢提糧食問題，怕右傾，怕當右派。陸良、瀘西對反映糧食問題的幹部進行過鬥爭和處理。
死亡人數僅次於陸良的是瀘西縣。當時瀘西縣也屬曲靖地區（一九八五年劃歸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監委瀘西檢查組向省監委報告（註三十二）：一九五七年，瀘西縣上報糧食產量一萬零三百六十三萬斤，以十五萬人口計算，每人應有糧食六百斤以上。每人應分口糧四百斤以上。這是一個浮夸的數字。實際上每人只分得口糧二百四十五-三百斤。（可見浮夸風不是自一九五八年開始，這是在極權制度下，迎合上級、討好上級的必然現象。——本書作者注）部分群眾一九五八年二月間就沒有糧食吃，三月份開始發生浮腫病，五月份出現腫病死人。六月死人增多，七月死人最多。八月死人數開始降。據各公社上報數字，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共發生腫病三萬三千二百零三人，腫病死人五千一百二十三人，其它死亡三千二百九十五人，無病餓死三千三百三十六人，共計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人。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三四。全馬公社共死亡四千四百二十四人，佔全公社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中樞公社死亡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占公社總人口的百分之八。最嚴重的腳冊、山口管理區，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有的餓得沒辦法上吊自殺，有的帶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丟在山上，兩天後，小孩在山上餓死，大人在家裡餓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殺死本人投案。
路南、羅平、富源、師宗等縣也發生了嚴重的腫病和死人情況。省委檢查組提供的報告（註三十三）說，羅平全縣有二十二點八萬人口，據縣委統計，一月到八月二十七日共發生腫病八千八百四十七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八，死亡九百三十四人。其中圭山鄉一月到八月二十八日統計，腫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死亡四百四十三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二。「地委書記會議資料之二」（註三十四）中記載，富源縣三月到九月六日，發生腫病八千三百七十一人，死亡八百六十七人。曲靖縣一-九月共發病一萬二千零三十二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三六，死亡一九六五人，其中勞動力八百多人。馬龍縣三月到九月十日，共發病八千六百零八人，死亡一千七百八十四人。
農民除了飢餓而死以外，還因一些幹部違法亂紀而迫害致死。幹部們怕說自己右傾，寧左勿右，在執行上級任務時強迫命令，打罵農民。陸良縣茶花鄉有一百二十九名幹部打過人，佔全鄉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九。全鄉五十七個生產隊長，只有六個隊長沒打過人。二十個管理區的五十名幹部全都打過人。全鄉挨過打的農民有七百二十六人，其中貧農三百一十三人，中農二百六十四人，地主富農九十四人，打人時幹部打人並不講「階級路線」。二十管理區生產隊長邵安柱所在的生產隊，二百多名社員中只有五個人沒有挨過打。一些壞幹部把農民打成殘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糧把人餓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鄉打人最嚴重的十九名幹部（處理陸良事件時這十九人被捕）共打過五百三十六人。被他們當場打死二人，打傷后致死四十五人，一二天後死亡的八人，十五天後死亡的五人。打殘十六人，扣口糧而餓死的七十九人。打人的手段駭人聽聞。捆綁、吊打、用木頭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條、棍棒、扁擔、鋤頭、釘耙等。打人事件多發生在五六月份緊張的抗旱插秧期間。（註三十五）
瀘西縣全馬公社六百四十七個幹部中，打過人的幹部佔百分之四十以上。管理區幹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農民，經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四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四十九 人，打死二人，打殘六人，強姦婦女一人，逼奸二人。富源縣在春耕生產中，很多幹部任意吊打群眾，還規定不參加勞動的老人和小孩不給飯吃。這個縣的黃泥河鄉四個鄉幹部都吊打過人，社隊幹部有二十多人吊打過人，占社隊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九。被吊打的農民有九十八人，其中，致殘六人，病中被吊打死亡十人，吊打后死亡十一人，逼死二人，關死一人。貧農李小梅餓得偷吃了幾個洋芋和紅薯，被社主任李某等三人吊起來毒打四小時，成了殘廢不能勞動，將一歲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個小女孩因扳了一個包穀，竟被砍掉一個手指。鄉黨支部書記郭某每次開會都說「不打人的是右傾」。社員餓得不能出工，郭說：「沒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裡。中國有六億人，死幾個沒關係。」社員悲哀地說：「人的性命不如一隻小雞。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沒有人抬了。」曲靖縣除松韶、松林兩個鄉外，其它九個區都有鄉幹部吊打群眾、造成死亡、殘廢的情況。麥地社黨支部書記劉某親自打過十一人，打死三人。有一富農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劉用棍子毒打，當場打死在水車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飯去早了些，劉說：「你幹活不行，吃飯倒很積極。」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黨總支委員張某親自打了一百多人，一個農民偷吃了幾個洋芋，張用火油將這個農民的手指頭燒掉了一個。聯合社六十六個黨員打過人的有五十二個，其餘十四個沒打過人的有十個在水庫工地上。社主任周某親自打了三十一 人，死亡二人。（註三十六）
雲南省的問題如此嚴重，中共雲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寫報告。七月二十七日的報告（註三十七）中說：「據了解，現在八個專區（州）五十多個縣發生此病，患者共計十一萬多人，已死亡二萬多人。而又集中在瀘西、陸良、馬龍、曲靖幾個縣，發病共八 萬多人，死亡一萬多人。僅瀘西就發病一萬多人，死亡三千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三七。……另外， 麗江、大理還有痢疾發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數百人。」這個報告還不敢講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雲南省委十一月十八日向中央的《關於腫病死人的檢查報告》（註三十八）稱，到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計發病三十三萬八千多人，死亡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人。以曲靖為最嚴重，共死一萬九千零七十二人。而曲靖地區最為嚴重的是陸良、滬西、曲靖等縣。陸良共死亡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占曲靖地區死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點六。
當時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是謝富治，他原來還兼任昆明軍區司令員。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秦績偉將軍接替昆明軍區司令員的職務，謝富治專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對於各地大量發生腫病死人的情況，謝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鄰省廣西餓死的人數比雲南這次餓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被撤職。現在自己面臨的情況很嚴峻，他現在只有一個選擇：主動承認錯誤，求得中央寬大。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他以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彙報了雲南發生的情況並作了深刻的檢查，並重點彙報了省委所做的善後工作及其效果。隨同這個報告，謝富治還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和中央寫了一份檢討：
主席並中央：雲南省腫病死人問題，在省委常委會上，大家都開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檢討，已另有報告送上。在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於我個人缺乏完整的群眾觀點，存在片面思想，把領導生產與關心群眾生活對立起來，把保護幹部積極性與糾正錯誤傾向對立起來，在這一問題上表現了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在腫病的發展過程中，我雖然聽到一些零碎的情況，但長期未作認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以致措施無力，造成這一不可挽救的損失。因此，省委所負的責任，主要決定於我個人；應得處分，也應由我負責。
這封信中最後一句話，是謝富治專門寫了一個條子讓省委秘書長梁治加上去的。這個用紅鉛筆寫的條子至今還保存在雲南省檔案館里。也許是他這種敢於承擔責任的態度得到了毛澤東的寬恕。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以《一個教訓》為題，對雲南省委的報告作了長篇批示：
這是一篇有益的報告，是雲南省委寫的，見《宣教動態》一百四十五期。雲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雲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於教育幹部（主要是縣級，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不善於分析情況，不善於及時用鼻子嗅出幹部中群眾中關於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註三十九）
謝富治不僅順利過關，還官運亨通。一九五九年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以後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人物。謝富治走後，閻紅彥接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毛澤東喜歡重用犯過錯誤、承認錯誤並向他表示忠心的幹部。這樣的幹部最聽話，最好控制。
事實上，雲南省委的檢查還是避重就輕。在雲南省所留的資料中，情況比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的要嚴重得多。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地委書記會上，與會者的發言可能更接近真實。十七日的發言者說，大理髮病二萬二千 多人，死亡三千多人。文山發病八千七百多人，死亡一千六百七十五人。紅河發病三萬六千七百人，死亡二千九百七十五人。彌勒發病二萬五千八百人，死亡八百六十七人。新興水庫工地打死二十多人，打殘五百多人，自殺七人。二十一日發言的馬繼孔說；「曲靖松林鄉事件死了幾萬人，沒有人敢反映，雲南日報記者的報道中只說這裏工效高，不說死人。」「 松林鄉事件還是鐵道部隊一個連隊反映的，死了幾萬人。」歐根發言說：「腫病大理特重，其次是麗江、德宏。據十一月上旬統計，大理髮病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人，死亡三千多人。現在還有一千零八十人在集中治療。麗江死亡九百四十八人，德宏一千多人。」發言中還談到各地組織「學好隊」（實際是勞改隊），大量捕人。劉卓甫發言說：「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五萬三千多人，比歷年都多。」（註四十）從這些發言中可以看出，腫病死人不僅限於曲靖一個專區，其它地區也很嚴重。還有一個死了幾萬人的松林鄉事件，沒有向中央提及。松林鄉事件只散見於檔案的隻言片語中，沒有看到全面的記述。毛澤東可能不知道更嚴重的情況，也許知道而故意裝糊塗。他手中有了這些更重要的情況而不拿出來，這對謝富治是更有威懾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謝富治，使謝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於他。
五 「免疫力」難抗反右傾
毛澤東在《一個教訓》中說：「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了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的確，在毛澤東這個批示以後，省委頭腦開始有所冷靜。毛澤東的批示下達以後，省委召開了地、市委書記會議，進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風。經過討論，省委提出了一些改進措施。十一月三十日，發布了《中共雲南省委、雲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群眾生活若干問題的決定（試行草案）》和《中共雲南省委關於保護個人生活資料所有權的通知》。在前一個文件中，提出了調整勞逸節奏，保證農民必要的休息；除了辦好公共食堂以外，每個社員家庭要有一套小鍋灶，以便社員熱飯、炒菜、取暖等。后一個文件宣布：「永遠保護社員個人原來的和分得的生活資料所有權。」私人存款不論數目多少，一律屬於私人所有，別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歸公有；允許私人培養豬和家禽；等。
一九五九年一月，又召開了省委第七次全體會議，對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標進行了調整，降低了鋼、鐵、銅、糧、棉的指標。除了繼續擴建昆明鋼鐵廠以外，各地興建的小高爐陸續下馬。「大戰鋼鐵銅」時抽調的農村勞動力，陸續回到農村。與此同時，省委果斷決定，邊疆地區停辦人民公社，一般不辦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辦成初級社和高級社；有不願入社的單幹戶，也應當允許；在一部分「直接過渡地區」，仍從互助組辦起。但提出邊疆在條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過渡。對內地的人民公社也進行了整頓，實行了三級所有、以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划小了公社規模，將原來的八百多個公社划為以前二百八十一個。公社實行「三包」（包工，包產量，包成本），小組和個人實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時、定質），使得管理混亂局面略有好轉。
所有這些調整，在指導思想上雖然沒有根本扭轉「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問題，部分調整后的指標仍然是難以實現的高指標，但是，這些調整措施還是起了一定的剎車作用，使共產風、浮夸風有所收斂。邊疆外逃的老百姓開始大批回歸。
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雲南，也捲入了反右傾的激流中，「大躍進」的勢頭又陡然升起。
九月中旬，在省級機關中開展了整風學習運動。從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列為重點批判或鬥爭對象的九百八十二人，占機關參加運動總人數一萬六千三百零四人的百分之六。有些運動進展較快、鬥爭更為深入的單位，列為重點批判或鬥爭對象的達到百分之八左右。在這些人當中，廳局長或相當於廳局級的幹部有十一人，占這一級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七點七；十七級以上的科處級幹部有二百二十二人，占這一級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點四；一般幹部七百四十九人，占這類幹部總人數的百分之五點二。（註四十一）雲南大學校長、著名作家李廣田，醫學院院長、長征幹部顏義泉等名列其中。地縣機關也開展了相應的運動，批判和鬥爭的對象比省級機關更多。
農村整風整社的風向也隨之轉變，由原來糾正「五風」變為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這場鬥爭中，大批講真話的基層幹部和農民受到批判鬥爭。一度暫時剎車的「五風」重新抬頭。
在反右傾鬥爭的強大衝擊下，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糾正錯誤的政策，有的停止執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一九六零年要完成糧食產量二百億斤（一九五七年為一百一十六億斤，一九五八年為一百零八億斤，）， 鋼二十五萬噸（比一九五九年增長百分之四十），鐵四十五萬噸（比一九五九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一），銅一點六四萬噸（相當於一九五九年產量的三點四倍）。（註四十二）在高指標的壓力下，「苦戰」、「火燒中游」等口號又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出現。省委還組織「改造落後工作隊」，到一些縣進行檢查督促。把辦好公共食堂作為農村高舉三面紅旗、實施持續躍進的突出內容。邊疆地區一度停辦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復起來。這些使得虛報浮夸、強迫命令、瞎指揮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又有所猖獗。
於是，飢餓、浮腫、死人的情況又繼續出現。
七月底，省委辦公廳綜合報告（註四十三）：「全省腫病繼續有發展，六月底統計為一萬八千人，七月底發展到二萬八千一百八十九人。玉溪、楚雄、昭通、七月份都有很大的發展……僅據玉溪、紅河、麗江、臨滄、昭通不完全統計，自今年一月份起到七月底止，死亡人數七百八十七人，其中文山專區三百九十人，玉溪專區二百二十三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玉溪地委報告（註四十四）說，今年春耕期間腫病一千二百人左右，六月份增加到三千人，七月份增加到五千人。從三月到現在，共發生腫病一萬六千二百零八人，死亡五百三十二人。
七月份以來，楚雄地區腫病、干病發展很快，據初步普查的結果，已上升到一萬五千多人。其中，大姚縣上升到七千六百六十七人，楚雄上升到三千零七十三人。大姚縣彌興公社七月一日到二十五日就死亡三百一十三人。彌興公社有些管理區食堂領不到糧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頓飯只給一二十斤糧食。這個公社大苴區小春以後，公糧和餘糧沒入庫就吃掉了，上面還緊催公糧任務，管理區就把剩下的五萬七千斤種子全部作為公糧入了庫。從七月十七日起，管理區就不能給食堂發糧了。小苴管理區是全地區的先進管理區，一九五五年以來公餘糧從四十多萬斤增加到八十七萬斤。公糧一交，就要吃供應糧。（註四十五）
思茅地委一九六零年九月三日報告（註四十六）說，從二月開始，就出現了零星死人。七月，病情和死亡急劇上升。據現在調查情況，病人已不下一萬五千人，死亡四千五百四十一人，其中非正常三千多人。據省委指示，集中一百八十多個點進治療。到八月，全縣還有病人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五人，八月就死亡一千三百五十八人，平均每天三十多人。
據硯山縣縣委一九六零年統計，一九五九年秋收分配的結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糧三兩以下的六十一個隊、八千一百二十七人；三-四兩的有三百四十三個隊、五萬零九十二人；五-六兩的有三百五十七個隊、四萬零八百九十人。平均口糧四兩以下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兩以下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這還不包括寅吃卯糧的數字在內。明德公社綠采大隊去年分配每天口糧二點三兩，今年五月缺糧。縣委書記縣長到那裡搞安排生活的試點，反覆搞了三次，時間持續三個月，都沒有正式供應糧食。直到餓死九個人，才按五兩口糧供應，繼續死亡多人。生活困難的地區普遍出現賣衣服、傢具、被子、手飾等物品換點巴蕉充饑。在這種情況下，社員出工不積極，也有人棄農經商。縣委就通過開展一場群眾性的對敵鬥爭來解決問題，在短時間內，鬥爭了五百多人。對敵鬥爭更影響了生產，截至六月五日，硯山全縣十六萬畝稻田只栽了六萬畝。（註四十七）
由於「五風」重新抬頭，品質差的幹部為非作歹，農民繼續遭受迫害。楚雄縣蒼嶺公社黨委副書記余某在春天插秧時公開在支部書記會上講：「五十歲以上的社員干病、腫病不給治療。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勞動力發口糧。」有些乾瘦病、腫病人因此活活餓死。余親自動手打了四十六人，其中打死四人，打殘九人。朝陽寺生產隊社員張發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幾口秧，余看到後用牛擔擊張胸部，張當場吐血。張受傷不能勞動，余又將張的糧食標準降低。張在大山咀犁田時，因餓得沒有力氣，抬不動犁，被余看見后又打了一次。五月十六日，張在大溝邊犁田，餓得不行就拿了一點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見，就將牛解掉一條，讓張代替牛拉犁。張拉不動，余就用牛棍亂打，用腳亂踢。張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饒，余繼續毒打，直把張被活活打死。余經常用扣口糧的辦法來懲罰社員，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餓死。桃園生產隊社員汪兆富兄弟二人，由於六天沒給口糧，到山上找野菜，餓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餓死在家裡。陳家壩生產隊十二天沒有口糧，全隊七十六人只好吃菜根。八十六歲的社員程樹生咬不動菜根活活餓死。他家還有四個月的小孩子沒有奶，求余批點米給小孩度命。余把申請米的條子撕掉，還罵了一噸。過幾天小孩也餓死了。桃園管理區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二人，乾瘦病、腫病二百零五人，死九十八人。七十一歲的社員鄭關氏餓得上吊自殺，她兒子從田裡回來料理喪事，余對鄭明理拳打腳踢，不準往外抬，直到屍體腐爛才讓抬出去。余某對社員如此殘忍，自己卻大搞特殊化。他家一九六零年吃了豬肉一百六十二斤，牛肉二百六十斤，雞四十六隻、魚一百七十三斤。他家養三條狗，每月供應口糧九十斤。一母狗下了六隻小狗，還供應了大米六十二斤。群眾說：「余文明對社員不如狗。」余文明在一九五八年就打社員，一九五九年春天有所收斂。一九五九年秋天反右傾后更加囂張。這樣一個壞幹部，在一九六零年的群英會上卻獲得了銅質獎章，又評上了「四好乾部」，並由桃園管理區支部書記提拔為公社黨委副書記。在權力沒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現余文明這樣的幹部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問題暴露后，不從制度上找原因，卻認為余解放前當過兵，是漏劃地主，是封建勢力復辟。采「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解決問題。（註四十八）
飢餓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文山地區馬關、西疇鬧糧問題的兩個彙報》中說，馬關縣城關公社第三大隊有六個小隊，二十三日晚飯後，來自幾個小隊的七十-八十名農民到縣委會去請求解決糧食問題。糧食由公社掌握，前幾天是六七天領一次糧，現在是吃一頓，領一頓，而且要寫報告。二十三日沒有領到糧食，沒有飯吃。農民找隊長，隊長讓找大隊，大隊說找公社，最後一直找到縣委。西疇、王栗坡每天只供應三兩糧食。
註解：
[註二十七] 《陸良縣腫病死人情況——陸良縣委書記孔祥柱同志彙報紀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註二十八] 《中共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二十九] 省委農村工作部：《陸良茶花鄉腫病死人情況調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註三十] 省委檢查組：《檢查陸良茶花鄉情況簡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三十一] 劉卓甫：《關於曲靖專區腫病情況報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
[註三十二] 瀘西檢查組：《檢查前瀘西縣違法亂紀問題的總結報告》，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註三十三] 省委檢查組：《關於羅平縣腫病情況的調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註三十四] 此件存雲南省檔案館，全宗號：二；目錄號：一；案卷號：三零七五。
[註三十五] 中共雲南省委檢查組：《檢查陸良茶花鄉情況簡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三十六] 馬力、賈興福給省監委的信，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
[註三十七] 《中共雲南省委關於曲靖等部分地區發生腫病情況的報告》，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註三十八] 《中共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三十九]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八四-五八五頁。
[註四十] 《地委書記會議討論彙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四十一] 《省委關於在省級機關中開展反右傾鬥爭的情況向中央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雲南省委文件，[五九]四四一號。
[註四十二] 中共雲南省委第一屆第八次全體會議決定：《關於堅決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議的決議，以實際行動保衛黨的總路線，力爭提前和超額完成一九五九年生產任務的決議》，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四十三] 省委辦公廳：《全省各地腫病情況綜合》，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
[註四十四] 《玉溪地委腫病檢查報告》，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
[註四十五] 楚雄地委：《關於腫病情況向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註四十六] 思茅地委的《關於瀾滄縣腫病死人問題的檢討報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三日。
[註四十七] 省委工作組：《關於硯山縣忽視群眾生活實行亂鬥爭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八日。
[註四十八] 楚雄地委：《關於楚雄縣蒼嶺公社桃園管理區問題向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九日。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
